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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农场知青故事41｜抹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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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

杜淑敏，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7月4日到22团，分配在8连工作。1976年返城回京。后由企业培养上大专，转干。2005年从康乐里小学退休。

择路

择路是本能，是机遇，也是人生中的大事。

在我初中毕业后的1968年夏季，我为自己选择了上山下乡这条路。这是一条前人走过的路，不是很宽，且有不少的荆棘，我选择了它，主要是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初中毕业已经两年了，但仍无法正常升学，更没有就业的机会，只能无望地等待。终于机会来了，学校通知我们，可以选择去三线工厂，也可以报名去东北建设兵团。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并亲身体验我羡慕已久的半军事化的生活，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1968年7月4日上午，北京火车站彩旗飘扬，鼓声喧天，欢送大军人潮涌动。身着绿军装的革命小将们，各个兴高采烈精神抖擞。不少学生全然不顾家长们的感受，喊着、叫着，无所顾忌地开着玩笑，好像不是去东北兵团，倒像是去远游。我在站台上与朋友和家人道别、聊天，表面轻松愉悦，可心情却十分复杂，既有远离是非之地与灰色家庭的喜悦，也有离别亲人的苦闷和困惑。听人说，此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怎样的亮度可谓光明，怎样的征途可谓曲折，我懵懵懂懂。好在同学多，伙伴多，我从未感觉寂寞和孤独。在欢送的人群中，我虽不好意思高谈阔论，但马上要离开让我整日揪心恐惧不安的京城，心中还是暗自欢喜。倒是平日严肃的爸，面无表情，一声不响。“呜——”一声长笛，火车马上要启动了。我赶紧跑回车厢，把头伸向窗外，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看见爸的眼泪流下面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爸流泪，实感惊疑不解。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今日别样？爸是个内向、刚强、耿直而又自我的大丈夫，儿女情长从不外露，那挂在面颊上的泪珠，是离别的泪水，还是内疚的表露？爸虽然平日不多语，但是心里明白，是他的成分连累和影响了子女，他惦记自己最小的女儿，想名正言顺地挽留我，但是不光彩的身份使他懊恼。他自责、悔恨，感到对不起孩子，也许今日只能让无奈的泪水洗刷心灵，让默默的祝福平息心境。看见爸在车下老泪纵横，我再也忍耐不住，失声痛哭。今天，当我书写这段记忆时，我内心充满了对爸的愧疚，我要对九泉之下的老爸说：爸，不是您愧对女儿，是女儿对您老不敬。您从河北农村靠自己的勤奋打拼到北京，已经实属不易。我们无权责怪您，您是全家的顶梁柱，是我们心中的楷模。您把勤老、朴实、正直为人的好作风传给我们，让儿女们受用一生。现如今我们兄妹互敬互爱、大度宽容，也会让下一代继承咱家的传统，富国兴家，快乐终生。爸，妈，辛酸与苦难都已经过去了，让咱们这些人间与天堂的亲人们，共同享受现在的幸福与光明。

垦荒的艰辛

1968年7月，火车载着我们上千名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驶向东北边疆，驶向我期待的广阔天地。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达目的地——黑龙江省饶河县西通地区八连驻地以后，我仍然有诸多的不适应。首先是吃水问题。一览无遗的荒草甸上，不是没有水，但那是雨水、雪水、沟水，比较干净的也只能是附近半截河的河水了。半截河确切地说它是一条季节性河，河水中漂浮着杂草，生长着各种微生物，当河水被倒入水缸时，女青年们惊恐万状地大喊：“天哪，这么多鱼虫，咱们怎么喝呀！”我从小最害怕各类线虫，看见水中漂着一层粉红的鱼虫，吓得扭头就跑，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没办法，我只能先忍着口渴，等水烧开，撇出里面的鱼虫后再喝。这就是原生态的北大荒，是我们步入社会，直面磨难，挑战自我，走向成熟的第一站。

