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刊發了梁晨、李中清等合作完成的《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以下簡稱《無聲的革命》）。該文通過對中國兩所精英大學50年間學生學籍的案例分析，說明中國精英高等教育的生源自1949年以來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以往為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比重逐漸加大，併成功將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紀末。因此，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發生了一場意義深遠的革命。在該文作者看來，高等教育領域這場“無聲的革命”可謂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政治革命的延續，部分工農在社會政治革命中所獲得的社會地位和精英身份通過教育革命而得到了鞏固。
雖然以往學界對新中國教育公平問題有諸多討論，但像《無聲的革命》那樣將1952-2002年橫貫50年的高教史斷定為“無聲的革命”則殊為少見。本文力圖探討其求證中的問題並與之商榷。
▍一、是教育革命，還是被革命的教育
用以支撐《無聲的革命》這一宏大敘事的是對兩所學校50年來招收的15萬名本科生的數據的分析。就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階層而言，在這50年間，按照作者的統計，以學生父親的職業為基準，北京大學1952-1999年的新生中有15.01％是農民子女，蘇州大學的農民子女則達到25.37％。
數字既是雄辯的，有時也是蒼白的。我們固然可以感受到這些數字所傳達出來的力量，卻又不禁要問：在這些赫然的數字背後被遮蔽的社會事實是什麼？被抽離的歷史脈絡又是什麼？“農民子女”身份在中國不同時期的社會結構中，具有的意義是什麼？究竟是哪一部分農民子女，以何種方式獲得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這一制度能否得以延續，並使不同世代的農民子女受惠於此呢？部分農民子弟成功進入精英教育行列，是否就意味著教育公平呢？
米爾斯在批評拉扎斯菲爾德式的“抽象經驗主義”時曾指出，那種過於迷戀數據收集及研究方法本身，而忽略問題的結構情境和歷史背景的研究，是所謂“社會學的想象力”匱乏的表現。《無聲的革命》這項合作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是曾經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執教，橫跨史學界和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李中清。我們從該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問題意識的其中一個源頭是對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的開放性較低的不滿。但我們驚訝地看到，李中清作為社會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倡導者，他所主持的這項中國高教史研究卻似乎拒絕深究歷史，而只是將50年疊加的數據擺在讀者面前，以證成其“無聲的革命”這樣宏大的結論。而如果把中國當代史納入進來，將所謂的“大數據”展示在中國教育制度的歷史脈絡中，我們又能看到什麼呢？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結構及教育政策在改革開放前後有著相當大的變化。用50年累加的數字來論證，首先掩蓋了那些對理解中國教育公平至關重要的社會變遷。其實，作者的數據清晰地表明，農民子女入學的上升趨勢主要表現在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後，進入北京大學的農民子女呈現下降趨勢，而蘇州大學的農民子女比例也基本不再增長。這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增減趨勢，卻都被作者化約在50年裡的“一場革命”的結論中。
當然，作者在數字上並沒有掩飾對這些不同階段的差異的詮釋。他們在給出一些總體數字的同時，也分別給出了改革開放以前與改革開放以後的數字。但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揭示出這些數字背後真正的社會邏輯，雖然，這些抽象數字本身所能呈現的，僅僅只是一部歷史感薄弱的學生來源“標籤化”數據的變動性羅列。比如，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文革”前，貧下中農子女進入精英大學的比例不斷上升，富農地主子女的比例則大幅萎縮，到“文革”時期已經基本退出精英大學領域，中上中農子女的比例也持續下降，只有貧下中農子女“一騎絕塵”，幾乎成為農民群體進入精英大學的壟斷者。那麼，這種狀況究竟意味著是什麼樣的革命，是教育領域平等的革命嗎？如果這也算是革命的話，也許該稱之為“被革命的教育”。
