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晓宇
有一次和鹦鹉史航吃饭，提到秦怡。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刘晓庆是个像水龙头一样的女人，无穷无尽，那么秦怡这辈子更像是一块白色的海绵，吸收精华，但也吸纳苦水。她就像《水浒传》里的扈三娘，命运沉浮，成为一名沉默的女杰。
秦怡出生于1922年，比玛丽莲梦露还要大4岁。梦露去世51年了，她还活着，今年94岁。她的一生，简直是个女性版本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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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
1980年代，中国最走红的女明星是刘晓庆。有一次，她穿一袭露肩绣亮片的长裙参加官方的颁奖晚会，明明风姿绰约，但临出场又怯生生地觉得，老艺术家们都在场，要不要换一件更加稳妥保守的衣裳。
她的朋友劝她说：“几十年媳妇才能熬成婆，等你成了婆，就能公开宣称为著名艺术家了。至于有没有成就，够不够格，都是次要的。”
最近，刘晓庆在深圳出席她最近的一次颁奖典礼，接受黄秋生的恭维：“刘晓庆是我的女神，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她就已经走红了。”
30年过去，她果然熬成了“婆”——不过现在不兴说“著名艺术家”，要说“女神”。
这一年有点忧伤。2012年，陈强和张瑞芳相继去世。当年的老艺术家还健在且不时露面的，只剩下秦怡一个。这天晚上，“女神”刘晓庆没能压轴，最后一个出场的是94岁的秦怡。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裙子和赵本山牵手走红毯，还被法国男演员JEREMY IRONS亲吻了脸颊。这是一场堪与好莱坞媲美的盛宴，觥筹交错，灯光闪烁，女明星们也一个比一个大胆，远非当年刘晓庆的诚惶诚恐可及。
时代变了。老艺术家显然不太能够融入这种场面，她身处其中，遥遥相望。谈到献吻的JEREMY IRONS，她问：“听说是个外国导演？”她又说：“有的同志非要请我去，推不掉。”事实上，无论“老艺术家”还是“同志”，它们和“秦怡”一样，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象征物。
然而，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们，他们都需要秦怡的在场。商人们需要她来烘托气氛、制造话题。她仍然能够满足公众对遥远旧上海的“镀金时代”的想象。她的出现，将被解读为某种复兴的雄心壮志。91岁的老人则需要证明自己仍然骄傲和有尊严地活着。她的丈夫、儿子和姐妹们都去世了，她独自住在衡山路空荡荡的公寓里，需要有事情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也需要某种“被需要”的感觉。
一个礼拜之前，她刚刚飞到北京，客串田壮壮导演的电影《杨贵妃》，扮演黎明的姑母。她却不过情面，田壮壮是她的故交于蓝的儿子。但其实，她对田壮壮和他代表的某种新鲜文化感到陌生。“他总是胡子拉碴的。他的电影我也不爱看，看得我想睡觉。”她提到的田壮壮的电影，其实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秦怡和她身处的时代是有距离的，但她做出各种努力，想要自己和别人都忘记这一点。她甚至还在写剧本、拉投资，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塑造一个经典角色。“我必须工作，要不是工作，我活不到现在。”她说，“我现在还在努力，当然，还能努力多久，也是说不好的事情。但只要还活着，就要努力。”
就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位男士。他来自青海，是一位退休的气象局长。他将遵守自己的承诺，帮助秦怡完成她的剧本《青海湖畔》。这是一个文革期间的爱情故事，既是时代悲剧，也是爱情悲剧。回望秦怡一生，不知道她的剧本有多少自我诠释的成分，但她无疑把自己所有的人生阅历和技术储备都投注其中，整整捣鼓了30年。
可以说，1983年她的丈夫金焰去世之后，剧本和身患精神病的儿子就是她仅有的寄托。2007年，她的儿子又去世了，剧本的进展对她无疑更加重要了。早些年，秦怡曾说，希望自己来演女主角。现在，其实人人都清楚，这简直不可能。人们会发现，秦怡远非照片和镜头里那么精神饱满，她毕竟是个很老的老人了。有时候，她会听不清沙发对面的客人说话，但她的自尊心很强，也不追问。她会假装自己听懂了，然后开始讲一些完全无关的话，顺便开始下一个话题。
