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名叫張二印，我們是同著一個祖父的兄弟。五兄弟，我排行老四，名叫張四印。我大哥叫張大印。我們的名字都是老太爺給取的，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帶有“印”字，意謂將來掌握著權力。可到頭來沒一個人當上芝麻綠豆官。不過，“文化人”倒是出了兩個。除了我，就是二印。
我的這個二哥，愛好寫作，自封為“作家”。他從高中畢業到現在，四十年間，從未停止過寫作。我現在也喜歡舞文弄墨，就是受他的影響。二印上小學六年級，我剛剛入學，接受啟蒙。我們家離學校有三里遠，每當下雨，道路泥濘，難以行走，都是二印揹著我上學或下學。當然，有人欺負我，也是他出頭。後來，他去城裡上初中和高中，每週回家，都要教我一首唐詩。下週回來就要考我，讓我背誦和默寫。現在，我能背唐詩三百首，就是二印那時候教會我的。
我小學畢業回家放牛，喜歡看書的我卻買不起書。我就經常去二印家找書看。但二印家也沒有什麼書，我大伯就把二印學過的課本和寫過的作業本拿給我。我就認真選擇了二印的語文課本和作文本。看來二印是個細心的人，他學過的課本都像新的一樣。我看二印語文課本中的文學作品，看二印的作文。那時候，我覺得二印的作文寫得非常好，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別是寫少年時代的經歷，活靈活現，很多場景都是我親眼所見的。多年之後，二印寫了那麼多小說，我都覺得不及他初中、高中時期的作文。當然，這是我的錯覺，有點像光武皇帝劉秀被王莽追殺時，吃了一碗“麥仁飯”。他後來做了皇帝，總覺得皇宮裡的飯菜不及那時的“麥仁飯”好吃。
二印在恢復高考時，進過三四次考場，但都是以差幾分而告失敗。後來他開始寫小說。他寫小說時，鄉里正在招收民辦教師，我去參加考試被錄取了。而二印說啥也不去考試，說當上了民辦教師就沒有時間寫小說了。把我大伯氣的直跳腳。
二印寫的小說我沒看過。是他不讓我看。他說我小學畢業怎麼能看懂他寫的小說呢？他說這話我很生氣，從此，他寫他的小說，我教我的書。我們倆成了“路人”。
二印快三十歲了，還沒有對象。不是女人看不上他，而是他看不上女人。準確地說，是他看不上沒文化的女人。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後，就不斷有人給他“說媳婦”，他呢，也不斷地去“相親”。但每次都無功而返。原因就一點，他不注意女方的長相和年紀，主要關注女方是否會寫字。他隨身帶著紙和筆，見面了什麼都不問，讓人家寫幾個字給他看。那時候，農家女子文盲很多，當然，也有個把上過小學的。文盲自不必說，小學生的水平根本寫不出什麼漂亮的字。他便教訓人家：“嫁給我，你必須寫一手好字，將來幫我抄寫小說稿，我好騰出時間寫更多更好的作品。”來相親的女子便“哼”的一聲走了。有嘴巴厲害的女子就嘲笑他：“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的出息！一個修地球、捏鋤把的莊稼漢，還想娶識文斷字的，做夢吧你！”
受到一回侮辱，他便不再相親了。有一次，張大印的老婆——也就是我大嫂，給他找了一個女孩。這女孩對男人的要求就是能寫會算，二印當然相當合適。相親那天，到處找不到他，後來才知道他跑淮河岸邊，面對我國的第三大河，尋找靈感去了。女孩在街上等著見面，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大嫂一再挽留，說再等等，有緣分也可能就半個時辰的事。最後沒辦法，大嫂跑到學校裡找我，讓我替二印相親。我當然不願意，說現在是什麼年代，還搞“風雪配”？但大嫂是個潑辣貨，連罵帶推地把我弄到大街上，讓那女孩看了一眼。沒想到，女孩看上我了，滿口答應了這門婚事。