新中國建立後確立了“教育為人民服務、教育向工農開門”的基本方針。然而，“人民”並非同質性的概念。在“人民”的概念中，不僅有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之別，更有工農家庭出身與剝削階級家庭出身之分。即使拿“工農”這個概念來說，也是非同質性的。“工人”可以說是一塊響噹噹的身份招牌，而“農民”則是一種成分混雜的說法。在改革開放前，人們更多的是用階級論的視角切分出兩個概念：“貧下中農”與“地主富農”。工人與貧下中農構成勞動人民，而地主富農與資產階級構成剝削階級。在當時，凡是將“工農”並提在一起的，其中的“農”都特指貧下中農，而絕非今天一般意義的“農民”。
這種身份差別體現在各個方面，就高等教育的招生對象的資格而言，可明確區分為優先、限制與剝奪等不同的待遇。
第一，享受優先錄取權的是工農子女。1953年起，高等學校在招生中規定，當工農速成中學畢業生、產業工人、革命幹部等考試成績達到所報考系科的錄取標準時，優先錄取。1964年，對工人、貧下中農及其子女、退伍士兵和勞動知識青年，採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當他們的考試成績達到報考學校的最低要求時，優先錄取。1965年的“高校招生辦法”中規定，對於政治思想好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產業工人、貧下中農、烈士子女和學生幹部，當他們的考試成績與其他考生接近時，優先錄取。正是由於這一優先錄取權的保障，才使高校學生中工農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加。1953年工農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是工農成分的新生，佔到新生總數的27.39％，1958年上升為55.28％，1965年又上升為71.2％。
第二，招生受到限制的是剝削階級子女。1961年教育部黨組在《關於資產階級子女升學問題的報告》中承認，在招生工作中對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和右派沒有實行區別對待，對學生本人的進步注意不夠，很多學校規定的機密專業的數量太大，範圍太廣，過分限制了資產階級子女入學。該報告指出：
“對於資產階級子女看重本人的表現，如果他們的政治、健康條件合格，學業成績達到了規定標準，就應該和其他人一樣考慮錄取，不要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子女，就對他們有所歧視而不錄取。”
然而，在強調階級路線的氛圍中，家庭出身始終是決定大學教育機會的一個關鍵因素。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後來回憶說：
“當時的政策是，在培養人、使用人時，要貫徹‘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的三句話中，‘有成分論’是前提，是有形的、實在的；後兩句則是虛幻的……‘四清’運動以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階級路線貫徹得也越來越嚴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會被直接告知，不要幻想參軍入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學，報某某專業；不要企圖留城工作；更別妄想進大機關和科研機構。”
第三，招生資格被剝奪的是被認定的壞分子。1953年，高等教育部發出“關於投考高等學校學生的政治審查問題的通知”，規定有以下情況者不準報考：現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現行破壞活動分子；確因反革命以及品質惡劣而被國家企業、機關、部隊或高等學校清洗或開除的分子。1958年，高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規定對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品質惡劣的分子及其他壞分子，都不予錄取。如果真是反黨反社會的罪犯，剝奪其包括教育資格在內的公民資格倒也不足為奇；問題在於當年用階級鬥爭視野認定的壞分子究竟有多少屬於今天所認定的應該剝奪公民教育資格的罪犯呢？
李文勝根據北京大學檔案材料，分析了1957－1965年間北京大學新生家庭出身情況。從圖１看到，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氛圍中，對勞動人民子女教育權利的保障，是以強行限制和剝奪剝削階級子女的教育權利為代價的，實行的是一種“階級內的平等”。隨著階級鬥爭的升級，它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歧視性的“階級路線”政策，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成為衡量個人政治先進性的重要標準，嚴重打破了公民教育權利的平等，打擊、壓制了許多有求學渴望和學習能力的青年學生，並直接導致了“文革”中的“血統論”。
