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陪全国政协常委吴京先生和夫人游太极洞
吴京先生和我原单位领导
作者这张照片摄自吴京先生家楼下
王金洲
我替人送过一封信。信无收信人的地址。雪白的信封，装着涨鼓的信笺。信未封口，意味我可以看。这是一封没有隐私的信。写信人是我单位的离休干部，当年解放时接管长兴煤矿，他是接管工作人员之一。收信人是当年煤矿总经理，也是信封上唯一的着墨，名叫吴京。
他们阔别将近四十年，离休干部写了这封思念的信，托我去北京学习之机，带给吴京。他唯一的线索，吴京全国解放后不久调往北京，单位不详。
早年间建立起真挚的感情，这封信就像引擎重启情感的航船，追忆一段难忘的岁月。
但偌大北京城，凭名字如何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唯一的线头，吴京当过煤矿总经理，按图索骥，我想到煤炭部碰碰运气。
我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报到安顿后，带着那封信去煤炭部咨询。问了几个办公室，有个很负责任的干部查找出吴京的宅电。我一瞬间犹豫，想把信托他们转交。但我很快觉得不宜，回去面对离休干部还得斟酌措词，安心最好把信送到收信人府上。
电话是吴京本人接的。他声音洪亮，十分爽快地告诉我他家在朝阳区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住址。
坐盛夏北京公交溽热难耐。如蚁般拥挤的人流像滚水般沸腾的饺子，流的不是汗，是脂肪榨油。
吴京家住九楼，我爬着上去。电梯有，我不敢上，我从未进过电梯，不懂操作。汗水叽叽地敲开吴京家门，我狼狈如赤膊鸡的样子，几乎被对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灼了一下。站我面前叫吴京的老者身量魁岸，兼具学者的儒雅和英气。
他热情地邀我进门。然后，他去卫生间放热水，蓄满一浴缸，请我沐浴。用他老派的说法洗尘。我泡在浴缸里，如泡在对吴京先生的好感和信任里。
吴京先生有非凡的经历。现代工矿史上有几颗熠熠闪光的巨星，也是全部留学欧美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叫翁文灏、孙越崎，较之前两位而言，吴京年龄要小二十岁左右，但也是工矿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当时翁文灏已故，孙越崎和吴京都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孙兼民革中央副主席）。
我洗完澡，吴京已在客厅沙发上，施施然阅完信。我坐下，他讲了跟这封信有关的事。他蔼然可亲，随意而又真挚，笑起来既庄重又有生气。慢慢的，我也丢掉拘谨，放言而不羁。
吴京不到而立之年就已任国民党煤业总局副局长、矿业司司长，但我对他政府官员兼任长兴煤矿总经理甚是不解。以为眷恋家乡，故土难离，他是杭州人，毕竟长兴离杭州很近。
但他说不是。他有个上司，绍兴人，叫孙越崎，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不愿跟蒋介石去台湾，当时有句流行语：风雨如晦，弃暗投明。同是浙江籍的吴京自然拥护，押送二千万美元的机器设备顺长江运到武汉、长沙等地保存，解放时移交人民政府。他早已和地下党接触，并听从地下党安排，挂名长兴煤矿总经理（只是招牌而已）。1949年，解放军接管矿山，吴京向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汪道涵复命交接，两人从此结下友谊。他好像怕我不信似的，说要带我去见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请他谈谈过程。我觉得大可不必，毫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因我后来从历史档案里证实了。
