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國建立後，中央財政幾乎有出無入，財政危機十分嚴重。當時中央政府可能採取的籌款辦法主要有三種，即增稅、借債和發行紙幣。政府最初主要依賴外債，然而借債要還，終非長久之計。從短期來說，發行紙幣亦不失為斂財妙法，只是紙幣是銀元的代表者，是兌換券，若沒有銀元的充分準備和廣泛流通，紙幣信用亦難確立。孫中山、 黃興曾主張發行不兌換紙幣，其根本仍在於整理銀元、統一銀元和紙幣發行權，否則將如袁世凱、 熊希齡所言， “全國騷然，危亡立見。此時此刻，此情此景， 幣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緩——“袁大頭"銀元正是基於此而誕生的。
1912年2月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後，繼續謀求幣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財政部下設幣制委員會為籌議幣制機關，還聘請了正在訪華的荷蘭貨幣金融學博士衛斯林為名譽顧問。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為顧問的衛斯林向幣制委員會提出了《中國幣制改革芻議》，主張在採用金匯兌本位制之前，應暫時並用金匯兌本位和銀本位兩種制度。 1913年春，幣制委員會設專任委員，詳細討論幣制改革方案，在金、銀、金銀並甩三種意見中爭論不休。最後，幣制委員會拿出的報告書中，還是將金匯兌本位制列為首選，而弊多利少的銀本位制則被棄置一旁。1913年秋，幣制委員會撤銷，幣制改革問題移交國務院會議繼續討論。時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的熊希齡對幣制改革十分熱心，他認為採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勢所趨，中國也必須以此為最終目標，但是又認為不易辦到，應根據國內習慣，先用銀本位來統一貨幣，等將來商業發達之後再改行金本位制。按照熊希齡的解釋，雖然銀本位不好，但“惡本位勝於無本位"，實行銀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動下，袁世凱政府最後於1914年2月公佈了《國幣條例》及實施細則，規定國幣以一元銀幣為主幣，總重七 錢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其成色與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過千分之三。國民可以將生銀交託政府代鑄_元銀幣，每枚收鑄費庫平六釐。1914年3月8日為了能實行《國幣條例。》袁世凱政府又設立了幣制局，任梁啟超為總裁。梁啟超在旅居日本時就認識到整理貨幣、流通金融為中國救亡圖強之第一義，把幣制改革看得相當重要，當時剛從司法總長位上辭職的他對袁世凱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幣制局總裁一職，希望在幣制改革上有所建樹。梁啟超於3月10日開局就職，以滿腔熱情撰寫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幣制金融的條例、辦法和文章。在幣制改革的觀點上，梁啟超與熊希齡意見一致，即先用銀本位作為過渡，整理並統一國內貨幣。 與此同時袁世凱為了顯示他的帝位規定新銀幣一面摹鐫大總統袁世凱側面肖像和造幣年份，另一面雕印 嘉禾花紋，中間刊有一圓、中圓、二十分、五分等字樣。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幣總廠首先開鑄新銀主幣，接著南京、武昌等造幣廠也開始鑄造，191 5年1月新幣開始發行。新銀元因有袁世凱頭像，一般稱為“袁像幣”，又有“袁大頭’’、“袁頭”、“大頭"、“袁像"等俗稱，且各地俗稱不同，在西安稱之為“大頭洋”，在成都、重慶稱之為“人頭洋"，萬縣俗稱“老殼’’，長沙俗稱“光洋"。雖然
袁世凱銀元
“袁大頭”銀元上標有鑄造年份，但並沒有每年啟用新鋼模鑄造。後來天津造幣總廠按規定趕製注有“中華民國八年造"字樣的祖模，因受一戰影響鋼料缺乏，一再輾轉遷延，等到祖模設計完成時已屆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華民國九年造”幣模。據侯厚培著《中國貨幣沿革史》(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版)記載，當時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國三年造、民國八年造和民國九年造三種銀元。銀元流通的時代，自然有摻和過多銅質或鉛質的假銀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別銀元真偽的方法，只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真的鏗鏘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或者用兩指捏住銀元中心，甩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真的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則沒有。銀錢業的從業員點數大宗銀元時，左手拿成疊的銀元陸續推出，右手拿一塊銀元依次敲響左手銀元的邊，邊敲邊聽，聽到聲音不好的就剔除出來加以鑑定。小商店的夥計們則會把這一塊錢向厚木的櫃面上一扔，聲音清脆的就收下，聲音發木就要求客人換一塊。“袁大頭"發行以後，在重量、成色上有嚴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樣送財政部化驗，中國銀行公會也可隨時派員化驗，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委託各造幣廠鑄造“袁大頭”時也要隨時抽送化驗，對於不合格者均隨時熔燬，絕不遷就。因此，“袁大頭”一進入市場，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歡迎。曾為袁世凱總理財政的 梁士詒回憶，天津造幣總廠開鑄“袁大頭”後的最初九個月，每日鑄造量達30萬元，使得“袁大頭"迅速流通開來。此外，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經與上海錢業公會協商，於1915年8月1日取消洋釐之．“龍洋”行市，代以新幣“袁大頭"，於是“袁大頭"通用範圍由北方而擴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錢業公會又取消“鷹洋"行市，“鷹洋”勢力被徹底廢除，“袁大頭"的地位大大提高，成為全國通用且為中外商界所認可的唯一主幣。
“袁大頭"在中國貨幣史上的出現，是銀元發展的必然結果。經過多年鑄造，“袁大頭"數量增多，流通漸廣，雖僻處邊陬，也有其蹤跡。到1920年3月，天津造幣總廠及各分廠大約共計鑄成“袁大頭”銀元三億八千多萬元，另外還鑄成一些五角新銀輔幣。“袁大頭"銀元的通行將“鷹洋"、“龍洋”漸漸從市面擠出，促進了銀元的統一，為“ 廢兩改元”準備了條件，是我國近代貨幣史上劃時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國貨幣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閱讀更多 峰火藝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