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高考是“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的簡稱，於1952年實行，至1966年廢止，又在1977年恢復至今。其是對考生高中三年學業水平的一次總測評，也是開啟應試者新的人生與命運的重要轉折點，被社會普遍譽為“龍門”“金榜”，得到每一個家庭的高度重視。以此次成績為依據，考生們可被錄取進層次不一的高等學府，經過二至五年的學習，獲得畢業與學位證書，然後步入社會，走上不同的工作崗位。長期以來的社會發展證明，高考在我國是一種相對公正、公平、公開的人才選拔形式，較大促進了我國當代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穩定而較高的社會認可度與國際信度。
優秀人才是社會穩定、時代發展的重要基礎與保障，我國的歷朝歷代都極為重視對人才的甄選和使用。早在兩漢時期，就有察舉制實行，很多具有良好品行的人被舉為孝廉，得到政府的厚遇；自魏以後，又形成九品中正制，根據不同人的德才品狀，來薦舉任用，對社會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無論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都不能脫離門閥的影響，所選拔和舉薦的人多為自己的親朋故舊，如此便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較大社會痼疾。在這樣的背景下，隋代
開始形成分科取士、以成績定取捨的科舉制，此後直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本制度一直延續了1300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考試結束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著新進的進士們魚貫進入朝堂,高興得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西方有學者還將我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
自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大大小小的改革實際上一直在進行。1985年，教育部規定：可以從參加統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數國家計劃外的自費生。一向由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並軌招生，高校學費開始增加，下年，即開始普通高校招生並軌改革；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開展自主招生試點，出現“自主組織測試”“校長實名推薦制”“自主招生聯考”等形式。
本次新高考的改革，發端較早。2008年，我國開始啟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2010年2月，公佈公開徵求意見稿，7月，發佈經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全文。文件明確提出要逐步形成分類考試、多元錄取、綜合評價的考試招生制度，為新高考改革指明瞭方向。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新高考改革作出了全面、系統、明確的部署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9月4日，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公佈：規定文理不再分科，2014年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啟動高考綜合改革的試點，2017年將全面推進。12月16、17日，又陸續出臺《關於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關於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實施意見》《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規範高效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關於進一步減少和規範高考加分項目和分值的意見》等四大高考改革配套方案。截至2016年4月，全國已有19個省份出臺了高考改革方案，明確了改革時間表。去年，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個省市已啟動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此次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擬將招生錄取制度與考試評價制度改革相銜接，改革的重點在兩方面:一是普通高校(本科)逐步推行基於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使高校招生錄取更加適應各類人才選拔培養規律，更加適合不同學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特色。較早，一些地方已在先行探索,如浙江,2011年,便已推行"三位一體"招生,將考生高中學業水平成績、綜合素質測試成績和高考成績三者,按一定比例折算成最終成績。雲南、浙江、天津等地也已在高考英語聽力測試時,率先嚐試外語一年多考。
新高考制度還規定，在實行新高考制度的省(區、市)，計入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的學業水平考試3個科目，由考生根據報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長，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選擇。學生可以在完成必修內容的學習，在對自己的興趣和優勢有一定了解後確定選考科目。也就是說，將來學生的高考成績將會是“3+3”模式，除了統一高考的語數外三科外，還要加上自己選擇的三科學業水平測試的成績。以這樣的設計，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和興趣進行競爭，“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考”，使得文理不分科成為了可能。
