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媒These Footabll Times近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Alexander Shea從歷史、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在法國階級對立和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法國足球是如何一步步艱難發展的。
巴黎有一座橋叫做聖提爾·梅托里坦，他連接了巴黎的兩個世界。從法國最富有的社區所在地-西郊的紐伊利-塞納河開始，混凝土結構蜿蜒向北穿過單調的塔樓和廢棄的發電站，走向與首都繁華相反的另一個世界——聖丹尼（Saint-Denis），它是巴黎最貧困的街區，可容納81000名觀眾的法蘭西體育場坐落於該區，而橋在距離地面5米高的地方戛然而止。高架行人道似乎消失在了稀薄空氣中，行人面臨著掉落到橋下街道的危險。
聖提爾·梅托里坦被人們稱為“絕路橋”，這是有原因的。除了建築未竣工之外，這座橋還將行人帶到了經濟陷入停滯的聖丹尼區，該區的貧困人口比率達到了29%，當地住戶的人均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00歐元。
法蘭西體育場的名稱首字母縮寫為SDF，有趣的是在法語中，SDF也是“無家可歸”的首字母縮寫。在聖丹尼區，超過45%人口住大街或住在並不適合居住的房子裡，當地平均每個月都有3人因無家可歸而死亡。
聖提爾·梅托里坦距離竣工日期還有一段時間。在2014年，時任法國總理的讓-馬克-艾羅宣佈，修建這座橋的目的是“再次創造一個由黑人（Blacks）、白人（Blancs）和北非移民（Beurs）共同組成的法國”。通過將以白人住戶為主的街區與擁有多樣化種族人群的郊區連接起來，這座橋試圖重現1998年那支法國國家隊的種族和諧。在當時，法國隊內既有圖拉姆等黑人，佩蒂特等白人，也有像齊達內那樣的北非移民。
1995年，雅克-希拉剋（Jacques Chirac）指出法國社會因為種族問題而被割裂，但到1998年7月份，在法蘭西體育場的某個溫暖夜晚，所有問題似乎都煙消雲散。1995年，阿爾及利亞恐怖分子在巴黎地鐵製造爆炸案；1998年，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齊達內幫助法國隊贏得了世界盃冠軍。
世界盃決賽結束後的第二天，法國《隊報》首頁照片反映了法國渴望樹立一個包容、種族多元化的國家形象。在那張照片中，齊達內與波蘭移民的兒子德約卡夫一起慶祝，似乎希望救贖整個國家的種族鬥爭。黑人和移民的政治權利似乎也迎來了一個分水嶺式時刻，激進的保守派人士夏爾-帕卡（Charles Pasqua）和阿蘭-朱佩（Alain Juppé）宣佈了一項“齊達內計劃”，試圖使得法國的7萬“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
二十年後過去了，如今這支征戰世界盃的法國隊也擁有一批黑人、白人和北非移民球員。如果沿著聖提爾·梅托里坦橋或橋下的地面人行道往前走，你很快就會沉浸於這個國家的新足球夢想中，一路上看到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球星們的彩繪壁畫、超大海報和塗鴉。
經過姆巴佩的家鄉邦迪（Bondy），你會看到在一張巨大廣告牌上，姆巴佩朝你眨眼睛。在Roissy-en-Brie，你又會看到保羅-博格巴的大幅牆畫，部分地鐵站內牆上還貼著馬圖伊迪的海報……在德尚執教的球隊中，8名球員來自巴黎郊區。
雖然如今的法國隊很容易讓人追憶1998年，但你仍然無法通過那座橋走向任何地方。為什麼？因為從根本上講，1998年那支法國隊所反映的政治思潮是倒退的。在前法國主帥雅凱的執教下，高盧雄雞之所以能夠征服一代法國球迷，是因為球隊象徵了社會保守主義，而非先進的種族政治。正如社會學家Stéphane Beaud所說，1998年法國隊內只有3名球員是移民的後裔，從這個角度來看是自1904年以來最單一的國家隊，絕大部分球員都來自傳統的較小城鎮和鄉村。
從某種意義上講，1998年的法國隊就像一塊瑪德琳蛋糕，讓許多法國人回想起了多年前更簡單、坦誠的年代。若觀看Stéphane Meunier執導的紀錄片《98世界盃之旅》，你也許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尼古拉斯-費爾伯特（Nicolas Philbert）執導、2002年上映，聚焦兒童教育的《是和有》（Être et Avoir，也被譯作《山村猶有讀書聲》）。《是和有》塑造了一個單純溫馨的鄉村環境，並藉此贏得了法國民眾的心；在影片中，一位上了年紀的鄉村教師使用粉筆和黑板，通過傳統教學方法改變了孩子們的命運。
在紀錄片《98世界盃之旅》中，雅凱也很像一名注重紀律性的學校教師，向法國球員們灌輸了努力工作的價值觀。雖然法國社會在那個年代面臨著割裂，但來自農村、作風簡樸的雅凱與球員們相處得很好；雅凱總是保護球員，當球隊沒有進球時，他甚至經常批評球門柱太方了……那支法國隊喚醒了許多人童年時的記憶，在那個年代，似乎一切都更簡單。
《是和有》（Être et Avoir)
1998年法國奪冠的特別之處並不體現在球隊擁有來自不同種族的球員，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背景非同尋常。事實上，法國隊一直由多種族的球員組成。1986年，《隊報》作者迪迪埃-布勞恩（Didier Braun）在一份調查中發現，從1900年~1986年，在代表法國隊參加比賽的600名球員中，超過200人都有移民背景。
許多年來，法國隊的球員種族多元化特徵並沒有被重視，但隨著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上世紀80年代崛起，人們開始從種族和文化視角看待1998年的法國隊。1983年，這個由讓-瑪麗-勒龐領銜的極右翼政黨強行進入國家議程，在巴黎最貧困地區之一贏得了選舉勝利。在當時，法國國民陣線提出了一系列種族主義言論，甚至將郊區描述為充斥著犯罪和混亂的“貧民窟”。
