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中，堯舜禹作為遠古先哲，一直被認為是“禪讓”的完美典範。
然而，魏帝曹髦在與學者們討論《尚書》時，卻提出堯的不少缺憾。
堯有多德無法確定
曹魏正元三年，蜀漢延熙十九年，東吳五鳳三年（256年）四月初十，魏帝曹髦在太學討論完《易經》後，又跟學者和儒生們說起了《尚書》。
曹髦首先拋出了第一個問題：“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雲‘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
曹髦認為，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和曹魏蘭陵侯、中領軍、散騎常侍王肅關於堯治理天下的說法不一樣，哪個才是正確的呢？
博士庾峻馬上站出來答道：“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佔，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
庾峻先打了個馬虎眼，說先儒各有各的側重點，正確與否不能下結論，接著又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認為王肅的說法比較好。
曹髦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他接著又發問：“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
曹髦認為，孔子對堯的聖德有另外的說法，只採取一種說法而忽略其他，應該不是作者的意思。
庾峻完全懵了，他決定投降：“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庾峻承認自己才疏學淺，把皮球拋回給了曹髦。
用人不當堯得背鍋
魏帝曹髦又提起堯舜時代“四嶽舉鯀”的事，就此提出一個問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雲‘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
曹髦認為，曹魏蘭陵侯、中領軍、散騎常侍王肅曾說堯不瞭解鯀，所以加以試用，這說明聖人在用人方面也有不足。
博士庾峻這次有了發揮：“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
庾峻認為，禹說過帝王識人用人很難，但堯最終將自己的帝位傳給了舜，所以他不愧為聖人。
曹髦沒有接話，換了一個角度問道：“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雲：‘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
曹髦認為，善始善終才是聖人，堯對鯀不瞭解卻用了九年，怎麼稱得上是聖哲呢？
庾峻也另闢蹊徑來解答：“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
庾峻認為，聖人也有失誤，堯用過鯀、共工、兜、三苗等四凶，周公誤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誤對宰予等。
曹髦乾脆接著庾峻的解釋來發揮：“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
曹髦認為，堯和孔子的失誤有本質區別，周公和管叔、蔡叔的事情在《尚書》中都有記載，博士不能混為一談。
庾峻再次認慫：“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庾峻委屈巴巴地說，先賢都有疑問的事情，自己更說不清楚了。
不提拔舜堯之大過
魏帝曹髦揮一揮衣袖，針對《尚書》中“有鯀在下曰虞舜”這句話，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
曹髦認為，堯做首領時，洪水氾濫，四凶在朝為虐，舜有能力有仁德卻長期得不到重用，這是什麼原因？
博士庾峻開始為堯辯護：“堯諮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慾盡眾心也。”
庾峻認為，堯問過四嶽，想禪讓帝位，四嶽最終舉薦了舜，根本還在於堯。
曹髦不以為然，揪住這個問題再問：“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獄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
曹髦認為，堯不提拔舜，也不重用忠臣，最後四嶽舜才推舉，實在是貽誤時間啊。
庾峻又一次無話可說：“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庾峻舉手投降，曹髦笑了笑，沒有再繼續發問。
悅史君點評：曹髦讀書還是很認真的，就連博士庾峻沒有想過的問題，他都能一一指出來，這其實也是他作為一個帝王的獨特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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