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談到過資本的秘密。什麼是資本的秘密？資本的秘密就是，只有用法律保護窮人自由交易的權利，才能激發窮人的活力。你有沒有聯想到中國的城市化還缺了些什麼？
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資本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位秘魯經濟學家的研究。
赫爾南多·德·索托1941年出生於秘魯的阿雷基帕。他曾經擔任關貿總協定的經濟學家、通用工程公司的執行董事、秘魯中央儲備銀行總裁，還擔任過秘魯前總統阿爾貝託·藤森的首席顧問。
藤森是一位日本裔的秘魯政治家，在1990年當選總統，1995年再度當選，2000年第三次當選。2000年因為一盤錄像帶揭露了藤森的安全顧問向反對黨行賄，被迫辭職，流亡日本。2005年藤森前往智利，被智利警方逮捕，引渡到秘魯，被秘魯特別法庭判處25年監禁。
藤森在任期間推行市場化經濟改革，其主要的顧問就是德·索托。《時代》週刊將德·索托評為20世紀拉丁美洲五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財富》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90年代最具有號召力的5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德·索托最有名的書是《資本的秘密》。他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歐洲及日本能夠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卻停滯不前；為什麼能享受到經濟繁榮的只有少數人，而窮人卻被置身局外。
常見的回答是，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一無所有。德·索托不這麼看。窮人有自己的房產，但大多屬於違章建築。窮人有自己的公司，但大多沒有法人地位。窮人富有企業家才能，但卻得不到金融家和投資者的關注。德·索托帶著他的團隊，走街串巷，去推算窮人所擁有的資產。他們在秘魯、海地、菲律賓和埃及這四個國家做了較詳細的田野調查。
按照德·索托的研究，僅以窮人擁有的最真實、最容易發現的資產即房地產為例，在整個第三世界和轉軌國家，窮人掌握但是並不合法擁有的房地產的總值高達9.3萬億美元。你到城中村轉一轉，很容易發現這些窮人的房產。
21世紀初期的 9.3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這幾乎是當時世界上20個最發達國家主要股票市場上全部上市公司的總值，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和轉軌國家在20世紀最後10年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0倍，是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最後30多年貸款總額的20多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總額的90多倍。
德·索托一針見血地指出，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財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本。什麼叫資本？資本是受到法律保護，能夠用來交易的資產。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的資產是死的資產，無法流動，當然也就很難創造出新的價值。
我們就拿房產來說吧。城裡人買了房，必要的時候可以再賣。不想賣，可以拿來出租。想要花錢，可以把房子拿到銀行做抵押。但是，要是我在農村有一棟房子呢？我沒有辦法賣給城裡人，也沒有辦法到銀行做抵押。農村人其實都進了城打工，他們在農村的房子只能空著，就是不能物盡其用。資產無法流動便會變成一潭死水。
西方之所以富，是因為完善的產權制度
西方國家能夠富裕起來，關鍵在於它們找到了能夠釋放出資產潛能的完善的產權制度。
研究產權的學者很多，比如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諾斯教授，一直在強調要有明確的產權保護，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德·索托的觀點和諾斯有所不同。諾斯關注的是所有權的保護，德·索托則強調，需要保護的不僅僅是所有權，更重要的是交易權。
如果單是為了保護所有權，黑手黨也可以保護所有權，只有完善的產權制度，才能將出售權、租讓權、抵押權一一區分，將資產中蘊含的價值提煉出來，並使其標準化，確認交易雙方的責任和權利，方便對資產不斷地進行拆分和組合，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的形成，讓資產交易超越了家族、親友的狹小圈子，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間可以放心地進行資產的交易。
窮人既不愚昧，也不絕望，當政府無法提供給他們一個合法的產權制度時，窮人會自己建立合作和分工的秩序，有自己的規則和慣例。他們通過自發的創新來彌補現實和法律之間的巨大漏洞，並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那些貧民窟看起來雜亂無章，但其實有著內在的活力和秩序。到城市裡面來的大多數是農村中的精英，他們敢於冒險、富於創新。當資源越是稀缺的時候，對資源的利用越是有效率。貧民窟中的企業家精神絲毫不少於硅谷。
遺憾的是，政府對待這些努力的態度卻常常是倨傲而冷漠的。政府看到這些擁擠而破舊的貧民窟，恨不得統統拆而遷之；政府看到這些嘈雜而無序的移民，恨不得明天就遣而返之；政府看到沒有執照的路邊小販，向來不憚以虎狼之役驅而散之。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得法律日益和窮人對立，窮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就會潛入自我保護的地下經濟、非正規部門。隨著經濟中的非正規部門比重越來越大，法律的陽光能夠照耀的地方就越來越少，法律的合法性也會日益受到質疑。
德·索托說，社會底層的人根本不是罪犯，所謂的“不法行為”，或許只是社會底層的“立法”和社會高層的立法之間的牴觸。
民間非正式的規則到底在哪裡？
西方國家也不是一開始就找到了答案。
當英國出現工業革命的時候，城市管理者對當時湧入城市的農民也是冷眼看待的，當美國出現西進運動的時候，法院一開始想要保護的不是西部的貧窮的拓荒者，而是東部城市裡拿錢買到一紙“所有權”的富人。經過不斷的抗爭和磨合，政府才意識到，產生於官方法律制度之外的社會契約也是法律的一個合法來源，才逐漸找到如何把這些社會契約納入法律範圍的方法。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想要把非法居民從他在弗吉尼亞的農場趕走。他的律師警告他，要是他去打官司，當然能夠勝訴，但接下來，憤怒的農民會把他的穀倉和籬笆燒掉。
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經說過，“法律的本質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政府的使命不是持之以恆地和社會底層的“不法行為”鬥爭，天天像救火一樣去彌補“管理上的漏洞”，而是要帶著尊重甚至謙卑，去學習民間的規則和契約。法律制度只有深深植根於民間的各種非正規的協議和規則，才能夠枝繁葉茂，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公信力。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調整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時候了。
可是，我們怎樣才能知道民間非正式的規則到底在哪裡呢？
德·索托在印度尼西亞的時候，當地的官員就問過他這個問題。德·索托講了一個故事。他在旅程中間去了趟巴厘島度假。島上稻田的田埂犬牙交錯，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每個農民的田產邊界究竟在哪裡。但是，德·索托發現，每當他穿過一個農民的農場，走進另一個農民的農場的時候，就會聽到那一家人的狗衝他叫。狗不知道什麼是官方的法律，但是它們很清楚，自己的主人控制著哪一塊田產。
法律不知道，狗知道。
印度尼西亞的一位部長恍然大悟：“啊，你說的是‘人民的法律’！”
1.不是所有的資產都能變成資本。資本是受到法律保護，能夠自由交易的資產。法律的任務不僅僅是保護所有權，更重要的是要保護交易權。
2.窮人不是貧窮的根源，他們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要尊重窮人的權利，他們自己會找到解決方案。按照我的理解，這才是真正發揚了“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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