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把稿留下了，說有幾處要斟酌，我沒多想，只隨意打了個招呼，走時頭也沒回，沒想到這是跟他的最後一面。
第二天，他早上七點多就給我打電話，說稿子寫得比人好，有兩處可否改一下。叫人背新鳳霞下樓那段，“叫”改作“請”；看完戲到後臺，別說去“問候”，改作去“道乏”。他又在電話另囑，學友安武不久去美國，行前想小聚，他顧不上安排，叫我記著這事。
我一一應允，匆匆掛了電話。
午後，慕理病情突變，進了手術室。術後禁絕探視，有兩關他神志清醒，還給朋友發短信，說一個人躺在那兒，心裡急。遵醫囑，手機很快被沒收。
我突然覺得，慕理成了一個無助的孩子。我把短信發給他女兒，轉給他看：“我們都知道你想念朋友，大家也都惦記你。但眼下你要安心靜養。來日方長，以後咱們有的是時間。好慕理，聽話!做一個乖乖的好父親、好丈夫。”
在他最黑暗的日子裡，誰都幫不上他，只能自己熬。想想，朋友們也很無助啊。
慕理沒能熬過去。
我曾答應，雜誌出來給他20本送朋友。我還反覆唸叨著那6個字：有困難，找慕理。
不用了。都不用了。剎那間，我竟覺到了生命的荒誕。
有幾句話一直在心底發狠，不吐不快：老天不公，慕理不歸，老友心死：從此不再做好人!
慕理，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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