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筚路蓝缕，97年，峥嵘岁月，97岁的中国共产党，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共产党人的初心不变。1927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开启了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征程。虽然历经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发展阶段，但是作为党的纪律部队的职责和使命从未改变。
值此建党97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在历任中央纪律监察机构负责人一段段感情真挚的话语中体会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赤子情怀，从一件件真实感人的故事中感受他们铁肩担当、永远奋斗的赤胆忠诚！(韩焱)
王荷波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1928)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会洒下同情的热泪。
我们的共产党人，既有出自豪门的少爷小姐，也有来自乡野山村的农家子弟，有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也有受苦受难的产业工人，大家是为了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才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当面临生死时刻时，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背叛自己的信仰。”
刘少奇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1928—1933)
“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可能的时候，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灭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
李维汉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1934—1949)
李维汉态度温和，他自己也曾说：“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时尤尊重人家的人格。”
李维汉“高度重视理论修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错误从不掩饰，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
朱德第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49—1955)
“绝不允许以我的名义伸手向组织要东西。”
朱德后人回忆：1972年，爷爷的秘书受人之托以给老人家亲属购表的名义，向“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申请购买10块“莺歌”手表，虽按价格付款但要求免除工业券。当时这种原装进口手表是重点内控商品，市场根本见不到，价格是187元一块，同时需要70张工业券。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城市居民一年仅发给很少的工业券。军办接到电话后，只按价格收钱并免除了所有工业券，同时将手表送到家中。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将拐棍杵得地面噔噔响，说：“我戴的是国产表，质量很好，不需要更换，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首先不能欺骗组织，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我的名义向组织要东西。”爷爷责成这位秘书作出了深刻检查。为了让他吸取教训、警示他人，爷爷果断决定将表和人都退了回去，重新另选了秘书。
董必武第七、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55—1969)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时任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掌管办事处的财务工作。有一次，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64年，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到武汉视察，农场工作人员请他为“龟山茶”题了名，离别时送他两斤“龟山茶”，他当即叫秘书付款。农场负责人说：“这是我们特意送给您老人家的，不要钱！”董必武说：“我之所以收下茶叶，是收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若不要钱，那我就不要茶了。”结果还是按价付款8元。
陈云第十一、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8—1987)
陈云同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的人只想做官，不想革命。要看到，革命胜利后，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是很可以腐化的。”
陈云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穿过一件棉背心。这件棉背心跟随陈云38年，共有32块补丁。20世纪50年代，陈云同志有一套新制作的中山装，他很爱惜地一直穿到80年代。时间长了，中山装胳膊、膝盖底下的料子都磨薄了，他总是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
陈云同志酷爱评弹，为了听评弹的新节目，他请人录制了几盘磁带，都是坚持付了费用后才肯接收。他说：“我当了中央纪委书记，不能坏了规矩，应当带头遵守党的规矩。”
乔石第十三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7—1992)
1997年，哥德尔斯专访乔石时问：“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回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
尉健行第十四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2—2002)
王岐山回忆尉健行：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吴官正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2—2007)
吴官正想问题办事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他说，“违背常识、违背常理、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可能存在于一时，但终究不会长久。”要求电视台报道他的讲话时，不要用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字眼。他说：“我天天讲话，哪有那么多重要的？讲话就是讲话。”
他是非分明，敢抓敢管，见不得谁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要满腔热情地做好信访举报工作。” “谁得罪了群众，谁就得罪了共产党，得罪了政府，我们就要坚决查处他。”
他常引用中国古代“扁鹊三兄弟”的故事，来启示反腐倡廉。他说：反腐倡廉首先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发现同志有问题要早打招呼，像扁鹊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对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务必严肃查处。
吴官正在他的《闲来笔潭》中写道：在中纪委工作时，做梦渐少，倒有那么一梦至今挥之不去。梦见有人议论我：“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我辩解说：“脸黑不是我的过错，虽不知水深几何，但再深也有底。虽不知人们心中想什么，但知道人民心中有杆公平秤。”
贺国强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7—2012)
2012年11月5日，中共十八大开幕前夕，贺国强在中南海办公室与中纪委办公厅部分同志座谈时发表了即席讲话《纪检监察工作要做到“顶天”“立地”》，其中提到：
现在纪检监察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纪检监察干部是监督别人的，如果自己做得不好，说话就没有底气。自身不硬，说话就软。我们把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社会就会对我们更信任。如果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就会影响自身的形象，就会影响到纪检监察机关的威信。
做好纪委书记，必须“铁骨铮铮”，还要“丹心柔情”。他常引用王瑛的一句话：如果我怕得罪人，那我就得罪了“纪委书记”这个称谓。
王岐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12—2017)
“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
(对腐败问题)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有人问，反腐治标、治本，有无时间表？我就说一句话：反腐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赵乐际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17至今)
纪委监委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要拍，在督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督促落实党的惠民政策上充分发挥作用。
要持续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处理截留款物、贪污挪用、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问题，尤其在查处“四风”问题上要严到底、不能让，严肃处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问题。
要把反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严肃惩治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坚决查处教育、医疗、低保、住房、养老等民生工作中的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正风反腐中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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