多少年前，夏衍说秦怡，“糊涂又大胆”。当年，她不过16岁，是重庆华艺剧社里最年轻的女演员。如今，年届九十，她竟还如此倔强。不为别的，她确实喜欢这样的自己：历经不堪的命运，遭受欺骗、伤害和挫折，但永远在不屈地奋斗。
秦怡纪念馆雕塑
时光荏苒，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真正记得秦怡扮演过的银幕角色。大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几经更迭，连她的后辈田壮壮都已快要淡出，她曾经的林红、芳林嫂、女篮五号，那更是时代的文物。但“秦怡”这个名字已经被牢牢记住。作为一名仍在世的女演员，竟然在上海市郊已经有了一座名为“秦怡纪念馆”的建筑，离纪念馆并不太远的地方，有她的“寿穴”。 旁边是一座黑色的碑石，那是她的丈夫金焱。墓园周围，还有沈浮、郑正秋、郑小秋、魏鹤龄、张骏祥、桑弧、刘琼，以及阮玲玉和上官云珠的衣冠冢。
百年未至，秦怡却已走上佛龛。她还活着，但这个世界非要像对待一个描金塑像一样对待她。人们同情她的命运，又佩服她的顽强，就像发现了河对岸闪烁的绿灯一样惊奇。
2
秦怡住在衡山路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里。这是个老式小区，没有门禁，但是种了很多梧桐和桂花，很安静。
对于“安静”这个东西，94岁的秦怡时常流露出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每天早上，保姆上门把一天的饭菜准备好，她要么用微波炉热来吃，要么自己下点馄饨，再忙一些的时候，随便啃几块饼干也算一顿。其实，她很少成天待在家里，光是各种社会活动就够她忙的。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其实她哪个角落也不愿意多呆。
“我在这个屋子生活了快20年，这个地方没有一块是我爱呆的，我儿子死以前，我怕他这样过日子太可怜了，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房子。我当时想，我老了，伺候不动了。如果找个人伺候他，那么要有好的条件。钱付好了，房子也交了，儿子没看到就去世了。”
到了秦怡晚年的时候，她不劳动用演技，单凭自己身上的命运感便足以征服观众。她一生有过两段婚姻，但都不幸福。17岁的时候，她嫁给演员陈天国，但对方有严重的酗酒和暴力问题。25岁的时候，她嫁给电影皇帝金焰，但短短7年后便分居。不久以后，金焰常年卧病在床，婚姻有名无实。43岁的时候，她的儿子被检查出精神分裂症，此后，她花了整整42年的时间照料生病的儿子。她曾经在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说过，自己一辈子有三大遗憾：没有领略过甜蜜的爱情，儿子生病，以及，没有塑造过一个真正的角色。
秦怡是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吊诡的女性命运并不少见。她在上海长大，从小迷恋电影，奉阮玲玉为偶像。阮玲玉自杀那一年，她才13岁，也跟着在街头掉眼泪。20岁那年，在重庆和她同住的女演员英茵自杀。
“后来想起来，她是在为爱情痛苦。”秦怡回忆说，“她爱上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又不想伤害别人。她给我看他们的信，都被泪水染得模糊了。她每天晚上不睡，一直抽烟。我问她，她就说，我所经历的痛苦，你一个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
那时候，秦怡刚刚开始自己的前程。她尚未料到，自己未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并走上和她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秦怡很美，而且她知道自己美。这一点，从她小时候的照片里倒看不大出来，但一旦来到重庆，这一点就得到了所有男性的公认。
有一次，秦怡和剧社的一群朋友去逛公园，所有人站在孔雀面前它都不开屏，只有秦怡站过去，啪，孔雀就开屏了。秦怡从此落下一个外号“孔兄”，后来，吴祖光给她写信，起头总这么叫她。大家还给她起了个英文名字叫“HELEN”，这个名字有宿命感，甚至足以引发战争。
一直到现在，秦怡仍然珍惜自己的美。她家的客厅不大，但两面墙上除了各种奖杯和证书，就是两张大幅的油画，分别是20岁和70岁的秦怡。20岁的时候，她束起卷发，穿着一条宝蓝色的连衣裙，端坐在画家的目光下，双手垂放在膝盖上，显得文静内向。70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剪短了，变黄了，但斜睨着观众，仍有她的风采。
