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洙先生信的手跡影印件
一封信與《猴場軼事》的緣起：
興武同志：
來信及《猴場軼事》原稿，拜讀。再次細讀大作，覺得這是一篇非常平實而富有文化內涵的散文，許多意蘊，包含在文字之外，正如原文最後所云“紅軍在猴場留下許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東西。今天，猴場還處處瀰漫著紅軍的氣息。”
這與來信說的：“收集幾件軼事，本意不在歌頌紅軍，立意在應當怎樣發揮紅軍資源”是同一意思。這個立意，使尊作跳出一般歌頌紅軍的正面寫作的俗套與膚淺，而從歷史文化尤其社會深沉文化中去體會紅軍長征的深刻影響。
我最欣賞文中許多非常樸素的語言，比如：“外婆想了想，笑著說，紅軍來過了，對日子，‘幹人’感到有了盼頭；有錢的人，心頭肯定多了一種怕懼。”這話，完全是老百姓的原汁原味，毫不矯飾，亦無豪言，卻太真實了。這類語言，是你的文章的特色。
幾個軼事，都很典型，也很平常。好就好在平常，沒有什麼聳人聽聞的革命故事。
寫紅軍舊事、軼事，很難從政治化的模式中超越，把意識形態的東西，放置或提升到文化歷史縱深度去再現，去挖掘，這更可以持久，不受時代與政治氣候的左右支配，因而它更有價值。
近年，連讀大作三篇（讀你第一篇《小妹》時我還不認識您。），引起對您的寫作風格一點興趣，信筆寫了這許多，尚希指正。
劉學洙
2003、7、22
草塘風貌
（一）
其實，家鄉這座古鎮確切的地名叫草塘，猴場只是方圓若干裡範圍內鄉場排列的一個序號，跟鼠場、狗場、豬場、牛場等的叫法同一個道理。元朝至元二十一年（1280年），草塘是播州(今遵義)安撫司轄下一個長官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置草塘安撫司，同年，置甕水安撫司。又過了200多年，至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草塘安撫司、甕水安撫司和15堡合置，才有了甕安縣，隸貴州布政司平越府（今福泉）。草塘建制，比甕安縣署還早300多年呢。該鎮現系甕安縣轄一個鎮，為全省名氣頗大的鄉場之一。
小鎮歷史，多以草塘名義承載，但草塘卻因猴場揚名。《甕安縣誌》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於（民國）23年12月31日下午——24年1月1日淩晨，在猴場西1公里的下司宋家灣舉行。猴場會議是紅軍入黔後，政治局在一個月內，於黎平會議之後，遵義會議之前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裡說的猴場即草塘。由於這個緣故，猴場成了紅色旅遊線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並於2010年2月正式更名。
猴場會議會址廣場裡的革命領袖群雕
猴場會議遺址原為宋氏住宅，建於民國元年，是一座俗稱“一顆印”的標準四合院。1948年，宋氏因產業糾葛，將“一顆印”拆散變賣，屋基改作耕地。20世紀90年代，縣裡向省文物管理單位申請經費，準備恢復“一顆印”，未果。本世紀初，鎮裡狠心擠出點錢，了了這個心願，掛起了“猴場會議紀念館”牌子。近幾年，上級支持力度加大，會址和相關文物保護大有起色。
猴場因“猴場會議”入史，猴場的許多故事，便與紅軍有關。