這種講出身、論成分、貫徹階級路線的教育方針一直貫穿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中。當然，在這30年的教育發展中，也存在著關於教育發展戰略的兩種傾向：一種傾向強調發展以專業技能和精英教育為核心的正規化、制度化教育，另一種傾向強調以實現平等為核心的普及化、大眾化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貫徹的是以大眾教育為主導的高等教育方針。1952年後，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開展及向蘇聯學習的運動，精英教育開始佔據主導，新中國成立之初所建立的工農速成中學和調幹生制度相繼被取消。但是，自1958年國家發起“教育革命”後，大眾教育在毛澤東的強力支持下重新佔據主流，“文革”期間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從1970年到1976年，全國高校取消了考試製度，通過推薦的方式招收工農兵學員，達到“一騎絕塵”的地步。就這個意義而言，教育被徹底地“革命”，中國的大學迎來了規模空前的工農子女。
即使是在人民陣營裡，還存在著工農子女與幹部子女、工人子女與貧下中農子女之間的關係。《無聲的革命》一文認為，取消考試、實行推薦制並不利於工農等缺乏權勢的群體，對此觀點我們頗有疑問。
從該文作者提供的數據看，北大和蘇大在“文革”後期的農民子女數量的確明顯減少。但所謂這個時期的學生更多是幹部子女的說法則缺乏數據支持。他們依據的是作家鄧賢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知青夢》。但這篇報告文學在宣稱“文革”時期70％的大學生是幹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時，並沒有標出數據來源，難以為學術研究所採信。而作者將這個時期的工農群體視為缺乏權勢的群體，則顯得缺乏基本的常識感。
眾所周知，在“文革”時期，原來的幹部大多被當作“走資派”遭到批鬥或被趕下臺，工人出身恰恰是當時最有權勢的群體，農民中的貧下中農也是正當紅的群體。作者認為取消統一招生考試後大多數的工農兵學員既非出身工人，也非出身於農民，而是出身於幹部子女，這種看法的依據並不充分。實際上，該文作者稍後在對工人子女的分析中又指出，工人子女在“文革”時期成為大學生的重要來源。這表明該文作者自己已經對前面的論斷進行了否定。
當然，在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時，的確存在較多的“開後門”現象，以致1972年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提出要克服少數幹部在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的不正之風。但幹部子女到底在工農兵學員中佔多大比例，仍缺乏確切的史實資料。而且，“幹部”的指涉是非常寬泛的。當時，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都被稱為“幹部”，而按戶籍制的標準，他們其實都是農民。
從現在所能看到的一些材料來說，大學裡的工農兵學員相當部分還是工人子女和貧下中農子女。比如，武漢大學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佔40％，貧下中農（包括基層幹部）佔33％，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佔21％，解放軍戰士佔5％。1970年北京大學招收的527名工農兵學員中，出身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佔87％。
那麼，通過政治的強力推動，大批工農子女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邁入大學校門，這是否就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平等呢？
1972年10月，北京大學教改組在彙報教學質量的調查情況時談到，“歷史系1970級工農兵學員56人，其中高中程度10人，初中程度43人，高小程度3人；入學後上課14個半月，佔入學2年時間的60.4％，下廠、下鄉等非教學時間９個半月，佔37.2％。56人中學得好的、比較好的有12人，佔20％左右；學習一般的36人，佔65％左右；學習差的8人，達不到培養目標，佔15％；３人學習內容基本沒有掌握。西語系英語三年級共133人，抽查在校生77人，其中大部分文化程度為初中二、三年級的程度，學習情況分為四類：甲類：語法概念清楚，聽外國人講話困難不大，可以對話者25人，佔33％；乙類，語法概念不清，應用差，中譯外差的21人，佔27％；丙類，語法概念有錯誤，中譯外困難大的21人，佔27％；丁類，達不到要求的10人，佔13％”。這種試圖用取消考試製度，用革命的手段改變工農子女的文化弱勢地位的努力，實際上註定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鬧劇。有學者稱之為“教育平等的烏托邦”。