在通俗审美中，似乎只有美女才配得上跌宕的命运，如果只是相貌平平，则不值得大惊小怪。1940年代的重庆，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发起新生活运动，日本人不时在轰炸，共产党的活动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里，秦怡认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一代名流：夏衍、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金山、翦伯赞、郭沫若……当时的左翼名流经常去一座名为“碧庐”的别墅聚会。别墅主人名叫唐瑜，是个缅甸华侨，家境富裕，喜爱交际。传说，他家里有个金梳子，只要缺钱，掰一根齿子就够用了。这里的聚会，又叫“二流堂”（取“二流子”的反讽之意），所有人在后来文革的调查中都将因此蒙难。
秦怡很少去二流堂，但她显然相当受欢迎。多年之后，回忆皆成逸事。
“金山给我写过信。但我发现他还在追求别人，就没理他。后来，他老了以后，还来跟我道歉。”金山，著名演员，地下党员，有“中共第一花花公子”之称，后娶张瑞芳，复娶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最后又娶了孙维世的妹妹孙维新。
“刚出发的时候，丁聪是跟我一起的。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但我没感觉。”
“到了西康，运送物资的大队长对我也很好。我也对他很好，但是我还有婚姻，所以不可能。”
据吴祖光的前妻、女演员吕恩后来回忆，当年就连赵丹也曾经试着追求过秦怡。当时，赵丹刚刚跟叶露茜分手，和秦怡合拍电影《遥远的爱》。“不过，他每次看见又有小汽车来接秦怡，就很沮丧，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后来，他和黄宗英结婚，我还问他，还想着秦怡吗？他就只是笑。”
因为美貌，秦怡固然一生都受到男性的追逐。在一个连国家命运都不知往何处去的年代，两性关系恰如《倾城之恋》所说，既是迁就，也是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不能因此误解说，秦怡的青春都虚掷在异性中间。恰恰相反，她对于婚姻、爱情和男性的态度既强势，又软弱，极具时代特色。
童年时代，秦怡在上海南市区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秦氏家族是城隍庙老爷的后代，但到了1930年代，已经没落。秦怡的父亲是个会计，排行老二，个性软弱，她的母亲则是大户人家出身，相当能干，但在那个年代，她并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后来，秦怡回忆说，自己的性格既像父亲，又像母亲。
“我有我爸爸心软懦弱的一面，要不然，也不会人家说什么我都答应，陈天国逼我结婚，我也答应。其实那时候，我脑子里还是有很多封建思想的。但我又有我妈妈勇敢坚强的一面，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去面对。我有一些胆子，不然也不会三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在16岁。秦怡和职业学校的女同学一起离家出走，先到武汉，再到重庆。1938年，抗战已经爆发一年，秦怡的想法和大多数时代青年一样懵懂和坚定：不做亡国奴，要抗战。在少女时期，她经常借大姐的书看。她看过胡愈之的《莫斯科纪事》，知道共产主义大概是怎么回事。她也喜欢《安娜卡列尼娜》，
“我跟大姐说，我们家的大伯父不就跟卡列宁一样，看起来平静，其实很冷酷。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后来，秦怡一定看过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在不确定的年代，女性出走之后，往往是下一次出走。她要追求的是事业和能够配合自己的伴侣，而不是一个禁锢人的家庭。在重庆只待了不到两年，她刚刚机缘巧合成为一个小有名声的女演员，还没来得及开窍，就怀孕生女。1940年，为了躲避丈夫的暴力纠缠，秦怡逃往西康。耐人寻味的是，在出发之前，秦怡找了一个人商量，就是夏衍。
“那时候，虽然没有明确说，谁是地下党，也不可能公开谈论这件事情，但我大概知道谁应该是，阳翰老是，夏衍是，金山也是。我去问夏衍，因为他老在报纸上写文章，知道是个领导。他告诉我，如果你能承受后果，就去做。”