在连队还可以喝开水，在草甸子里割草就没那么幸运了。每年夏天，为了防止收获的麦子在场院上被露水打湿、发芽，我们需要自己编制大量的草苫子。割草虽然是力气活，但相比体力消耗还要难以忍受的是渴。北大荒的夏日不仅骄阳似火，而且大草甸里无遮无挡，加之割草需奋力挥刀，一会儿我们就汗流浃背，水成了我们的第一需要。可是草甸远离连队，无法送水，所有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我极力忍耐着，想山楂、想草莓、咽口水，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解渴。休息时，大家边揩汗边无奈地望着一洼洼浑浊泛绿的草甸子水。忽然，知青小玲噌地站起来急不可奈地说：“有了，我有办法了！”当所有知青都把眼光投向她时，她已经把一方洁白的手绢放在浑水上，只见浑浊的草甸水慢慢渗过手帕的纱织，在阳光下闪着柔柔的亮光，清澈极了。对呀，喝过滤水！渴了一上午了，咱们怎么没想到啊！立刻，几方手帕，几堆人群，象趴在岸边的一群青蛙，贪婪地吸嘬着大自然赏赐的救命水。这种纯天然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初次领悟了创业的艰辛。

冤情与抗争

记得那是1971年的冬天，全连的职工冒着严寒，踏着积雪，都在忙着挖渠，刨粪，准备明年的春耕。这天，我刨粪时弄折了稿把，赶快一溜小跑地赶到木工房去换镐把。推开木工房的门，屋内只有小平一个女木工在埋头干活。她心灵手巧，待人和气，工作责任心强，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次请她帮忙给换个新镐把，准没问题。果然，小平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活，就开始为我做新搞把。木工房里也很冷，我站在那里冻得直搓手。小平看到了，急忙走过来说：“冷吧，我给你加把火暖和暖和。”她在地上收拢了一堆刨花塞进炉火中。“谢谢，这一下我可暖和多了。”她谦逊地笑了笑，又接着干活儿。很快，一根新搞把就做成了。我高兴地扛着换上新把的镐，赶回去继续刨粪。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刚进食堂就看到王洁在跟几个人讲小平丢钱的事，说是丢了二十多块，小平一夜都没睡好。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什么时候丢的？”没有人回答，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觉得纳闷，忙去找自己的好友晴晴。“听说小平丢钱了，你知道是谁拿的吗？”“哎呀，你还蒙在鼓里啊，人家怀疑是你。”“是我？她丢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气急败坏地说。“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你千万别犯糊涂，别稀里马哈的，人家可是要较真的。”了解本人个性的好友马上提醒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怀疑的我，控制不住激愤、恼怒的情绪，转身一脚踢开门，怒吼道：“我找指导员告她去！”晴晴一把揪住我，没好气地说：“你能不能沉住点气啊，你告谁？谁说是你偷的？人家丢了钱，能不怀疑吗？换了你会怎么想？”她这一说点醒了我，“那你说怎么办，我不能无缘无故地背黑锅吧？”晴晴这才心平气和地说：“你就静观事态发展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在好友的反复劝阻下，我渐渐平静了下来。

但事情却越传越邪乎，像真的一样，我成了窃贼。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找到指导员，“谁说是我偷的？有证据吗？”

“好，好，好。”指导员把我按在椅子上，不紧不慢地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晚上开个会，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这件事，行不？”

分析会在比较平和的气氛中进行。指导员让小平先回忆了一下丢钱的经过。那天，小平正独自一人在木工房干活，德子进来找她，说是上月借了小平25元，今天发了工资就赶快来还。德子看小平正忙着，就把钱放在木工案子上，说了声“谢谢啊，赶快把钱收好”就转身离开了。德子走后，小平抬头看了看，25元人民币整整齐齐地放在工作台上。小平觉得，木工房没别人，把手头这点活干完再去收钱也无妨。谁知，手头上的话还未干完，我就来换镐把，她就又来忙活做镐把，等换好镐把我走以后，她又接着干自己的活，把收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有个老职工的孩子到木工房来玩，转了一圈就走了。等她把自己手中的活干完，这才猛然想起钱的事，再看那工作台上，25元钱没了。她在案子上左顾右看，在地上东翻西找，就是没有。她又把周围像过筛子似地翻了一遍，结果钱还是无影无踪。

小平说完，指导员又让我讲讲当时的情景。我坦然地说：“她说的没错，是那么回事。可我当时只顾看她干活，根本没往那边工作台上看，更不知道那里还放着钱。怎么会是我把钱拿走的？”说完，我看了看四周，然后镇静地缓缓坐下。这时会场一片沉静，没有交头接耳的议论，没有叽叽喳喳的评说，空气仿佛凝固了，会场上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寂。大约过了一二分钟，指导员站起来说：“既然两个人都讲了，那么咱就来分析一下，看有几种可能性？”众人这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闪烁不定的目光，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虽然领导一再鼓励大家发言，但这种面对面的指责和猜度，大家都很慎重。第一次分析会就这样结束了。