女孩後來成了二印的老婆——我的二嫂。他發覺大嫂偷樑換柱了，跟大嫂好一陣子吵鬧。見到我也是板著面孔，好像她的殺父仇人似的。無奈，生米做成熟飯，二嫂也只有認命，老老實實做了“二印家的”。
二印成天低著頭走路，好像丟失了什麼貴重物件。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他的小說。有一天，他們家都在地裡鋤芝麻，他一邊揮舞鋤頭，一邊思考著他的小說，結果把芝麻全給鋤掉了，留下了跟芝麻相仿的“雞冠菜”。我大伯看見他這樣，拿著鋤頭要打他，他振振有詞地說：“一畝芝麻值幾個錢？我的小說要發表了，能換來十畝芝麻！”
那時，二嫂還相信二印，認為他真能發表小說掙錢。所以，處處忍讓。我大伯不懂什麼小說，就覺得二印不務正業。經常氣的吐血。我大娘死得早，是我大伯把二印拉扯大的。他就這麼一個兒子，現在這樣神神叨叨的，大伯傷心透了。
那時候寫稿，全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二印的字是練出來了，仿宋字寫得很好看。就是小說沒長進，寫了七八年，沒發表一個字。早先，郵寄稿件只需在信封右上角減去一個小三角就行了，不必張貼郵票。但後來這項優惠政策取消了，他郵寄稿子要花錢了。他還不肯寄平信，怕慢，怕丟失。他所有寄出的稿子都是掛號，要兩元錢的郵票。就這個小錢，他還得找大伯要。大伯不給他，他就找老婆要。二嫂本來也沒錢，就把家裡的雞蛋拿街上賣了，給二印當郵費。大伯知道了就朝兒媳婦發火：“他一個人瘋也就罷了，你也跟著瘋！當初，叫他考民辦教師，他不幹。四印考上了，現在轉正了，一月一百多！”
二印不服氣地說：“一百多有啥了不起？等我的小說發表了，一篇就一千多！”
我大伯是被二印氣死的。那天上午，二嫂要生孩子，疼了半天還沒生出來。我大伯讓二印去街上找個接生婆來。他倒是去了，可他沒走到街上，碰見了村裡的李會計。會計說：“二印啊，剛才郵電所送報紙，裡面夾著你的一封信。”
二印哭了一通。我們兄弟幾個幫忙，把大伯安葬了。二印就折斷了鋼筆，說：“以後再也不寫小說了。”我二嫂躺在床上弱弱地說：“二印呀，你從此醒過來，我還跟你過。”二印說：“我說到做到，再也不寫一個字了。讓那些學問都就飯吃吧！”
可狗改不了吃屎，光頭強改不了砍樹。二嫂滿月之後，他又寫上了小說。
那天，二嫂去了孃家。二印一個人在家裡。他突然覺得一個人好生寂寞。寂寞中他來了靈感：村裡一個老頭昨天突然死了。這老頭並不太老，六十歲。晚上吃了兩碗麵條，夜裡不聲不響地死了。活著的時候，老頭是村裡最會幹農活的人。他犁的地不深不淺，不歪不斜，墒溝開的跟木匠打線似的，沒一點彎曲；他碼的草垛，光溜溜的，像個大饅頭，下大雨也不會漏；他撒的種，均勻得如同手擺一樣。這樣的種莊稼的行家，村裡就他一人。一輩子沒生過病，到死也不麻煩任何人。相反，那些老幹部，沒病沒災的卻長期蹲在療養院裡。有的人該死了卻不讓死，靠打點滴維持生命，不知道花了國家多少錢。相比之下，他覺得這兩種人，對比十分鮮明，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很深刻的主題。於是，一個人不吃不喝，用兩天兩夜的功夫，寫了七千字的小說，取名《兩種人》。又用一天一夜的時間改寫謄清，就花兩塊錢寄出去了。
二嫂回來後，發現他趴在小馬蹄桌上睡著了。妻子把他喊起來，追問半天，他說了實話：這三天三夜，他沒吃沒喝沒睡，一直把《兩種人》寫好。妻子生氣了：“你說不寫了，咋又寫了呢？你是想把我也氣死吧？”
二印低聲說：“這回真的不耽誤幹農活了，只是沒事兒乾的時候寫。你別生氣！”