我还真有空。进修学院和一墙之隔的北京广播学院都在郊区定福庄，平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我买了张公交月票，经常去吴京家，像老朋友般交流。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爱好科学。他随和、宽容，温情脉脉，一点也不尖刻。跟他在一起，焦躁污浊不堪难耐等负面的东西都屏蔽在外，恍然间开始了另一世的人生。
我完全理解。我和他之间已架起感情沟通的桥梁，想我不是假话。他气定神闲，但也有常人一样难以忍耐的寂寞。他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北京女儿是一家大工厂的厂长，我只见过一面，来去都匆匆。苏州大家闺秀出身、气质颇佳的夫人也住美国。他是全国政协常委，需要他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离不开北京。尽管美国的母校宾州大学颁给他出类拔萃校友奖。
他在北京实际是空巢老人（钟点工除外）。寂寞的焦渴已经向我召唤。那时我无家的羁绊，但有工作的约束。再说他主管过的那个煤矿随着时代更替早已寿终正寝，而我工作的单位与之并无传承关系。但我还是把吴京的召唤和单位的领导杨书记说。我没有正儿八经去领导办公室，只在上下班进出机关大院路上碰到提及。杨书记不仅叫我去，还鼓励我多去。正是因为他如此态度，才使我后来多次去北京都一路畅通。事实证明领导的远见卓识，后来一件政府官员都无法插手的事，吴京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办得十分漂亮。
我向他提出去看望他的老上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先生。
我欲一瞻风采，哪怕只够匆遽一瞥的时光。吴京先生略有迟疑我完全理解，因孙越崎先生毕竟96岁高龄。但吴京答应我，并向全国政协要了一部出行的小车。
电影《开国大典》有孙越崎的人物形象，他是中国共产党开国历史都不能不提不可小觑的人物。
叫木樨地的地名，我永远记得。车子途经木樨地公交站后，缓缓驶入住宅区。吴京和我的手上拎着几只西瓜进入孙越崎家。来之前，吴京电告孙越崎，他已经在客厅站着等候。吴京叫他孙先生，把我介绍给孙越崎，再进卧室问候孙夫人王仪孟。
介绍我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吴京说我是《惊心动魄的决定》的作者。我便明白，这张报纸吴京拿给孙越崎看过。尽管那篇文字我主要写吴京，但部分内容涉及孙越崎。
我和孙越崎先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个不高，敦笃，头发已无。96岁高龄，走路不用扶，头脑清楚。陈立夫给他的祝寿条幅是∶志诚自仁，仁者必寿。诚如陈立夫所言，孙越崎寿长103岁。话头从我那篇拙文说开，谈他的经历，脸上是阅尽人间沧桑后的淡定。他如去台湾，可入阁拜相。但他没去。有关写孙越崎的文史资料已很多，我一睹工矿泰斗，就已不虚此行。可惜我第一次摸相机，拍他的照片泛白不成像，殊为遗憾。
但时间一长，我对这种亲密如祖孙的交往显出疲惫之态。我的祖父和吴京同龄，皆出生于1914年。祖父默默地与苍老和虚弱对抗，像故乡一株树，无诉无求地活着。
而我因父亲早亡，是祖父母从小把我养大的。照理说，我对他们的恩如故乡长流的溪水那般报答不完的。但事实上我已潜移默化地疏离了他们。我也知道，祖母知道我要回去，一定会在村口桥堍迎接我，拄着拐杖，向着蜿蜒的山路张望，冷风冷雨中凝视。但我往往令她失望，因为我很少回去。祖母坐山路公交车，被颠簸折断两根背骨。我几乎带着怨气去看她，怪她、埋怨她，迫不及待地离去，毫无耐心可言。家乡的印迹也在我的脑子里漫卷而去，那几年我唯一称作事的就是和吴京的交往。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发觉，人的大脑其实不受意识控制，而是由潜意识支配。意识是我明明知道谁是我的祖父母，我最应该孝顺的是他们。但潜意识不是如此。我嫌祖父母没文化没见识，不像吴京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我嫌祖父母走不出大山，不像吴京那样到处体面地出头露面开会考察。甚至连风度和气质我都嫌祖父母，称羡吴京。
