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以泰好文學，禮士大夫，特命於其其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貞觀二年，年僅九歲的李泰便遙領揚州大都督一職，此後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職務，於貞觀十年改封魏王。從貞觀十年起，隨著太子李承乾的日漸墮落和屢教不改，李世民內心的天平開始逐漸朝魏王李泰傾斜。因為李泰喜好文學，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開設文學館，任他自行延攬天下名士。
歷史這個玩意吧，就怕對比，想當年，當然也沒有多少年，太宗皇帝還是秦王的時候，設文學館就有十八學士，還畫了畫像的，十八學士登瀛洲。今天太宗皇帝讓魏王設置文學館，是不是也在釋放什麼政治信號。
正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歷史的教訓要吸取，歷史的經驗也要借鑑呀。所以很多人開始押寶魏王，認為魏王李泰在太子日益失寵的狀態下，必定能夠，取太子而代之。一時間有心人對魏王李泰趨之若鶩，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遊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
當政治的天平開始傾斜，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時候，利益集團就開始形成，圍繞在魏王李泰周圍的人，開始鼓動李泰，李泰逐漸也興起了奪嫡之心。
所以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中所說的那樣，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太宗朝的太子之爭，是太宗皇帝對太子李承乾的失望，給了魏王李泰不適當的名分，導致興起了奪嫡之心。雙方的利益集團不斷進行碰撞和鼓動，最終導致了兩敗俱傷。
作為宗法制度中最基本的一項原則的嫡長子繼承製度，是一個成功併成熟的繼承製度。這個繼承製度保證了政權的平穩過渡，使人心穩定、政權穩固，但萬一在對其他兒子出現某種異常的偏斜時，不能圍繞在嫡長子身邊的人，就去圍繞在了另外一邊，形成了另一個奪嫡集團。
所以皇帝要謹慎表達對其他兒子的喜好。這就亦是帝王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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