法國政客針對“痞子”的戰爭撕裂了整個國家。1995年，雅克-希拉剋當選法國總統——為了拉攏國民陣線的選民，希拉剋發表了反移民的言論。當他將1200萬住在郊區的法國人形容為垃圾時，就連那些最溫和的政治評論家也感到震驚。而那也引發了暴力和警察軍事化等連鎖反應。
上世紀80年代，巴黎市郊平均每年發生兩次騷亂，但199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5。法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在那一年發現，34%的法國人對移民持有種族主義態度。不過，另外66%的法國人都厭惡種族主義。1996年，兩百萬法國人參加了在巴黎進行的一場反種族主義示威遊行，那也是自1968年法國學生騷亂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抗議。
所以對許多法國民眾來說，法國隊在1998年世界盃上奪冠讓他們暫時脫離政治仇恨，沉醉於勝利的喜悅和幻想。世界盃如同聖提爾·梅托里坦橋，讓巴黎人能夠深入郊區，卻又不必降到地面，面對郊區街頭的種種現實……法國隊奪冠讓人覺得克服了一頭政治惡魔，但事實上它只相當於一張創可貼，無法彌合法國社會的巨大傷口。
創可貼也很快就失效了。1999年，法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發現，仍然有34%法國人持種族主義態度。從1999年到2010年，該委員會每年發佈的數據顯示，種族主義者佔法國總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到本世紀前十年臨近結束時才剛剛下降到低於30%。
2005年在聖丹尼區，15歲的查奧爾（Bouna Traoré）與17歲的本納（Zyad Benna）爬上了一所變電站兩米高的黃色牆壁。兩名男孩因為看到其他黑人青年被警察追捕而驚慌，害怕自己被警察錯誤地認為是被追捕對象，所以他們急於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卻沒有注意到變電站牆上的危險標誌。查奧爾和本納因遭遇2萬伏特的電流擊中而死去，而當兩名男孩死亡的消息傳開時，法國各城市爆發大規模騷亂，最終導致超過8000倆汽車被燒燬、2900人被捕，3人在騷亂中死亡。
近幾年來，法國社會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有誤導性的政治口號：以文明對抗郊區野蠻人。該口號將那些有移民背景，年輕叛逆的法國人定義為新的政治下層階級。2010年，文明與“野蠻人”的戰場從巴黎郊區轉移到了南非的足球場，法國隊在那屆世界盃上的表現堪稱災難；被許多人視為郊區偶像的阿內爾卡因辱罵主帥多梅內克被開除，而這引發了球隊“兵變”的政治醜聞，對法國足球的負面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法國政客將阿內爾卡視為一個反面典型，認為他反映了郊區族群的道德退化。1998年當法國隊在球場上順風順水時，這些政客們曾提出黑人、白人和北非移民融合的口號，但那更像是一番自鳴得意的表態——他們似乎真的相信法國隊之所以能夠奪得世界盃冠軍，正是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包容、多元化等國家……
一旦法國隊遭遇失敗，情況就變得完全不同了。法國政客們覺得球隊的失利與白人無關，黑人和移民需要擔負全責。例如，法國衛生和體育部長羅塞琳娜-巴切羅女士（Roselyne Bachelot）就曾說，球隊失敗的根源在於“郊區的暴民文化傳染了整支球隊”。
上世紀90年代的政治對法國社會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種族主義再次抬頭。法國足協主席勒格拉埃（Noël Le Graët）曾公開宣稱，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球員才被允許為法國隊踢球。2013年，Daniel Riolo著作《痞子與法國足球》（The Riff-Raff and French Football）成了法國的暢銷書之一。
法蘭西體育場內燈光閃耀，但在法國首都巴黎，在一座尚未竣工的橋下街頭，這個國家最具分裂性的政治衝突仍在延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者吉利斯-凱佩爾（Giles Kepel）就將聖丹尼區描述為法國的新恐怖政治，即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中心。
2015年，在巴黎恐怖襲擊爆發後，巴黎警方和恐怖分子在距離法蘭西體育場僅兩公里的小路Rue de Corbillon交火。警察威脅當地人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去年2月份，一位名叫Théo的22歲黑人青年被警察用一根警棍“施暴”；七個月後，24歲的Yassine遭到警察毒打，後來人們在河中發現了他的屍體。
在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造訪國家隊集訓營，與來自郊區的法國球員們合影的那一天，他否決了旨在改變1000萬巴黎人生活品質的一攬子改革計劃。該計劃試圖從19個方面改變法國政府與郊區交流的方式，投資超過50億歐元以提升教育標準，避免出現新的動亂，也受到了各界學者、經濟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的廣泛好評……但馬克龍卻選擇了繼續走上世紀90年代政治的老路——如果“郊區野蠻人”無法融入社會，他們自己承擔責任；他們應當自己避免暴力犯罪和混亂。
姆巴佩也許在邦迪的廣告牌上向你眨眼，保羅-博格巴也許會歡迎你來到巴黎市郊，但與1998年法國隊的球員們一樣，他們無法修復這個國家的種族傷痕。在巴黎的夏季，社會緊張局面往往很容易引發暴力事件，雖然德尚正帶領著球員們征戰世界盃，但在巴黎夜晚，人們高喊的名字也許是Theo和Yassine，而不是博格巴或姆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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