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城的北风正尽量给每一个出行者脸上留下教训，寒冬四九，垂下来的挎包背带被吹得瑟瑟发抖。风的方向，推着你走。
等车，我躲到麦当劳寻求温暖。打发时光的时候，一个穿绿色夹袄的男孩，瞬间爬上了旁边的座位，喊着“哥哥，给点钱吧”，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脸，便用手垫着、头向桌子磕去。时间全留给你做决定。
稚嫩的童声过不去我心里对寒潮的抗拒，来自不到十岁孩子的乞讨，好像多犹豫一会都显得残酷无情。掏钱给他，说声“谢谢”便跑掉了，脸上略带并不成熟的庆幸。
可“哥哥”始终在耳边尖叫着，冲破了耳塞里的音乐，操纵我一次次回望。他换了一桌人，任凭磕头三次，人家蘸酱后咬一口，继续薯条蘸酱；又换了一桌，对面的年轻小伙抽出一块钱朝对面丢去，想赶紧打发他走。几经按捺，想去聊上几句，嘘寒问暖也好、“体察民情”也罢，孩子毕竟是孩子，总会说点什么。可能是我最近《出梁庄记》看多了。
随手翻出五块钱，行动在他身影淡出视野之前。而此时服务人员正像送出一只跑错圈的绵羊，引他出麦当劳。我也随即跟了出去，原来还有个大他几岁有限的姐姐在我后面。
2
我叫住他，“弟弟，给你五块钱，回答几个问题好吗？”
他瞬间换了副神态，毫不犹豫，又假装不情愿地说，“再给多点么。”
刚刚磕头的场景霹了我脑海一下，便赶快把惊讶藏起来，“那不问了！”
他随即叫住我，像答应了一场交易。
“弟弟，你家在哪？”
“河南。”具体河南哪呢，问也不说，他摇着头，“不能说。”姐姐不住地打量着我，鼻翼冻得发青；再瞅他一眼，没有姐姐青得厉害，撩了下眼皮看我，又迅速放下等待着下一个问题。
“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不冷吗？”
姐俩异口同声，“不冷。”
四个拉着行李箱的少妇走到旁边，假装围成一团，侧脸也好回头也罢，我是被收进眼角的人，她们像在旁观一名教唆犯的部署。或是遇上拐卖儿童，有随时报警的正义慷慨。
“那你们住哪呢？和父母一起吗？”
只是不住的点头，两个问题变成一个问题。
“父母做什么工作的啊？！”
“打工”，干净利落，绝不多说一个字。
“是父母叫你们来的啊？！”
他说，“我们自己。”姐姐又补充一遍，“我们自己。”
我把钱递给他，俩人半滑着跑走了。麦当劳里张望的人目睹了他们安全离开后，才肯把心放下来。人家每一桌都磕了三个头，没给钱，这点关心还是必要的。
他们试图保护着自己，并尽量成熟地保护着自己。想要你手中的钱，却从不接受来自陌生人的同情。
3
回头望见服务员一动不动地立在门口，我便转弯到候车厅去。
想起下午参加的英语沙龙，朋友们讨论着美国和澳洲，讨论着美联储和人民币贬值，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北京南站里，十几个售票口的喇叭被看似外表平静的工作人员吹得乱响。张望着排队的乘客更是一片嘈杂，不时传出不能忍受的叫嚷。
南方大雪，导致高铁全部晚点。
可真正的春运还没有到来，小男孩的父母还在打工，他们也就要继续四处讨钱。尽管习得了世故，可儿童的乞讨毕竟使冬天更加寒冷。
4
单从经济看出去，我们都是两个端点上的人。不是你怕冷，是你还有保暖的余地。生来，人人都被投放在这条线段的不同点位上。不是他坚强，是他没有不承受的余地。余地越大的一边越模糊得不着边际，另一边却现实的清晰可见。而线段上的我们都试图远离这清晰可见的一点，因为它象征着歧视，象征着淘汰甚至死亡，背离即是生存。
要多生存一天，要多生存一年；下一代要生存，至少眼见的三代要生存......
我们挣扎在生存的路上，我们又迷失在所谓生存的道路上。
5
而我等候的G203次列车更不知何时打点。即使换到最晚一班的城际，也赶不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公交地铁了。只得回到本来预定的旅社去。
预报得来的感知，体会不出寒潮的刺骨，一个人的大街上，耳机里再次响起9岁失明的行吟诗人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他鬼一样的叫着，漫天刮起了雪粒子。“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急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才踏进门，“铁石心肠”后便唱不下去了。我拎出比尸体还要冰冷的手机，被冻的失去了反应。
我和前台小姐打趣道，“四合院的价格要值几千万吧！”
她笑了一下，“光地皮就几个亿。”用手比划到自己鼻梁的高度，说明房子来历，“一胖子，打他爷爷那传下来，好多套房，都被他卖了，只剩下这一套四合院。”
随她进了客房，第一件事便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抢救过来，这大概是今天的第十次。苏醒后，指头又碰到了《中国孩子》，过渡里孩子们“呀～呀呀”的学唱，声音天真而童稚，我又想起了那声“哥哥”。可这是一首他们长大后才能听懂，也许永远也无法听懂的歌。尤其一句激愤的歌词，“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
我们却又实实在在的是中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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