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裡，十六名演員飾演七十餘個角色，以全方言的演出形式，跨越七十載的時光，只為一個“說得著”的人，他們尋遍中原大地，求索命運輪迴的前因後果……上週末，依據劉震雲原著小說，由牟森改編、導演的同名話劇《一句頂一萬句》完成了在國家大劇院的首演，也成為了今年上半年最受關注的一部戲劇作品。
北京三場演出，劉震雲每場都在，連看三遍，最後流淚感慨道：“動人心魄，肺腑之言的力量。戲劇的力量。牟森的力量。”而闊別戲劇界將近20年後歸來的牟森，在慶功宴上也忍不住落淚，“刀掖回去。淚流出來。難忘的一段羈絆。”
北京首演結束後，這部作品將從5月展開全國巡演，並於7月7日至8日來到上海大劇院演出。
《一句頂一萬句》彩排劇照。 塔蘇 攝
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出版於2009年，曾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等多個獎項，譯有20多種語言。
文學批評家張清華評價說：“《一句頂一萬句》是一曲生存的悲歌，一部命運的戲劇，一曲婉轉淒涼的民間詠歎調，一部題旨與敘事完全統一的‘炫技’之書，一部充溢著生命的大悲涼和生存的真荒誕的小說。”
劉震雲的故鄉是河南新鄉。《一句頂一萬句》寫的是中原人，也是中原。故事起自河南，結於河南，每個人物、一草一木都是屬於河南的。
話劇《一句頂一萬句》由牟森親筆改編並執導，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為主線，講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贖的歷程，力圖呈現中國百姓精神生活的圖景。
在牟森看來，他所要面對的原著是一本“大書”，他認為《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超級的中國社會史詩”。
“《一句頂一萬句》寫的是中原人，出延津和回延津，日常生活和前世今生，安身和立命。一路奔突和一世尋找，無數次殺心起，無數次殺心落。殺心起落時，他們沒有殺人，沒有放火。他們隨遇。他們而安。他們是百姓，他們是我們每一個人。”在談及改編創作時，牟森則表示要儘可能在舞臺之上呈現一部長篇小說應該有的容量和品質。
牟森
《一句頂一萬句》之所以如此廣受關注，除了因為劉震雲這部小說的文學地位，很大程度也是因為作為中國先鋒戲劇的先驅的牟森“歸來”。
牟森和劉震雲相識於上世紀90年代，他管劉震雲叫哥，劉震雲則管他叫“中國先鋒話劇的祖宗”。
作為中國最早做實驗戲劇的創作者，牟森是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最受海內外矚目的戲劇導演，一度是歐洲主流戲劇節的常客。
1986年，牟森創立了“蛙實驗劇團”，是當代中國誕生的首個民間戲劇團體；1987年，他排演了尤涅斯庫的《犀牛》，為中國實驗戲劇邁出了第一步；1989年，他在《大神布朗》的節目單上留下一篇名為《蛙實驗劇團致觀眾》的文字，被後來人看作是實驗戲劇先驅者的宣言之一。
1993年的《彼岸》，1994年的《零檔案》《與艾滋有關》，1995年的《紅鯡魚》，牟森為中國當代戲劇史留下了眾多現象級的作品。
其中，《零檔案》作為布魯塞爾藝術節委約作品首演於比利時，1995年在法國演出完畢又至美國洛杉磯UCLA演出，後因眾多國際藝術節的邀約紛至沓來，《零檔案》在海外接連演出了近百場，為中國當代戲劇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1994年5月17日，讓·皮爾·狄柏達（Jean Pierre Thibaudat）在法國《解放報》上這樣寫道：“面對如此殘酷、赤裸裸地表現生命的場景，你顫抖著，受到極大的震撼，它象徵著一個年輕的中國劇團的崛起，加入了戲劇的歷史。”
1990年代末，牟森在他戲劇創作的巔峰時期悄然隱退，至今已是20載。期間，他做過電視節目編導，拍過紀錄片，也幹過企業宣傳片，甚至做過製片主任。
從2010年至2016年，他每三年都會在上海做一部大型藝術空間的作品，包括《深圳，中國夢想實驗場》《上海奧德賽》，以及《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而自己都以總敘事的身份出現。
自2014年起，牟森結束了“百行百業”的狀態，來到了中國美術學院，在跨媒體藝術學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講的課程命名為“敘事工程”。
而20年後，此次牟森重返戲劇界，改編《一句頂一萬句》並將其搬上舞臺，是出於對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的極度珍愛。
早在《一句頂一萬句》於《人民文學》上刊發時，牟森便緊追著連載讀完了這部作品，當即寫下了八個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長”。
《一句頂一萬句》彩排劇照。 李晏 攝
牟森：這部小說2009年在《人民文學》雜誌上分兩期連載，我基本上都是一口氣第一時間讀完的。當時因為是博客時代，我就在博客上把自己的感受記錄下來。我對這個小說的評價是，它是一個超級中國社會史詩。
英國理論家雷蒙·威廉斯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情感結構，是指19世紀英國以狄更斯為代表的一批小說，在長時間段內社會的情感結構。
我覺得震雲的這個小說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感受。它寫的是河南的事情，但我讀起來，雖然我不是河南人，但和我父母輩身上發生的事情類似，我覺得感同身受。