一开始，秦怡不喜欢她的原生家庭，于是逃走。后来，她不能接受完全没有感情的婚姻，又一次逃走。如果说第一次逃是受文学的影响，那么第二次出逃的时候，秦怡已经有了朦胧的启蒙意识：党比任何男性都可靠。
几年前，秦怡参加了上海一个名为“克勒门”的沙龙活动。她被引领着，逐一辨认老上海王开照相馆的一些明星照片。她很快认出来，那个穿着飞行员夹克的英俊男人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金焰，另外一张穿着绣花旗袍的浓妆美女则是周璇。
金焰
“老上海的明星，他们比现在的明星时髦多了。”她说，“但我不是。我是在重庆开始演戏的，抗战的时候，饭都吃不饱。我不像他们，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事实上，秦怡恰如夏衍所说，是个“糊涂胆大”的人。她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更西边的边陲之地，她并未利用自己的美貌牟利，尽管这看起来应该很容易。出发去西康的时候，她甚至连一件完好的棉衣都没有。身上一件棉袄穿了多年，棉花越来越薄，不足以御寒，最后还是唐瑜送了她一件。
第三次逃亡是胜利大逃亡。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秦怡坐上军需卡车，不眠不休，回到8年未归的上海老家。当时，一群重庆文艺界人士组队前行，作家张恨水是领队。不过，秦怡说，张恨水是个不管事的人，遇到关卡有士兵拦截找麻烦，竟然都是她一个女人上。
“有一次，当兵的倒了一碗酒，说你要是能喝完，我就放行，要是喝不完，你们就别想走了。我一想，不走不行啊。我举起来就干，后来上车一整天都晕乎乎的。”
秦怡性子烈。到了1946年，有这碗酒垫底，她的性情已经呼之欲出。不过，虽然她前半辈子都在逃，可她并不明确知道自己到底要去追求什么。就像很多女明星终生所为一般，是男人和婚姻吗？不是的。
她的原话是：“那时候我刚刚经历过陈天国，什么男人啊，统统不要。我一辈子也不想再结婚了，只想好好演戏。”
一年以后，秦怡嫁给了金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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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在重庆时期，秦怡虽然已经和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齐名，有了话剧“四大名旦”的声望，但她要有全国性的知名度，以及开启更独到的演员生涯，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她只是上海众多女明星中的一个，到了1959年，她则一人主演了3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林则徐》、《女篮五号》、《青春之歌》。
如果要观察1949年前后中国银幕上女性形象的巨大变化，不妨去秦怡纪念馆转转。在反光的玻璃橱窗里，人们可以看到秦怡在1947年和丈夫金焰共同主演的唯一一部电影《失去的爱情》的剧照。多年以后，导演陈鲤庭曾经打趣说，这个电影名字没起好，男女主角果然失去了他们的爱情。在照片里，秦怡梳着两根马尾辫子，系了蝴蝶结。她的服装则是一件泡泡袖的衬衫，搭配一件束腰伞裙。要到几年以后，这个造型才被奥黛丽赫本穿红呢。显然，秦怡扮演的是个为情所困的少女。
但到了1950年，在上影厂的第一部电影《农家乐》里，秦怡仍然作为第一女主角出现。这时候，她的外表和气质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她剪了齐刘海的短发，穿着碎花夹袄，扮演一名会拉车运石头的农村妇女。
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女演员蒋天流。1947年，蒋天流在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里扮演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她烫头发，穿旗袍，别胸针，既能够照顾好家庭，也能够原谅丈夫的出轨。这就是那个年代女性的典型形象和处境。不过，仅仅在一年多以后，蒋天流的经典形象几乎被焚毁。她在《咱们夫妇之间》里的形象完全判若两人，扮演一个梳大辫子、穿罩衫的女劳模。