在猴場鎮以東兩公里左右有個村子叫陳家灣。紅軍到猴場，有人馬駐紮該村。部隊開拔時，村裡一個姓陳的小夥子邀其堂兄一同參加了紅軍。堂兄很聰明，是個馬車伕。兩兄弟隨紅軍走了兩天，走出80裡，當夜宿平越（今福泉）牛場鎮。躺在冷颼颼的乾草堆裡，堂兄開始動搖。他對堂弟說，吃紅軍這碗飯，我受不了，還是趕馬車自在。當晚就溜了。20世紀70年代，堂弟作為小鎮走出去的將軍榮歸故里，堂兄依然還趕馬車，兩哥弟臉上當然堆了許多歲月滄桑。
鎮街上有個叫唐良的人，解放前是流氓無產者，解放後給鎮政府當過幾天傳事。他身材瘦高，有隻腳踩短，終年披一件又髒又破的二馬駒服。我在縣委機關工作那陣，得知他是有名的上訪戶。有次在汽車站碰到，等車無聊，便聽他閒扯。他說，紅軍在猴場豬市壩開群眾大會，是他帶頭高呼“擁護紅軍”、“打倒地主土豪”的口號。他抱怨陳昌奉《跟隨毛委員長征》那本書寫這個情節時，漏掉了他的名字。他說，紅軍到猴場，他給紅軍帶路，指認過鎮街上幾戶大地主的具體位置；紅軍走了，地主將他抓去陪殺場，還斷了他的腳筋，落下終生殘廢。他發誓，地方政府要老不落實他的“待遇”，他會去北京找陳昌奉對質。不敢去是龜孫子！
1974年，陳昌奉來了一趟猴場。在一些人慫恿下，唐良果真提起精神，大步流星直奔陳昌奉下榻的猴場飯店。剛到飯店門口，被站崗的鎮派出所所長一聲斷喝，嚇得唐良落荒而逃，引得一群半截大爺撫掌大笑。後來，我曾認真問起唐良的事，聽的人笑笑，說：“誰知道呢！”笑意裡有太多讓人捉摸不準的東西。我隱約聽說，他是賭輸了，付不起賭資，被賭友們把腳筋給“做了”。唐良今已作古，大半輩子都試圖挖掘紅軍資源改善自己境況，未果，卻造下許多笑料。
1934年10月至1936年1月，紅軍先後幾次經過甕安。聽外婆說，紅軍第一次進猴場，群眾都害怕，一聽到槍響，外公就躲到豬圈房頂的撿水槽裡去了。紅軍將他從房頂“請”下來，嚇得他尿了褲子。外婆正坐月子，沒有躲，紅軍戰士給她送來燉豬肉、甜酒雞蛋，還問長問短。每次憶述，有件事總讓外婆笑淚橫飛。她說，住隔壁地主家的紅軍，臨走，不知是哪一位拉了泡屎在糟辣椒罈子裡，待地主回來發現，火冒三丈！外婆還說起，紅軍來猴場兩天後，要“幹人”去戲樓場壩分浮財，可“幹人”都從門縫往外看，沒一個敢去的。隔兩天，紅軍在場壩殺了一個叫陳筷子的人，“幹人”們才眉歡眼笑去分了浮財。原來，紅軍一到猴場，陳筷子就到處散佈“今天分浮財，明天掉腦袋”之類謠言，非常時期，犯到革命刀口上。我問外婆，在那個時候，紅軍來或不來於你們有什麼不一樣？外婆想了一想，笑著說，紅軍來過了，對日子，“幹人”感到有了盼頭；有錢人，肯定多了一種怕懼。
猴場街上張餈粑店，在紅軍來的那段日子，生意火爆，賺得許多蘇維埃紙幣。紅軍離開猴場，張餈粑挑起擔子尾隨其後，從猴場到天文，從天文到江界河，過了烏江在桐梓坡駐紮幾天，下了團溪，直抵遵義，最後用蘇維埃紙幣換回一大包叮噹作響的“袁大頭”，著實發了一回“紅軍財”。這之後，不知為紅軍燒了幾多高香。
紅軍在猴場留下許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東西，今天，猴場還處處瀰漫著紅軍的氣息。
猴場
（二）