牟森：小說中有一個人物特別重要，叫老詹。他代表了傳教的牧師。在西方有人神社會，我們是人人社會。所以當傷害發生的時候，有神在當中做調整。
當年出版商把這本小說稱為中國版的《百年孤獨》。這個還不是孤獨，因為中國和拉丁美洲還不一樣。我覺得這是一種巨大的寂寞，寂寞比孤獨更苦。
震雲這部小說對我而言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是，在我心目中，華語文學最大的創作企圖跟最後完美實施相匹配的作品在我心目中只有兩部：一部是《鹿鼎記》；另一部就是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我只是從企圖性和完成度角度來看。
牟森：有。對結構上的挑戰其實是不大的，因為震雲以結構見長，小說的結構非常清晰，像音樂一樣對稱。我一直說它像機械錶一樣咬得非常緊，然後語言也特別好。
主要的挑戰是容量上的。因為演出有時間規定，我又有自己的企圖性，想盡可能容納一個長篇小說的容量和品質。劇本前後一共做了7稿。這裡面，我自己一個大結構上的調整，是我把曹金國單獨拎出來了。我借了很多西方正典的敘事模式來參照。
《一句頂一萬句》彩排劇照。王小寧 攝
牟森：對，雖然我去過很多地方，但河南一直沒去過。我家在北京，因為平時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所以我是從杭州去的河南。
我本身喜歡越野長途，第一次是去年三月， 走了三千多公里，從河南到山西太行山，最後又去鄭州看演員。第二次是去年五月份，我帶了我兩個學生一起去，我們又把整條路走了一遍。
這小說裡面的地名、人名、人的職業名都特別重要。你們開長途都會有感受，就是很多地名是陌生的，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那個感受真是不一樣。那個時候的人都是用腳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當時也沒人要求我一定要去，但我就是喜歡去。
牟森：為了語言節奏和心理節奏的統一。這個戲也不是不能用普通話，但是做出來的感覺不一樣。劇的下半部分，由於我們那個主演是山西人，所以他說山西話。
我對河南是人生地不熟的，是媒體的朋友給我牽線搭橋，讓我認識了我們現在劇組裡面的副導演連曉東，鄭州人民廣播電臺的。連曉東又做了一個河南省戲曲博物館，他有很多資源。他給我找演員來給我看。我們的主演都是豫劇演員
牟森：我最重要的記錄工具是錄音筆，在還沒有手機的時候，我用壞過四五隻錄音筆。對我來講就是個備忘，用來記錄一些創作上的靈感。我原來還會定期整理錄音筆內容。
我喜歡這種大的、長的、複雜的。我在中國美術學院這邊的碩士方向都是巨構。有人說水瓶座的人，就是這種特點。我很喜歡金庸，我寫過很多金庸的文章。
牟森：我的閱讀習慣還是偏紙質書，是一個上年紀人的習慣，很難改。
我讀書比較雜，但肯定都是以西方作品為主，讀譯本。因為我比較強調正典作品，比如康德、黑格爾、亞里士多德，我一定是在這個層面。
《一句頂一萬句》彩排劇照。 塔蘇 攝
牟森：巨大的改變。我覺得自己是戲劇界一個特例。我這麼多年就從來就沒在場過：我沒在過這個市場；沒在過院團和戲組裡面。我當時和國際的環境發生了關聯。
為什麼說自己不在？不在的三個元素：第一，我不能賣票，所以我不在這個市場裡，我只能排完戲了請人來看；第二，我不在院團裡面；第三，我那時沒有做過媒體的宣傳。所以從任何角度來看，我都是不在。
牟森：當然了，製作人請我寫了一個東西，抵達和獲救，希望觀眾抵達感動，今天是第三場，我活生生地感覺我做到了。另外我也希望震雲哭，因為哭也不是一樣很容易的事，第一天演出的時候我坐他邊上，他哭了好幾回。
我是忠誠的亞里士多德信徒，亞里士多德史學裡面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卡塔西斯，翻譯過來就是淨化、啟迪。
我負責讓觀眾感動，如果沒感動，我負責認賬。我稱這類工作為正面強攻。這也是首演完了，如果觀眾沒有感動，那一定是我沒有做到。
昨天和前天，我們劇上演了一個奇蹟：出票率100%，上座率98%，回票率95%。我沒這個概念，他們告訴我只有有大牌明星的劇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牟森：我這幾年因為不在戲劇這個場，所以看演出特別少。但是有一年，在國家大劇院英國老維克劇場來表演，凱文·史派西主演的《理查德三世》，我知道這個消息後第一時間買了一張前排正中的680元的票，看完後我給藝術評論寫過劇評。
《一句頂一萬句》彩排劇照。 塔蘇 攝
牟森：我從來不罵演員，不諷刺打擊他們。因為我覺得演員是需要愛的。我最後一次和演員講話是在彩排那天，我講了兩點：一，從現在起享受演出；二，這些演員讓我尊敬讓我愛。因為在一起過了三個月，從冬天逐漸到春天。
我年輕時排戲也一直是這樣。這是人的一種風格。
牟森：沒有，我不讓他來。我希望他看一個完整的東西，我一定要保證第一場生理完整的感受，這多珍貴呀。中間他有幾次要來，被我堅決拒絕了。
在改編作品這點上震雲對我有絕對的信任，我們沒有就這個改編有過任何交流。我只是去年在天津問過他，“你能不能一句話告訴我中原是什麼？”
他說，中原是態度。
牟森：其實中原太苦了，地理上的苦；自然的苦。戰亂造成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必須得蠻起來；必須得視死如歸。所以這就是一種態度。我們的戲裡面也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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