但后来的几次会，激烈程度却步步升级。第一次是分析会，第二次是帮助会，第三次是批评会，第四次是揭发会，第五次就变成批斗会了。那天，大气灯早早就点亮了，那惨白阴冷的灯光，冷漠地笼罩着会场。会场上挤满了人，马号、食堂、蜂场的人也都到了。有人开始发言了，语气还比较缓和，但也是让我主动交代问题。我站在会场中心，明确地表白：“别人的钱我没动，我也没看见有什么钱……”忽然，一个质问的声音向我吼道：“你太不识相了，大家给你那么多次机会，你为什么死不悔改？”“到过木工房的只有你一个人，你说钱哪儿去了！”我一脸怒容，毫不畏惧地还击道：“难道没有随着刨花一起烧掉的可能吗？”“你别抵赖，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小平还能看不见自己的钱，把它扔到火里。我看你还是放聪明点。”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是谁在喊话。我只觉得胸中怒火熊熊，倔强地申辩道：“到过木工房的还有那个小孩，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我偷的？”“笑话，一个革命的后代，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干那种事。奉劝你，还是不要抵赖了。”他的话音还没落，就听到有人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在那个时时以阶级划线，事事拿出身判断，人人恐立场不稳，个个怕引火烧身的年代，多少人违心地跟着呐喊，多少人盲目地急于表白，会场上群情激愤，将良知和真诚统统掩埋。看到这架势，我心恢意冷，本以为事情能够说清，公正自在人心，没想到这么多人枉顾事实，冤枉自己，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看看自己的现状，想想今后的前程，我无助、悲哀、愤慨，当场失声痛哭，怎样回的宿舍，我都记不清了。

转天，天大亮了我才昏昏沉沉地从炕上坐起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屈辱的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漫过面颊浸透衣襟，接着象泉水般喷涌。我全身颤抖，掩面痛哭。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经常一个人坐在炕上发呆，时常感到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宽慰和理解。

渐渐地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有女知青相陪。我忍不住问她们：“你们为什么总跟着我？”“这是指导员特意安排的，怕你想不开。”她们坦诚地说。我这才知道，连队领导还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钱是我偷的，还在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我咬了咬牙对自己说，等！我一定要等，等到澄清事实、云开雾散那一天。

十多天后，我被通知去连部办公室。刚迈进门坎，指导员就高兴地冲上前来，急切地告诉我：“小杜，好消息，小平的钱找到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反倒很平静，因为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指导员没有详细告诉我事情的经过，这件事的原委是四十多年后我从上海知青那里得知的。原来，每次开会，受良心折磨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就有那个四五岁孩子的父亲，蜂场老职工——党员杨文景。他参加过两次会，看到了我被屈辱折磨得失声痛哭的场面，他也知道自家娃到过现场。显然，拿钱的不是小杜，就是自己的儿子，他内心斗争很激烈。自己的孩子是顽皮，但要说拿人家的钱，这可能吗？晚上，他把孩子叫到屋里，和颜悦色地询问那天的情况，孩子承认到过木工房，但说没看见钱。老杨边听边观察孩子的神色，发现孩子说话吞吞吐吐，一反常态，这让他心里有了数。忽然，他向儿子厉声吼道：“小兔崽子，你老实说拿没拿！说实话爸不打你，否则我饶不了你！”在家长严厉追问下，孩子讲出实情，并把那几张没敢花的钞票，从家中的柴禾垛中找出来。就这样，事情水落石出了。

事后，我原谅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工作更加勤奋、努力。我也认真反思了自己，注意与连里的干部群众友好相处，热情为大家办事。四个月后，即1972年3月，我光荣地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发展会上，我十分感慨地说：“我今天的进步，首先要感谢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教导，同时也要感谢老职工和知青朋友对我由衷的关爱，感谢老党员杨文景不怕丢颜面严格教子，实事求是的作风，感谢身边伙伴的鼎力支持和信任，你们是我永远铭记的人。”

多年后，每当我谈及此事时，周围的同事都夸我是个能承事的硬汉。我却认为：在遇到冤枉和误解时，万不可气馁、轻生，要努力抗争。活着，就有希望，有动力，有明天；活着，才能描绘出五彩斑斓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