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结缘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这个民俗的道理。可是他们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本书。我不怨他们，他们实在没钱，他们成年累月地趴在土地上抠泥巴，只是为了求得一口饭吃。
我七岁上蒙馆，从《百家姓》读起。几个月下来，我熟背全书，可是手中的书也几乎成了碎片，家里人说我“吃书”。读书居然能“吃书”，这当然说不上有什么“缘分”。引起我对书籍有兴趣的是小学六年级。我写了一篇农民交公粮的小文章，在上海《少年报》上刊登，报纸还配发了少年赶毛驴驮粮行路的插画。那时没稿费，报社给我寄来《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丁丁游历北京城》等几本书，小朋友们争着看，最后不知书归何主了。但从那时以后我爱上了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地理图书。我家乡间茅舍的墙壁上挂着我自己绘制的全国各省地图和铁路分布图。我上初一时就订阅了《旅行家》杂志。当时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将来学成之后，做个旅行家周游世界该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于是我使劲地读书。父母给我几个钱，我拼命地节省下来也是为了购得一两本书。记得初二那年暑假，县血防站组织我们部分同学普查全县的地方病，调查结束后，我大概分了几块钱。我用这个钱买了一条三角裤（打篮球时穿用），还买了一本陈垣主编的《同音字典》。我在这本字典的扉页上，写上了“我永远热爱的哑巴先生”这句话。这位帮我经常干活的“知己”伴我读书至今，我的随和和不愿差强人意，恐怕就受到这本“同音”字典的影响。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上大学的我更爱读课外书了。虽然我依然贫困，但到书店购书成了我的一种“业余爱好”，只要口袋里积攒一点钱，就去跑书店。最先购得的《古代诗歌选》和《古代散文选》，成了我大学晨读的主要教材。我的专业是政治理论，但我的爱好是文学。这没办法。班主任老师在同学面前说我的“专业观点不强”，但每次考试我的专业课成绩并不赖。我对付的窍门是，平时读文学，考试时突击读专业书。我去书店购书也都是文学类，所有的马列著作都是学校当作教科书发给我们的。政治理论书籍我只买过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文革”前夕毕业要写论文，我选的题目是《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标本——评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实在地说，我很喜欢读这两本书，可又要“批判”这两本书，我说不清什么道理，只能叫差强己意了。后来论文还被选入学校编印的《优秀论文选》。“文革”时，我的藏书中保存的冯定的这两本书和马南邨的《燕山夜话》当在围剿之列。我寝食不安、辗转无策，如何收藏这几本书成了我当时的“心病”。最后，我想了一个绝招：将这几本书用报纸牢牢实实地包扎起来，送到乡下吊在我姐姐家的屋梁上。乡下人只管种田干活，了解不到多少“不该发生的故事”，即使他们看到了也想不到上边收藏的是封资修“大毒草”。当然，当时这样做也是要有一点“英雄精神”的。后来，“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这几本经历了风雨的书成了我的珍藏书目。我住家从江北到江南又到南粤，几经周折，我都将这几本书视作珍贵的实物遗存收在我的书柜中。说真的，好书同我是有缘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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