一年一度的高考結束了，接下來的重頭戲就是填報志願。選什麼專業好呢？
我們先一起來回顧一下，自1977年高考恢復以來，億萬學子都思考過這個問題。而熱門專業的更迭，清晰地反映了時代的變遷。那些叱吒互聯網的企業大佬們，當年考了哪所大學？讀了什麼專業？在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的今天，我們的高考經歷的這些變化，你都清楚麼？
圖片來源 / 21世紀經濟報道
975萬高考考生陸續走出考場，等待他們的是選專業報志願的抉擇。
以往這個時候，往往會有家長一擲千金，請諮詢機構給孩子選一個好專業。新高考啟動後，這樣的焦慮已經從考後選專業提前到了高一結束選科目。
“新高考下，學生一般在高一結束後就要確定自己的選考科目，如何判斷學生到高三時在哪些學科，乃至在哪些大學專業富有潛質，是一個有挑戰性的話題。現在一些提供高考報志願服務的公司已經在向高中生提供選科諮詢服務，而且客單價還不低。”第三方教育評價服務公司慕華尚測CEO劉穎說。
2018年，新高考繼續擴圍，將於今後兩年在新疆之外的所有省份啟動。在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場高考升學規劃講座上，幾位家長現場當即決定購買30000元的“一對一規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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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讓考生在歷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學、生物、技術等科目中選考3門，這讓學生可以更多按照自己的興趣學習。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邵光華對5582名浙江省2017年高考考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生選考科目組合覆蓋了“7選3”的所有35種組合，表明選考制度真正擴大了學生的選擇權。
與選科科目組合增多形成對比的是，2018年的招生中，越來越多的大學採取專業類招生，將多個相近專業組成一個專業類，學生學習一至兩年後再進行分流。
“專業類招生能給學生更多選擇專業的機會，也有利於落實‘厚基礎、寬口徑’的培養理念，而創造性人才的知識結構特點就是學科交叉融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李碩豪說。
但給學生更多的選擇權與高校專業發展之間卻存在著博弈。“專業類招生給學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戰，而且已有經驗表明，專業類劃得過大，有的細分專業可能會招不滿。”李碩豪說。
高中選科難題
新高考陣營繼續擴圍，對過往改革的評估和總結也在持續進行。邵光華調查分析後發現，5582個樣本中，1/4的學生並非是出於興趣選擇的選考科目，新高考在讓學生進入理想專業方面也不盡人意，沒有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專業學習基礎。
非興趣，即功利。上海、浙江的2017年考生中，就出現了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放棄物理等難學科目的現象。
根據兩地教育考試院的數據，2017年的25.01萬浙江考生中，有8.95萬人選考物理，佔全部考生的35.78%，在7門選考科目中，排名倒數第二。上海5萬名考生中有1.92萬人選考物理，佔比38.4%，在6門選考科目中同樣排名倒數第二。
棄考物理長期存在將對我國工業發展的人才帶來危機，一名教育學者指出，如果多數中國人自己不從事基礎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對中國的創新能力和國防安全都會造成巨大的隱患。
由於出於功利性目的棄考物理等科目，帶來了考生進入大學後發現自己高中的知識基礎沒有打好。邵光華的調查發現，這樣的學生接近1/3。
公開報道稱，2017年復旦大學在第一次統考“大學物理”時，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體不及格率達到了30%以上，這一數據遠遠高於往年。很多學生的物理水平僅僅是初中水平，和其它省份考生物理認知水平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受“志願填報時學生選考科目只需1門在高校選考科目範圍之內就能報考該專業（類）”規定的影響。
比如，浙江省不久前公佈的2019年擬在浙江招生的高校各專業（類）選考科目要求中，選考科目要求範圍為1門的專業佔6.8%，2門的佔8.8%，3門的佔23.3%，不限的佔61.1%。
“高校大量專業招生不限選考科目，與生源競爭有關，作為考生來講，面對同等水平的兩所高校，如果相同的專業一所大學不限考試科目，另一所限制了，考生很可能就報考不限科目的大學了。”劉穎說。
邵光華也認為，新高考改革的自由選考和高校寬鬆的專業科目要求，使學生很難打下好的“對口”基礎，過於放開選擇性對人才選拔和培養可能並不利。
在此背景下，北京等第2批啟動新高考的省份將對選考科目進行限制，不再“遷就”考生。今年5月發佈的《2020年擬在京招生普通高等學校專業（類）選考科目的要求》中，必須選考物理的專業數量大大增加，甚至出現了須選考兩門科目的專業。
比如北京大學的工科試驗班類、理科試驗班類、數學類、物理學類、天文學、地球物理學類、心理學類等專業（類）均須選考物理。清華大學的理科試驗班（化生類）、臨床醫學類則須選考物理+化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環境工程專業則須選考物理+化學+生物。
