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0日下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正式宣佈，加拿大將在2018年10月17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大麻合法化。
雖然加拿大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放眼全球的話，第一個宣佈大麻全面合法化的國家是南美的烏拉圭），但鑑於加拿大的西方主要國家身份和國際影響力，此舉依然引起了較大的影響。
當然，吸食大麻，在西方世界普遍不算什麼新鮮事。雖然國家政府宣佈全面放開的，迄今還只有加拿大和烏拉圭兩個，但以不同形式放鬆的，卻是十分多——比如美國，就有八個州大麻已經合法化。而其他多國家，雖然也多有相關禁令，但在執行過程中幾乎是一紙空文，大麻在現實中很少受到約束。
而在研究這一現象時，我們發現一個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大麻最氾濫的，主要是西方國家或採取西式民主的國家，尤其是越發達的地方，大麻合法化的輿論氛圍越強烈。相反，在採取東方威權制的國家，大麻反而受到嚴格限制管制，民眾對大麻的抵制和反感程度也更強。
這就有點意思了。畢竟大麻是如假包換的毒品——雖然它本身的毒性相對海洛因、冰毒較小，但依然能對人造成一定傷害，更重要的是它能令人產生較強幻覺和快感，並在此感覺誘惑下，進而尋求更有刺激性的毒品（這點跟香菸是有很大不同的）。根據美國麻醉品管理局曾提出的”臺階理論“，大麻乃海洛因的入門課程。
按理說，西方民主國家整體而言比東方威權國家要更發達，民眾的整體素質也要更高。為什麼在對待大麻問題上，“文明”的西方人，反而不如他們眼中的東方“蠻夷”呢？
這其實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有莫大的關係。
眾所周知，西方是現代人權思想的發源地。西方文明極度崇尚自由高度，注重個人權利的保護，這意味著在西方文化中，公權力對個人私權的干涉遠比東方文明要低。
當然，雲石君不否認這種權力結構的好處。但凡事有利必有弊，這種對私權的過度保護，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治理機構，它在對內行使公權力時，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就是要維持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轉和國家（或地區）的長遠發展。從它們的角度來說，容易引發嚴重社會問題的毒品——不管它是初級的大麻，還是高級的海洛因、冰毒，統統都應歸於被禁止之列。
但民眾就不同了。首先，民眾不是政府，政府是一個冷冰冰的組織機構；民眾則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這種區別，決定了政府可以完全從理性角度，來對待大麻這些毒品，但民眾，則會摻雜更多的感情因素。
而一摻雜感情因素，那麻煩就來了。對民眾來說，他們就是感性生物，而且絕大部分人本身自制力也較弱，見識和辨識能力也十分有限，如果面對的是海洛因、冰毒這種高階毒品，由於其危害明顯，大家在未入坑時，或許還能有些防範之心；但對大麻這種毒性較緩、爽感卻既時可以感觸到的低階毒品，其防範心理自然就大打折扣。
當然，這種民眾的先天性弱點，放之於東西方皆然。但東方威權政府，由於其公權力十分有力，所以可以通過強勢干預，對吸食大麻等行為展開強力打擊；同時，政府還可以通過輿論引導的方式，營造打擊毒品的社會氛圍，向民眾灌輸大麻有害的認知。
而西方民主政府在這方面的弱勢就很明顯。其公權力邊界的嚴重受限，使得其在打擊毒品方面，就顯得力道十分不足——東方政權可以較方便的直接把吸毒人關進強制戒毒所，對製毒販毒者予以嚴懲——甚至死刑；而西方，在人權大旗和民主機制下，這些做法不僅會受到製毒販毒利益集團的掣肘、就連吸毒者本身，也能夠通過自己手中的選票對政府進行反向施壓。
而在輿論引導方面，影響就更明顯。東方政權強力控制輿論，只要它們認定吸毒有害，需要禁止，就隨時可以，並且有能力對任何涉毒行為予以討伐甚至道德批判，進而形成全民禁毒的輿論氛圍和政治正確。而在西方，由於輿論本身並不完全受政治權力控制，這就給了製毒販毒集團操作空間——雖然冰毒、海洛因這種高階毒品他們還不敢隨意洗牌，但在大麻這種低階毒品方面，他們就有了足夠的操作空間，通過輿論引導，向民眾灌輸大麻無害的認識。
同時，由於個人權力的過分尊崇，使得某些公眾人物缺乏足夠制約，這使得他們可以相對容易的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來重新定義社會認知。
比如文體明星，這個群體有巨大社會影響力，整體綜合素質又不高，再加上職業特點決定了，其中很多都是所謂的“感情中人”，所以很容易被大麻吸引。
而他們吸食大麻的行為，不僅本身就會對粉絲和社會大眾形成示範；而且這些流量擁有者為了免受道德乃至法律譴責，又會自發的大肆宣傳大麻合法論，加劇這種社會氛圍的形成。
而在東方，這是不可能的。管你是多大的星，管你有多少流量，政治權力的超級強勢，決定了他們都必須在公權力劃定的法律和道德底線範圍內行事。一旦突破道德底線，被揭發出來，政治權力稍微動動手指頭，就能讓他們身敗名裂，職業生涯毀於一旦；甚至如果觸犯法律的話，還得受到相應法律懲罰，進去吃牢飯——幾年前的柯震東，到今年的一眾嘻哈圈非主流嗨哥，這些膽敢逾越雷池之人，頃刻間就被公權力收拾的灰飛煙滅。
東西方文化和體制的巨大差異，使得大麻的泛濫在兩種不同文明體系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只不過，不管“大麻無害”這種謬論有多大影響力，但就其本質，它就是一種毒品。雖然社會現實決定了，西方公權力確實很難管得住它，但為什麼要合法化呢？——畢竟如果僅僅是默認的話，最多隻能算做基於現實的技術性妥協；合法化，那就是赤裸裸的向毒品投降，縱容甚至鼓勵大麻氾濫。後者性質之惡劣程度，比前者要嚴重的多！
這其實又是涉及到西方民主選舉機制的先天弊端。
作為大麻的制販者，他們當然有動力將大麻合法化——這不僅意味著他們受到的威脅會更小，而且市場也會更廣闊。而對於吸食大麻者來說，他們也希望通過這種洗白，來逃避法律和道德壓力。所以制販者——利益集團，與吸食者——民眾，二者在大麻合法化問題上，就成為了一致行動人。
隨著大麻氾濫程度的增加，利益集團越來越有錢，越來越強大——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去煽動輿論、去收買政客、國會公關；吸食大麻的人民眾也越來越多，意味著這些大麻選民對政治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這就麻煩了。
東方集權制度的國家，政治權力受民權和資本權力制約較小，所以它就算很難禁止，一般也犯不著把它開禁。
但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就受不了了。民主制度下，大麻利益集團和大麻選民通過選舉的方式，決定不同政治集團的前途命運——而且這種影響會隨著大麻的泛濫而更加強大。當這種影響大到一定程度，政客要是還想在選舉中獲勝，就必須要向大麻群體示好，以獲取他們的支持。雖然這種做法肯定會傷害到國家和社會良性發展，但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前，這些也就只能是擱一邊了。
加拿大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西方發達國家。而既然它開了這個頭，接下來肯定還會有其他西方國家陸續跟上，歐美大麻合法化的勢頭必將愈演愈烈。
當然，西方願意做死，那是西方自己的事。只不過，鑑於西方當下的強大影響力，它們的這些破事，肯定也會被包裝成政治正確，進而對中國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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