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丨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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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大學剛剛畢業的我來到A城，這個因煤炭、天然氣等礦產資源而“一夜暴富”的城市，到處都充斥著閃閃發亮的商機。有經商就需要“宣傳”，而在網絡還不那麼發達的這個小城市裡，傳統媒體依舊佔據著主導地位。
我去應聘一家民辦報刊的平面設計，不會“方正飛騰”的我，瞬間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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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間不足20平米的辦公室，報社全員（10名採編人員，3位投遞員，2位版面設計，1名主編）開會時，會顯得格外擁擠。但這絲毫不影響採編人員在一起討論“報刊選題”的高漲熱情。
我們商量每個節日的應景專題、每週的輿論監督對象、以及市區建設方面的安全隱患等，懷著憂國憂民的新聞理想，或慷慨激昂，或唇槍舌劍。
在這十幾平米的辦公室裡，我們為整座城市的建設“出謀劃策”！
每週，主編會在例會上對所有采編人員進行培訓，講解《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等報刊上的精彩範文。
同時還對自家刊物上週刊發的稿件，從選題、取材到文字掌控進行逐一點評，利用一些不知道從哪裡蒐羅來的“群眾反響”為稿件打出分值，這“分值”既關乎此篇文章稿費的高低，也關乎採寫者的“臉面”。
主編是個有文采、又很“粗野”的人，開心時他會誇你“寫得有才，很有影響力”，煩躁時他則會因為一個錯別字指著你的鼻子罵娘。
那時候，我們雖然人手一本“假證件”，但仍然理直氣壯地認為，只要是為了市民該知道的真相，“證件”只是一塊無足輕重的“敲門磚”。
那時候，我們就是這麼年輕那麼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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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貨”的快樂，就在於“價值被實現”！
2011年國慶節前，我終於“轉正”了，稿子出現在頭版的次數越來越多，工資也上了一個新臺階。同時，我選擇放棄“政法線”，轉戰喜歡的“民生版塊”，因為我想深入到群眾最關心的問題裡去。
我動手採編的第一篇稿子是《他們叫醒城市：清潔工的“365”天》。
為了稿件的真實立體，我跟不同工種的清潔工交流——垃圾山清理員、街道清潔工、廁所掏糞工等，關注他們的狀態——他們工作量大，待遇低，且沒有任何醫療及養老保障。
儘管我自己也沒有五險一金，卻在文稿裡一次次向政府相關部門呼籲，期待他們可以給予基層工作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像以往一樣，稿件雖然刊登在我們報刊的頭版頭條，卻未曾得到任何人的應答。我一時覺得自己很可笑，可能這些日理萬機的領導們，從來都不曾知道這份報刊的存在。
清潔工稿子發出一個月後，我被街邊的一位清潔工攔住，這位我曾經採訪的老人，滿眼開心地說：“我也不知道你電話，就在這條路上等了你好幾天，終於見到你了。女娃子，謝謝你呀，我拿到生活補助了，1000多塊錢呢。這是100，你拿著，也買點好吃的，辛苦你了。”
很久以後，我還能記得當時老人懇切的表情和我自己激動的心情，這是媒體獨一無二的力量，“使命感”、“價值感”油然而生，尤其對於剛剛踏入這個行業的我，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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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民工學校”爭取政策傾斜、曝光“幼兒園入學”亂象、追蹤“地溝油”源頭……民生版塊的3個採編人員，好像尤其喜歡“打黑除惡”。
我們每天從網上觀察全國刊物的負面新聞，再像嗅獵物一樣，尋找本市出現的類似現象，作為下一個懲治對象。
我們報刊一度很紅，是市民爭相購買的第一手黑小報，專門披露社會問題。
2011年冬天，豬肉價格暴漲。喜歡冒險，被新聞理想衝昏了頭的我，自告奮勇要去追問豬肉暴漲的深層根源。
凌晨2點半，跟著線人去偷拍屠宰場病死豬肉的採買過程，不僅要小心翼翼地躲避裡面監管人員的問話，還要想辦法瞭解這些問題豬肉的去向；
進城邊村的農戶家裡詢問豬瘟爆發的全過程；
坐拖拉機上山，與豬場的飼養員討論近幾年養豬的狀況；
到肉市採訪市民的反饋；
向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諮詢等等。
這篇稿子，我前前後後進行了兩週的素材採集，懷揣著一顆熱忱的心，讓稿件中的每句話言之有物、切實可信，力求還原市區豬肉的來龍去脈。
《市區豬肉問題調查》剛一出爐，我激動地等著市民的迴音，卻沒想到先等來了一紙詔令——70%的未銷售報刊被責令召回，原因是“容易引起居民不必要的猜測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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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八卦，才知道總編為了報社全員的工資，已經發愁很久。因為廣告盈利有限，總編在墊付了近半年的員工工資後，決定鋌而走險，去礦區“敲”一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總編第一次撈外快，卻預感到，報社的性質，或許要發生變化了。
果不其然，2012年的第一次專題會後，採編人員被一一單獨約談。
總編語氣親切地肯定了我入職後的表現，並詢問了我春節回家的情況，開始攤牌：“小莫，你是不是不喜歡錢？”
“額，不是啊。”我在領導面前一向靦腆。
“總編，我嘴笨，不會拉客戶。”
“別做民生版了，到宣傳版塊吧，多跟企業領導打打交道，慢慢就學會了。”說這句話時，主編有恨鐵不成鋼的眼神飄過。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進行人物採訪，企業家、致富帶頭人、新產業代表及監管部門的個別領導，聽他們講奮鬥史，看他們寫字、畫畫、玩古董炫耀生活，每次還得在文末加上一長段對其企業、產品、管理理念等的大肆吹捧。
我變得圓滑、世故，阿諛奉承的話信手拈來，還會隨著主編出入酒局和娛樂場所，喝酒、擲色子、K歌等項目也變得樣樣拿手。
不到半年，我嚐到了其中的甜頭，比起寫苦哈哈的民生稿件，歌功頌德的話更容易脫口而出，手中的筆、紙上的鉛字，變成了這些商界、政界翹楚們贊助報社的廣告費，也變成了我的廣告提成，少則三五百，多則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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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長，大概是2013年4月，“民生版塊”突然被切掉了，原因是廣告版面增加，必須有一個“非盈利”版塊做出讓步，而且“民生板塊”還容易惹事兒。
自此，我們的“黑小報”徹底變成了“宣傳欄”。
同年，我離開了報社。
直到現在，我也不確定，如果那時不是迫於各種壓力，離開了那個行當，到如今我會成為什麼樣？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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