新高考制度意在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第一種高考模式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 第二種高考模式就是現在的高考，學術型人才的高考。據相關資料統計顯示，我國每年從中高等學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畢業生總量約在1700萬人左右，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技能人才供給不足矛盾已成為短期內新增勞動力就業結構性矛盾的突出表現。如何才能解決如此的矛盾，通過高考的槓桿來調節，以教育的途徑來完成，是一個較為可行的途徑。
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堅定進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時代進步的內在呼喚。長期以來，舊的高考制度確實存在一考定終身、不能考出學生的實際能力和水平等弊病；同時，因為高考指揮棒的巨大作用，使我們的基礎教育過於注重分數與升學率，而忽視學生興趣、文化素養、精神品格、創新能力等方面的教育，造成對學生身心的透支與教育的畸形。此外，因為模式的單一，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不清晰，不注重對學生創新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使他們死記硬背了不少課本知識，而不能靈活運用與創新，缺少社會適應與獨立工作能力，造成了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技能人才供給不足的社會問題。因此，新高考制度的實施是確有必要的。
但是，在新高考制度的實施過程中，尚存的一些問題和環節也是不容忽視的。首先，在新高考制度下，如何保證最終高考成績的真實、透明、公平、公正，是決定高考制度改革成敗與最終信度的最關鍵環節。以前的高考成績雖然單一，但程序嚴密、管理規範嚴格；而在新高考制度下，考生的最終成績由高中學業水平成績、綜合素質測試成績和高考成績三者構成，也就是說高考成績僅是三者之一（所佔比例不清楚），那麼其餘兩個如何來構成、有無統一而嚴格的尺度、如何來執行、監督，都是不能迴避、且應提前考慮的問題。在我們國家目前的階段，高考成功即能進名校、就能有個好前程，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誘惑肯定阻擋不了部分人的鋌而走險，尤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這是否會造成新的不公平、是否會帶來新的腐敗、新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問題呢？很難說！
其次，再來看所謂的“3+3”模式。依此模式，在實行高考綜合改革的省(區、市)，計入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的學業水平考試3個科目，由學生根據報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長，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選擇。學生可以在完成必修內容的學習，在對自己的興趣和優勢有一定了解後確定選考科目。這樣的改革，表面上看是尊重了學生的自主權，給學生以大的選擇空間與自由度；但是，我們知道，人在本性上普遍都是趨利避害、拈輕怕重的；如果如此進行選擇，勢必給考生帶來投機和避險、避重的心理，那些基礎性、難度大、趨冷的科目或專業就沒人來選，而這些卻又常是非常需要有優秀的人才來加以充實接續的。這樣的問題在去年的試點省份已經顯示出來，如有消息說，根據復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調查數據，2017年復旦大學在第一次統考“大學物理”時，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體不及格率達到了30%以上，這一數據遠遠高於往年。很多學生的物理水平僅僅是初中水平，和其它省份考生物理認知水平存在極大的差距。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在於2014年浙江和上海實施的新高考改革，物理由原來的必修改為了選修。去年，浙江省還出現了“物理棄考”事件，全浙江30萬考生，最終選擇物理的考生僅僅有1.2萬人。這樣的現象，不僅對我國相關學科的發展會帶來很大的損失，而且對中學物理教師隊伍的穩定及他們的教學行為也會帶去很大的傷害，其嚴重後果，現在還難以估量。另外，此模式意在讓學生"可以文理兼修”，可如果由必修改為選修，在當下日益降分擴招且高職高專可能會註冊入學的背景下，學生的學習動力不大，他們雖選卻不真學，這是否會帶來更嚴重的文不知理、理不知文，甚至出現文化沙漠化的可怕現象。
再次，由於高考成績構成的多元化，高中學業水平成績和綜合素質測試成績成為學生最終是否被高校錄取的重要因素，從而帶來學校管理者和教師業績觀及相應評價標準的變化。以前學生的成績是硬指標、班級或學校的升學率是金尺子；而改革以後則變得多樣而靈活，難以把捉和衡量。這會給管理者帶來管理的困難，也會給教師帶來工作目標不清晰、工作動力不足等問題。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儘快根據改革需求與教學一線的具體工作實際，及早制定出臺學校和教師的業績考核標準及目標量化要求，以確保改革後的教學和人才培養質量不下滑。
總地來說，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主要目的在於催生拔尖創新人才、提升學生的道德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三個方面，即創新、素質、生涯教育，而這三者又都統一歸結為培養社會主義新時代所需要的高質量後備人才，這是衡量新高考制度成敗的唯一標準。只有既利於人自身的解放，又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這樣的高考改革才會具有生命力並受到廣大人民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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