但他並沒有就此停筆，依舊按照自己對社會的認知和觀察，寫著短篇小說。1991年，二嫂再次懷孕，很快肚子就鼓起來了，到臨盆前，大嫂組織三嫂、我妻子和五印的老婆，四個人輪流值班，直到二嫂生了個女兒，母女平安。她們四個妯娌組成的“幫生組”才宣告解散了。
女兒出生後，家庭負擔重了，二印便寫寫停停。村裡男勞力出門打工，大印也勸他出去打工，可他哼哼唧唧不想去。妻子也不逼他，反正兩口子種五畝地，也餓不著凍不著。
1994年，淮河流域連降暴雨，內澇水湧到家門口了。鄉政府動員行洪區的村民轉移。二嫂抱著女兒上船，忽然想起一個編織袋沒帶來，編織袋裡裝著孃兒倆的換洗衣裳。她讓二印回家取來。二印回到家，提來一個編織袋，丟在船上。等二嫂到達崗上，住在臨時搭建的救災棚裡，換衣裳的時候，才發現編織袋裡不是孃兒倆的衣裳，而是二印的小說稿子。二嫂當時就哭了。洪水下去後，二嫂直接抱著孩子回了孃家。
那時候，大哥大嫂還勸過二印，讓二印去接媳婦和孩子。但二印說他正在構思一部長篇小說，媳婦孃兒倆走了，正好沒人打擾，就推三阻四地不去接。
孤身一人的二印，沒有了糾纏吵鬧，真是聞雞起舞，日以繼夜，寫他的長篇小說。據說，小說寫的是我們這個村的村史，名叫《張營村演義》。從解放前的民國35年寫到當下。
每每想起當年二印揹著我上學的情景，我就生髮出一種感恩的和悲天憫人的情感，覺得我們兄弟幾個應該幫幫二印。我找過大哥張大印，讓他想辦法把二印的老婆孩子接回來。我說：“你讓大嫂去接吧，她說的媒，她去最合適。”
大印說：“你大嫂去過了，說人家已經走（嫁人）了。孩子也帶走了。”
想起孩子要生活在後爹的陰影裡，我就想流淚。
那年的春節，我特意割了五斤肉，送給二印。二印接了，連個“謝”字也不說，隨手掛在山牆上的一個釘子上。過了年，又過了元宵節，到清明節的時候，我去約二印給祖父上墳，剛到屋裡，我就聞到了一股銳不可當的臭味。抬頭一看，那塊肉還掛在山牆上，上面佈滿了蛆蟲。我一陣噁心，說：“看你可憐，送一塊肉，你竟把它糟蹋了！你是生我的氣，還是生肉的氣呀？”
二印說：“吃肉多耽誤時間呀，沒有吃麵條快當！你要真想幫二哥，就把我寫的這些舊作找個門路發表幾篇吧！哪怕一篇，我也心滿意足了。”
二印知道我們縣辦了一份文學期刊，名叫《淮風》，我已經在上面發表幾篇散文了。所以，他近乎哀求地望著我，等待我的回答。想起當年他不讓我看他的小說，到現在求著我看，我又氣又好笑。我說：“你拿來吧。”
二印就提了厚厚的一摞稿紙，遞給我說：“這是我投出來的質量好的稿子，一共二十九篇，你再篩選一下，好歹也幫哥發表幾篇出來。”
第二天，我騎著自行車，把全部二十九篇稿子帶到了縣作協辦公室。縣作協秘書長楊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向他介紹了張二印，把楊先生感動壞了。他立即向作協主席趙先生彙報。趙先生批准楊先生找來本縣幾位有名的作家，搞了個“看稿會”。他們幾位作家看了整整兩天，每人都把二十九篇小說看了一遍。最後座談的時候，一致說達不到發表的水平。
楊先生電話告訴我的時候，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對二印說。躊躇半天，我還是決定實話實說。二印聽了我的話，也沒怎麼悲傷，只是淡淡地說：“看來我不適合寫短篇，今後就寫長篇算了。聽說，現在出版長篇小說挺簡單的。”
我沒有說什麼就離開了，俗話說，不撞南牆不回頭。二印是撞了南牆也不回頭！
五年之後，二印告訴我，說他的長篇小說寫完了，四十萬字。再修改一下就寄到某出版社去。半年後，我和大印去看他，順便問他小說的事兒，他說：“出版社太壞了，過去不發表，還有個退稿，現在連屁也不放一個！四十萬字，得我幾個月抄寫呀！”
