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爆、反转、澄清，似乎成为一件新闻的标配，一次次掀起议论，最后又回归沉寂，等着日后某次的相似，仿佛轮回。沾血的馒头，既戳痛也麻木着观者。
最近王凤雅小朋友的遭遇，把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又展开在我们面前，比如重男轻女，比如贫穷。
“重男轻女”等标识所以能带了节奏，多少与它们是一种常识有关。这样的常识为现代性所需要，通过成为其反面，来巩固现代性的位置。悖谬的是，它越极端，反而越能被我们所接受。因为常识的极端也就等于常识的纯粹，有完美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便利了分类的朴素需要。
分类的意义毋需赘言，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分类使现象可见，也使秩序可行。常识是分类的结果，它是互动论关注的“标签”，内容的武断暗示交往双方的社会距离，带来了认知上的惰性；也是常人方法学讨论的“规则”，降低认知的成本，使行动拥有了被解释与理解的机会。
常识不仅存在于内里的心智层面，它还关联着循名责实的互动倾向和评价机制。名建构实的过程，是对情境的定义，是命名权的运用，借助于此，“常识”成为我们的默会共识。也就是说，“识”本是“名”，由名定实，“识”获得了“常”的地位。
比如《驴得水》里，“吕得水”被制造为一个辛劳而尽责的教师；张一曼从生动的“一曼”一人，转成为人人辱之的“婊子”。有了“名”，再按图索骥去寻找、提取、加工“实”。
再如《佛罗里达乐园》，一个没有固定工作、出口成脏、从事性服务的单身母亲，无疑是中产育儿观的异类，她被怀疑、被侧目、被隔离，被看作是“不合格的”（unfitted）——这是“名”认为的“实”。如果不是镜头的聚焦，谁能看到、谁又在乎她和女儿间的纽带——这是出乎“名”外的“实”。
现实的例子也有，譬如缠足。父权制对女性身心的迫害、男性凝视下的欲望满足和视觉愉悦、封建社会的罪恶表征……是我们熟悉的缠足形象。
宝森在对云南禄村的田野调查中，延续了另一种分析思路：缠足适应了女性从事“轻活”的家庭分工。比如刺绣和织布，依赖的是灵巧的双手，脚步的缓慢和体力的持重并非所需，只要家庭经济安排如故，女性缠足就有其现实的合理性。
（高彦颐在《缠足》中也谈到了劳作与缠足之间的张力，不过更侧重文化的解释，没有像宝森这样突出经济的视角。另外，这个“经济”，也不是古典经济学中追求收益最大的“经济”，而比较包容，指对资源的合理调用。）
解释的多维度，反映了现实的多面与复杂，以及观者的隐含立场。可见“常识”之“常”，并非不证自明，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
明了了其所然，常识借助以名定实这一过程的所以然，大概也逃不出齐美尔对时尚的分析。通过常识来认识与判断人事，一方面求同，确认“我们”；一方面存异，划界乎“他们”。常识的威力，或许便在于它的运作机制之为社交时尚的延续性。
指责王凤雅的妈妈“重男轻女”是容易的，与所能理解的相比，我们所愿与所要判断的无疑太多。网络暴力的泛滥更放大了这种做法的权利而弱化了其责任，提倡还原或者同情，也不是为“存在就合理”的相对性辩护。只是在信息涌来的时候，在日常相处的时候，认识到“常识”的暴力和惯性，提醒一下自己，约摸总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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