綜上所述，在我們看來，用政治手段強行限制和剝奪部分公民的教育權利，又用政治手段強行將另一部分人塞進大學的做法，不能被稱之為是真正有進步意義的教育革命。
▍二、重點中學：是緩解城鄉教育不平等的良方，還是固化城鄉教育不平等的機制
1977年後，中共中央撥亂反正，糾正了極“左”的階級路線，消除了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礎上的教育歧視，重新確立了知識的尊嚴，使教育走上了制度化、正規化的道路。這不僅是對“文革”前17年精英教育路線的恢復，而且徹底否定了階級路線和出身論，從而為所有人創造了均等的教育機會，“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成為新時期教育路線最響亮的口號。
當然，在形式平等的競爭規則下，因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在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農民子女在類似北大這樣的精英大學中的比例開始顯著下降。然而《無聲的革命》的作者又發現，農村孩子在新時期進入精英大學亦留有一個通道，這就是與精英大學構成對接關係的重點中學。該文統計結果顯示，北大與蘇大新生來源中學集中程度非常高，少數中學為兩所大學輸送了大部分生源。從北大的數據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7.39％的從本科生來自5所中學，這5所中學只佔所有向北大輸送過學生的學校總數的0.08％。前3.08％的中學（200所）輸送了41.1％的北大學生，前5％的中學輸送了50％的北大學生，前20％的中學輸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學生。蘇大的情形也類似。而向兩所大學輸送學生較多的中學基本上都是重點中學。在該文作者看來，縣一級重點中學的設置與訓練是農村學生與鄉鎮學生進入精英大學最重要的途徑。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界無聲的革命，起點即在基礎教育領域，其標誌就是重點中學制度。
教育學界關於重點中學制度的利弊一直存在爭議。但即使是重點中學制度的辯護者，一般強調的也只是重點中學有利於培養精英人才和更好地發揮教育資源的效益。而《無聲的革命》一文則是把重點中學制度尤其是縣中（即：縣一級重點中學。下同）看成是以平等為特徵的教育革命的保障。對作者這種別出心裁的分析，我們試做以下討論。
首先，教育資源的分佈不均不僅體現在重點中學與普通中學之間，而且也體現在重點中學內部不同層級之間，有人稱之為“教育級差”現象。這種教育級差最明顯地表現在城鄉之間。縣中即使進入重點中學行列，在教育經費、師資力量、實驗設備和校舍條件等各方面的資源上，也難以與大中城市的同類重點中學相比。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分佈的不均及其帶來的社會後果，在不發達地區尤其嚴重。
其次，我們還可以從縣中本身的入學機會來探討城鄉差距問題。有研究表明，優勢社會階層子女在優質教育機會獲得上佔盡先機，他們不僅可以憑其文化資本通過正常的公開招錄進入重點中學，更能憑其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關係資本通過擴招錄取來佔據優質教育資源。如果說能夠入學重點中學是社會成員進入上層社會、獲得精英身份的準通行證的話，那麼，現有的重點中學招生制度安排實際上是一次系統化的社會選擇與社會排斥：有權有背景的家長可以讓成績平平的孩子成為名校的“條子生”、“共建生”；有錢有關係的家長可以讓學業一般的孩子成為名校的“繳費生”；無權無錢無背景的家長則不得不放棄對名校的追逐。即使是在縣中，城市背景出身的學生和農村背景出身的學生，也因其資本的有無或多寡而面臨著不平等的入學機會。
無可否認，的確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子女完全通過自己的努力考入重點中學，進而又憑藉自己的勤奮和吃苦耐勞升入精英大學。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要比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更為普遍。但是，這種情況真的就意味著教育平等的實現嗎？
當初政府在設計重點中學制度時，本是期望重點中學發揮示範作用，集中力量和資源，摸索並取得經驗，由點及面，逐步推廣，指導一般，並希望通過重點中學來帶動普通中學，通過縣中來帶動廣大的農村中學。然而，重點學校以壟斷優質師資和生源為前提，其優質的資源難以推廣，其特殊的政策無法惠及大眾，結果形成的不是重點中學帶動普通中學，而是重點中學排斥和擠壓普通中學。重點學校不僅沒有起到示範性、實驗性的作用，反而通過拉大學校間的差距，加劇了學校之間升學率的競爭，惡化了基礎教育的氣氛，成為推動應試教育，凝固和擴大階層差距的教育機制。少數重點中學成為高分學生的“收割機”，優秀師資的“抽血機”。