时代政治的变化不仅影响女演员们的银幕表现，也深刻影响她们的个人生活。对于秦怡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她和丈夫之间开始疏远。一些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差异，随着环境的变化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几乎是不可逆地影响到这段婚姻的质量。
一开始，秦怡对金焰多少抱着偶像崇拜的感情。金焰比她大12岁，早在她还是上学的黄毛丫头的时候，他就已经红遍上海滩。这还不算，当年，她的偶像阮玲玉的几部代表作《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一剪梅》，男主角全都是金焰。另外，金焰是抗战爆发之前的电影明星，他身上有镀金时代的做派，会养花、打猎、养狗、做模型，还会开飞机。他能够满足秦怡对于另外一种生活情调的想象。
1949年以后，这种情调很快成了批判的对象。当秦怡在全国的农村外景地奔波，忙着扮演自己原本并不了解的劳动妇女时，她的丈夫正在为一个过去的时代哀悼。秦怡无法拒绝这些机会，也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丈夫。
“人家批判他养花养狗是资产阶级情调。我就劝他，那就不要养了嘛。他说，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养？”
夫妻二人在时代洪流和性情差异中渐行渐远。在关于秦金二人的不少传记里，都提到说，在1950年代初期，金焰曾经和一位女演员有过婚外恋情。这段感情最后不了了之。秦怡并未像当年那位英茵一样选择自毁，也未像英茵的情敌一样煞费苦心多有寄托。最后，她和丈夫选择不离婚，但是分居。这时候，他们结婚正好7年。
“我提过离婚。”秦怡说，“但他不同意。他说没有爱情还有亲情，而且还有儿子。再说，还要考虑到组织上的影响。”
现在回头来看，秦怡在这段婚姻里始终是压抑的。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和金焰二三事》里，她提到过，早在二人约会的时候，就连秦怡看电影迟到了5分钟，金焰都要大发雷霆。交往一阵之后，金焰迟迟没有求婚，后来秦怡才知道，当时金焰正在等待好莱坞的一个片约，如果能成，他就去美国，最后没成，于是他俩才结的婚。
这是金焰第二次婚姻，这时候，他才刚离婚一年。即便在婚后，他们的生活里仍然能够看到金焰前妻王人美的影子。新婚第三天，夫妇二人去朋友家做客，金焰就因为有人提到了王人美拂袖而去，一夜未归。秦怡在饭店的阳台上等了他一夜，天亮的时候，丈夫回来了，抚着她的肩膀，跟她道歉。
“他深情地看着我，这以前和这以后都没有再这样看过我。跟我说他错了，错了，他痛恨自己会这样伤害我。也许就因为他这一次认错，才使我们以后共同生活了37年。”
30年过去了，丧夫之痛已经变得麻木。现在谈起自己的丈夫，秦怡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倒不如谈儿子来得话多。如果说，秦怡在婚姻生活里还说不清楚是因为爱在包容，还是因为责任在隐忍，那么在亲子关系上，她更像是在赎罪。很多年以后，秦怡曾经对媒体说，她近年最喜欢的外国电影是《赎罪》，这同样是一个大时代下悲欢离合、得而复失的故事。
1961年到1963年，这是秦怡最苗条、最意气风发的时期。这三年里，她拍了《摩傣雅》和《北国江南》，从西双版纳一直到张北，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外景地里。身为上影厂职工，她的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任务，但这可能也是她对婚姻生活的一种逃避。历经沧桑，很难说她对丈夫还有多少男女之爱。即便在刚结婚那几年，她回忆说，只要是王人美来他们家，金焰就和前妻去小房间谈心，她则自觉出门办事。（注：王人美和金焰离异之后嫁给了叶浅予）
王人美与金焰
“你不嫉妒吗？”
“一点也不。”
“你对他没有强烈的爱吗？”
“我这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对哪个男人有过多么强烈的感情。我儿子说我，两句话，总是工作啊工作啊，总是算了啊算了啊。”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虽然没有完美的爱情，但秦怡至少有机会成为她梦寐以求的人物。
小时候，秦怡最崇拜的就是中学的女校长。“我觉得她们真厉害，又会外文，又会办事，人人都服气，走出去没一个不尊重她们的。”她说，“我呢，幸好我去了重庆，如果不离家出走，留在上海也不见得能找到工作。你看我二姐，她们后来不还是靠我养吗。”