猴場是個萬餘人的黔北集鎮，地處山丘起伏的折皺地帶。東面一座小山丘，丘上一片楓樹林，人稱吳家林；北面一座小山丘，半山一片楓樹和皂角樹的混合林，地名叫雲盤坡；南面街口一片窪地，也是一片楓樹林，當地人習慣上叫上場口。幾片林子裡的楓樹都長得粗壯、高大、挺拔，像鎮子裡年歲大的老人一樣飽經滄桑。每天傍晚，從四面八方飛來黑麻麻的鴉群，“哇哇哇”地便把這幾片林子佔了。鴉群要吵鬧好一陣，直到西邊天幕上的最後一抹晚霞消失之後，才逐漸安靜下來。晚風吹起，街巷的空氣裡瀰漫著樹林的潮溼和鳥糞的腥羶味。拂曉之前，鴉群要掀起三次啼叫，同遠遠近近村寨裡起伏的雞鳴聲混在一起。報曉之後，它們便成群結隊不知飛到哪裡去了。我在家鄉讀小學和初中的那些日子，清晨的夢裡總是摻和著老鴰（家鄉人叫老wa）的合唱。有時貪睡，母親便大聲催促：“老鴰都吵第三遍了，趕快起床，要遲到了！”月落烏啼，像暮鼓晨鐘，年年歲歲，竟成了家鄉生活的一種韻律。
猴場鎮上聞鴉起舞第一人，當是挑水賣的海娃子。海娃子是個50多歲的老頭，鬍子啦碴，衣褲邋遢，個子乾瘦，背有些駝，是滿街人都知道的一個孝子。我不清楚他的身世，只曉得他一輩子挑水賣，同雙目失明的母親住在一間因殘破而廢棄了的土屋裡。老鴰叫過第一遍，海娃子便挑起水桶出門。他每天要給三步梯那家國營飯店挑水，飯店的水缸滿了，接著給街上的“五保戶”老人挑；給“五保戶”老人送完水，回頭又給飯店挑。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海娃子一出門，一雙翻幫破皮鞋踏得滿街價響，應著這節拍，他斷斷續續吆喝：
“老鴰叫頭遍嘍！”
“老鴰叫二遍嘍！”
“老鴰叫三遍嘍！學生娃兒，起床嘍！”
有的小孩愛打趣他，常跟在他後面唱：“海娃子，挑水賣，賣成錢，吃湯圓……”他竟半點也不惱，很認真地挑水走著。要是那一天突然沒有了海娃子的吆喝聲，他準是生病了，蜷在狗窩一樣的土牆角落呻吟。這種時候，有好心的人，會給他送去一碗熱米湯……
如果說，在海娃子的吆喝聲中，那些戀床的學生還要“眠”一陣子的話，聽到小學校工老鄧的鐘聲，就再也不敢怠慢了。
老鄧當校工的時候，學校用的是一口老鍾，吊在校門口一株年老的柳樹上，離地近兩丈。柳樹身上架一副梯子，老鄧每次敲鐘都得爬上爬下。柳樹下幾十步之遙是老鄧住的小木屋。由於敲鐘不方便，後來老鄧進行了一次改革，他把敲鐘的鐵錘系在老鍾腹腔裡，再將一條長棕繩接在鐵錘上，把棕繩從窗口拉到床頭系起來，這樣，他躺在床上便可以發號施令了，看上去，那口老鍾卻愈發顯得蒼老和寒傖。老鄧躺在床上，按馬蹄表指示的時間拉動繩子，每天第一次敲響老鍾，標準時間是清晨六點三十分，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每天“新聞聯播”那個時候。中午要敲下課鐘，下午要敲放學鍾，晚上要敲熄燈鍾，古老的鐘聲在鎮子上空低沉迴盪，每個角落都聽得見，學生們按這鐘聲作息，鎮上居民按這鐘聲升起炊煙，下地勞作，上床睏覺……
家鄉早已同那三種聲音告別，可是，它們卻長久留在我的記憶裡。
羅興武：
貴州甕安人，1976年9月畢業於武漢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長期在黨政機關工作。退休之後，閱讀和寫作成為主要生活方式。有小說、散文和詩歌在《山花》、《火花》、《貴州日報》、《貴州都市報》、《貴州民族報》等報刊以及《貴州作家》、《每日一詩》、《短篇小說選刊》、《西部散文》等網絡平臺發表。有作品綜合集《秋天的另一種收穫》出版。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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