的確，有少數拔尖的農村學生被選拔到縣中或重點中學，但這些學生的幸運只是他們個人的幸運，即他們有幸被以城市為中心的精英教育體制所吸納，而這種個別人的幸運不僅沒有改變城市對鄉村教育的支配格局，反而因為這些農村學生中的佼佼者被順理成章地抽離出農村社會而使既有的權力支配格局變得更加牢固。正如布迪厄在分析黑人解放時所指出的，某些黑人“僥倖”幹不被歧視，正是以對“黑人／白人”這樣一種人為的社會地位分類體系的承認為前提的。少數邁入縣中的農家孩子可能由此擺脫了“命定”的農村人這一社會地位，但他們出身的那個階層卻通過重點中學這種教育抽離機制被更為穩固地定位在宿名性的位置上。
總體上，我們承認在農村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通道中，資源集中的重點中學和縣中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工具合理性的通道。然而，這一工具合理性卻缺乏價值正當性的道義支持，最終導致這一制度的不可持續性與高代價性。正是基於重點中學的種種弊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逐漸取消了重點中學制度。儘管該制度隨後又以示範學校、明星學校等方式捲土重來，但重點中學的名稱已成歷史，重點中學制度理念的正當性也喪失殆盡。
▍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城鄉身份分割
《無聲的革命》的作者在文中較多使用了“工農子女”這個概念。作者論證中國父母職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比國外弱，主要基於有更多的學生來自工農子女的數據特徵，比如，北大學生來源工農子女的近30％，蘇州大學的工農子女高達40％。在他們看來，工農子女針對其他階層構成了非精英階層，因而成為衡量中國是否發生“無聲的革命”的重要標尺。
需要注意的是，工農雖然相對其他階層來說屬於低收入階層，但過於強調“工農子女”概念，容易使人們忽略中國社會分層最重要的因素——城鄉身份的分割。20世紀90年代以前，非公有制企業尚未大量出現，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工人都屬於單位制成員，享受單位制中程度不同的福利。尤其是國有大企業中工人的生活水平，遠非農民可比。李強提出中國實際存在著兩個社會分層體系：城市社會的分層體系和農村社會的分層體系。這兩個體系幾乎是獨立運轉的，相互之間並不交融。李強就此把中國社會結構稱為“倒丁字型”社會結構，即構成倒寫的“丁”字一橫的是巨大的農村社會階層，而構成“丁”字一豎的是城市的社會階層。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完全不能使用“工農子女”這個概念，只是在使用這個概念時應注意到工人與農民並非處在同一個社會階層。因此，考察中國父母職業對子女教育的影響，應特別考察父母的城鄉身份差別。作者在文中雖然也涉及對城鄉差異的研究，但實際的著眼點卻在家庭居住地的差別。就中國社會的公平性問題而言，研究城鄉居住地差別的重要性遠不及研究城鄉身份差別的重要性。
本文本著深入討論的精神，對《無聲的革命》一文提出了以上的商榷意見。這並不意味著筆者完全否認中國在普及大眾教育、實現教育公平方面所作的諸多努力和獲得的諸多成就。與1949年前相比，中國的高等教育生源在多樣化方面無疑是進步的。但是，我們既要看到在追求教育平等上的努力和成績，也要坦然面對和認真反思曾走過的彎路；既要看到諸如重點中學這樣的教育制度的歷史合理性，也要充分估計到這種歷史合理性的逐漸喪失；既要看到在中國社會，教育與政治之間密切相連的必然性，也要高度警惕教育被過度政治化的危險；既要看到教育在促進社會公平上的意義，也要能自覺體察這種追求的限度。
儘管《無聲的革命》的數據質量有缺陷，分析概念也有不夠嚴謹之處，但考慮到現有研究缺乏完備數據來分析較長時期精英大學生源變化情況，其在收集和處理數量龐大的學籍卡方面的嘗試和努力仍然值得肯定。不過，在中國學界紛紛開始追逐“大數據”的時代裡，史學研究也開始呈現出計量化熱潮的今天，我們仍有必要提醒自己如何更加冷靜地去面對數據。正如葉啟政所指出的：“統計概念並不是超越特定時空場域，而有著普遍、客觀的有效性。它是特定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孕生品，也是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一直就沉重地負載著特定哲學、人類學所預設的概念包袱。缺乏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統計概念的內涵，永遠都會有著誤用和濫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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