我說：“現在都用電腦打字了，誰還用手寫呀？你要是有電腦，一個稿子，可以一次發給幾十家出版社。”
他表示很驚訝，說：“還有這麼神奇的東西？得幾萬塊吧？”
我說：“用不了那麼多錢，五千塊就能買個不錯的電腦。”
他說：“五百塊我也買不起呀，還是手寫得了。”
又過了幾年，我也發表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想起二印，我約兄弟幾個去看看他。誰知大印說：“還是別去了，省得他傷心。他去年夏天就瞎了，看不見人形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
一天下午，我還是一個人去了。二印懷抱一根柺棍，正在院子裡曬太陽。我走進去，他竟然從腳步聲中聽出是我 。
看到滿頭白髮，蒼老的不像樣子的二印，我落淚了。其實，二印剛到六十五歲，卻像七十多歲的人了。我哽咽著說：“二哥，你還好嗎？”
誰知，他卻輕快地回答說：“好好好，不想寫小說的事兒了，一身輕鬆呀！我真恨我的眼咋不早點瞎了呢？”
我問：“二哥難道後悔了？”
二印說：“豈止後悔！我真想把這隻手剁掉！現在好了，眼瞎了，手也不用剁了！”
二印說：“我現在挺好的。要是不瞎，我肯定還在折騰。寫小說，氣死了爹，氣跑了媳婦，你想我還能去治它嗎？”
我問了他的長篇小說，他告訴我，草稿在編織袋裡，想看你拿去看吧！
我提走了那個編織袋。
之後，我看完了二印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覺得正規出版社公費出版是不可能的事兒。我聯繫到幾家出版社，詢問自費出書，他們說，四十萬字的小說，需要三萬多元。
五印也幫腔說：“俺今年打一年工，才賺了不到兩萬，一家子就指望這兩萬塊過日子呢！不像二印，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大印說：“要叫我說，幫他出書就算了！出啥書呢？宋丹丹寫了《月子》，還不是放茅房裡給人擦屁股？”
大印說：“書要不出了，我支持給他治。一萬塊，每家攤兩萬五，我是老大，我出四千。你們每人兩千好吧？”
我說：“我也出四千，老三和老五，每人一千好了。”
三印爽快地答應了：“一千還差不多，多了真拿不出來。”
五印也說：“我把豬賣了，湊一千吧。”
問題解決了一半。出書的事兒就擱置了。我幾乎天天去勸二印，抓緊時間去治。眼睛好了，自己能照顧自己了，我們也就放心了。
為了達成二印的心願，我一直在網上尋找便宜的出版商，但都不願意低於三萬。其實，我的錢也很緊張，兒子正在上研究生，我的工資有一半給了他。我妻子也是花錢的貨，天天在網上買這買那，另一半工資都進了馬雲的腰包。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終於找到了一家“印客”，他們要價一萬二，印兩冊出來。說書號是真實的，網上可以查到。於是，我就把《張營村演義》的電子稿寄給了對方。雖然才印了兩本，但這已經足夠了，多了還沒地方放呢！送人吧，真的還怕像白雲的《月子》那樣給人擦屁股了！
收到寄來的裝幀精美的兩冊書，我立馬去了二印家。還沒進院子，我就喊道：“二哥，恭喜二哥，你的書出版了！”
二印疑惑地問：“什麼書？我有什麼書？”看來，他真的把自己寫書的事兒給忘了。
“《張營村演義》呀！”說著，我走近二印，把兩冊書遞給他。“這就是你寫的《張營村演義》，出版社寄來兩本樣書！”
二印哽咽說：“四弟，謝謝你！稿費夠治眼嗎？”
我說：“夠了，剛好夠！”
二印說：“好，四弟，我跟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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