用好兩次專業選擇機會
學生在新高考中專業選擇權增加，一方面體現在選考科目受限制少，另一方面體現在大學越來越多采用專業類招生。
電子科技大學招辦主任林鵬介紹，以往考生只能填報6個志願，但採用大類招生後，學生填報志願選擇的是大類而非專業，一個大類包含過去幾個專業，如果學生可以填報六個大類的話，那麼就相當於學生填報了十幾甚至幾十個專業。
學生一般在專業類中就讀1至2年，然後再根據志願和成績進行專業分流，這等於給了二次選擇專業的機會。
2018年選擇採用專業類招生的大學數量增加了。比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設置了9個大類，其中金融學類包含金融學、金融工程學、投資學三個專業，經濟學類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稅收學、財政學等專業。
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2014年開始實施按類招生，當時只有一個類別，2016年增加到4個，2018年增加到9個，包括13個專業。
北京理工大學今年就實現了跨學院的大類。上海大學則將全校大部分本科專業分為人文社科類、經濟管理類、理學工學類三個大類，進入大類的學生大一年級由社區學院統一管理，一年後分流至各專業。
“專業類招生對研究型大學是有好處的，應用型大學則不應該採取專業類招生，還是應該按照專業招生，著重培養某個領域的‘專才’，而不是‘通才’。”李碩豪說。
也因此，有些專業類又重新恢復專業招生。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食品科學與工程、食品質量與安全今年就不再按食品科學與工程類招生，而是按專業招生。
但即使在加強專業類招生背景下，邵光華的調查還是發現，近1/3的學生認為沒有進入自己想上的專業。他認為這可能與學生喜歡選擇當下的“熱門”專業有關。在專業優先的影響下，許多高分學生會選擇一般學校的好專業，進而導致正常情況下能進入該專業的學生失去錄取機會。
“按照專業類招生也是大學的無奈，無奈在於中學階段，學生們都是學習同樣的科目，參加同樣的考試，沒有讓學生明白自己的優勢潛能在哪些方面。”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
相比之下，美國早在1989年就制定了《國家職業發展指導方針》，提倡規劃職業生涯教育要從6歲開始。日本從2000年起，用3年時間開展了職業生涯教育專業教師培訓，為高中學校提供了職業教育課程所必要的設備、實習與實驗經費。澳大利亞則在高中會考中加入了10%的學習計劃考核。
“目前學生的學業和職業規劃是高中學校一個比較熱的需求。目前在新高考已經啟動的地區，這種需求正變得比較普遍。現在也有大量的公司研發這類產品，進入這個市場。”曉羊教育創始人兼CEO周林說。
加速淘汰“紅牌”專業
李碩豪也指出，“已有大學在幾年前就開始大類招生，但發現專業類跨度過大，學生之後分流專業時，有的專業就沒人選了，所以又縮小了專業類的專業數量。”
5月26日，在一場河北省部分高校高考招生工作研討會上，多所高校招生負責人都表示，高考改革的實施，必將對高校專業的調整產生較強的衝擊，優勢專業定會受到熱捧，而冷門專業也將面臨生源不足的困境。
由於學生在填報志願時，專業比學校相對更受重視，導致2017年的錄取中，一些學校整體一般但特色鮮明的高校逆襲成功。比如同濟大學浙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錄取分數線超過了很多985、211高校，西北政法大學在浙江省的法學錄取分數線與很多211高校看齊，甚至超越了一些211高校。
但中國教育在線近日發佈的《2018年度高招調查報告》也顯示，高水平大學某些優勢不明顯專業的警鐘已經敲響。
2017年浙江高考錄取中，部分原“985”“211”工程高校的專業投檔分數線出現了較大差距，同一所學校內，各專業間最高投檔線和最低投檔線之間的差值高達60分之多。如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專業分差65分，東北師範大學的專業分差61分，西南交通大學的專業分差55分。
調研機構麥可思研究院每年發佈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都會列出紅牌專業，2017年的本科紅牌專業為歷史學、音樂表演、生物技術、法學、美術學、生物工程。其中，音樂表演、美術學連續三屆是紅牌專業。
壓力之下，部分高校正在停招一些專業。湖南理工學院招辦主任易波介紹，該校今年停招了6個專業，分別是工商管理、公共事業管理、網絡工程、汽車服務工程、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信息工程。
就業差是原因之一。比如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環境科學專業近3年的就業率分別為88.89%、90.00%、95.00%，低於全校當年的年度就業率。
有的專業停招則令人吃驚，比如時下火熱的新興專業物聯網工程。停招的原因是“分流情況不理想”。學校當初按照大類學科招生，大二時根據學生自主選擇專業實行分流，2015年有84人選擇該專業，2016年是65人，到2017年下降到了14人。
“實行專業類招生的副產品之一，就是那些辦學水平不夠高的專業漸漸沒有學生願意分流，就自我淘汰了。”李碩豪說。
“總體來講，高職高專院校的專業設置可以‘隨行就市’，盯緊學生就業率，但研究型大學有知識傳承和創新的使命，不能輕易取消專業。事實上，‘名校情結’是古今中外持續存在的，對大多數考生來說，名校的吸引力還是大過專業。”李碩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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