多年来，秦怡亦算功成名就。她拥有被组织承认的响亮名声，也时常在各种场合以高亢的语气对这种力量深表赞同。不过，除了老艺术家秦怡之外，作为一个娜拉时代走出来的女性，她的命运似乎带有某种懵懂和摇摆的女权色彩。在家庭和事业、责任和自我之间的自我压抑和互相撕扯，使得秦怡这个人物拥有了美貌和性情之外的一种并不彻底的现代性。
母亲的悲剧往往也是时代的悲剧。1964年，秦怡因为《北国江南》被批判。第二年，儿子被检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秦怡还记得，发病之前，儿子有一次拿着《资本论》问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那到底还有没有剩余价值啊？事实上，儿子金捷从小就内向敏感，现在看来，应该是有一些青春期抑郁症的症状。不过，金焰长期卧病，秦怡常年在外拍戏，夫妻关系又降至冰点，很难说对儿子有多么细致的关怀。
对于儿子，哪怕在半个世纪之后，秦怡仍然有强烈的负罪感。
“从此，我熄灭了自己所有的欲望。”她说。
听一个90多岁的老人坐在你面前讲这样的话，老实说，叫人很恍惚。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秦怡一直以一个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出现。儿子发起病来要打人，她只能蜷缩着挨打，并哀告说，不要打妈妈的脸，妈妈明天还要拍戏。儿子年纪渐长，她为他的将来担心，又机缘巧合地被人拉去开了个影视公司，挂了个董事长的名，不过想要多攒下一些钱。她为儿子新买了一间公寓，希望他将来老了能去住。还没等到收房，儿子就去世了。这一年，秦怡85岁。老年丧子，她手头还剩20万现金，全部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后来，她自己也承认：“儿子去世后，我几乎不能活下去。”
儿子是她的美，也是她的罪，是她的负担，也是她的寄托。现在，秦怡仍然住在和儿子一起生活过的房子里。在当眼的地方，供着儿子的大幅遗像，被鲜花簇拥，成为一个小小祭坛。
这个94岁的老人就生活在这个祭坛里。她变得很情绪化。有时候，晚上和老朋友吃完饭回家，她心情很好，又度过了充实的一天。有时候，想到隔天一堆事情要忙，她又深感烦躁。还有时候，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隐约觉得，儿子是不是来过了，要跟她说话。
她回答说：“这房子住了20多年，没有一个地方是我愿意待的……我现在老了，有时也会想，想我这一生要死了，爱情什么都没有，人家还羡慕死我了，好像我多不得了似的，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忙忙叨叨就老了，没想到这么快就90岁了，竟然没什么好的回忆。”
秦怡伤感的时刻不多见。大部分时候，她对于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就算心里再波涛翻滚，她也要敬业地走上供台，扮演那个完美的角色。不过，这种伤感仍然会被诗化，这跟女主角40多年来被神化几乎是种互文。去年，好友白桦在她90岁大寿时送给她一首诗，有一句让秦怡反复回味：“你的那些曾经的爱都到哪儿去了……是啊，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糊里糊涂就活到90岁了。”
我问秦怡，这辈子最幸福的是什么时候。她说，当然是现在，永远是现在。但她又说，当年为了躲前夫逃到西康那几个月，也很幸福。
“那儿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鸦片花，颜色鲜艳，特别好看。我洗完头发，就跑到花田里唱歌跳舞，像疯子一样。你知道当一个人完全解放了，是什么感觉？就是这种感觉。那才是我，那才是秦怡。”
当一个人活到94岁的年纪，免不了就会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秦怡也习惯了。不久以前，她去电视台录一个访谈节目。女主持人又这么问她：你幸福吗？她只好说：幸福谈不上，但是值得。其实，下了节目，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摄影棚最好的光都打在女主持人身上，我的灯光就恨不得都到摄影棚外头了？
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女演员本色。顺便说一句，秦怡祖上的城隍庙，如今是全国唯一一座不供奉任何偶像的庙宇。这就是说，城隍庙里并没有那么一个城隍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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