潜意识让我一次次放弃回去看望祖父母。潜意识让我对吴京有召必应。潜意识让我不要看祖母那双干枯鸡爪般的手。人精力有限，感情的储藏量也有限，顾此而失彼。我的行为是认了别人的祖父，放弃了自己应该照顾而没有照顾妥帖的祖父。意识大于潜意识时，我的灵魂会抽出来放在哔剥作响的火上拷问，露出原形。但良知觉悟总是滞后于拷问。
进一步明白，其实我是单位这部机器上的一颗小螺钉，这颗螺钉是不能滑离机器的。滑离对机器而言不起作用。当然放到别的机器上仍能起作用，或大或小，都是与前不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情。
之后我照例和吴京先生交往，照样板栗上市时给他寄点板栗，他也照样买一些物品回馈。但我已无原先的激动和兴奋，回信也不再密集，叫我去北京，我也以工作忙借口推托。如果说之前是激情四溢的忘年交，之后便是细水绵绵的君子交。我断崖式的变化，不知吴京先生有无意识到？或许意识到不说，或许没有意识到。
他突然给我寄来六盒录音带，我才觉得有点不妙。录音带里录了他的人生经历。我除了第一次在北京和他相识相知，有意识地写他之外，后几次我去京见面，仅仅是看望，像朋友间的来往，聊解他的寂寞，姑且算作对前辈知识分子的崇敬和慰藉，却无再写他的想法。也许我的暧昧未明确表态，也许真如他所说喜欢我的文字，让他那颗缜密的科学脑子误会。我写他发一版面的文字其实没我什么功劳，在于他内容的厚重。再写我已翻不出新意，挖掘不出深度。
内心活动如同观察普遍事物一样，都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我准备把录音带寄回他，尽管有点残酷。
这时，他到江西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会议期间给我写了封信，说会后到我单位来看我，并带着从美国归来的夫人一道来。
我迟疑一下，把信交单位领导阅示。领导十分重视，一面派车去杭州接，一面制订了接待计划。而我成中间牵线人，在名单之内。
派车接来那日，单位主要领导杨书记、副职若干，包括我，包括那位给吴京写信的离休干部张永苞，都早早在将要下榻的招待所门口迎候。吴京和风度颇佳的夫人下车时，尽是高兴的寒暄叙旧，我因脑子想是否还他录音带，一时有些恍惚，杨书记和吴京没见过面，我本应相互介绍，因我的恍惚而耽搁，于我是缺憾和小小的尴尬。
单位高规格接待。杨书记日日陪同，我自然也跟随其后。考察了多家散落各处的厂矿及学校。吴京亲近社会有浓郁的霞色理想，拿个本子作些记录。特别是对单位的困境或者说难言之隐，他抱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并有帮助的想法。
单位是省政府直属有一二万职工的特大企业。当年困顿于浙江缺煤，经邻省同意，国家计委批准，并报周总理阅批，把邻省土地上的小部分煤炭划归浙江开采。市场经济后隐患拱显，允许私人开煤矿，本地小煤窑雨后春笋般冒出。我的单位如草莽中一孤岛，掠夺资源的戏经常铿锵上演，呈被包围之状，引发过大规模械斗。因涉及两省，双方告到中央。站国家高度，这事如同邻居拌嘴、兄弟阋于墙，无法断判。
但对与错、是与非显而易见。因掠夺性地哄抢资源，给国家造成浪费和灾难性后果。
吴京考察后根据这个角度断判了是非。因吴京是煤炭专家、世界能源会议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在这个领域他有发言权和绝对的权威。他回京后充分准备，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作了50分钟的专题报告，用的例子取自我所在的单位及大同矿务局。央视作了录播，社会震动较大，对我所在单位无疑是好事，是支持。他所谈翔实的地质内容，均由我传递给他。杨书记大喜，不仅鼓励我去看吴京，他自己北上开会也去拜访。
这种情况，我还吴京录音带显然不妥。但我又不知该如何办。
吴京离开单位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夫人去了我家。我两室一厅的房子刚作了简装潢，油漆气味稠得散不开。他俩看到我妻子拱着大肚子，去杭州买了一只充满童趣精致的睡袋送我。
尽管我最后寄还了录音带，但我和他每隔半年仍互相致信问候，这个习惯延续到他去世。
想起吴京先生，我心里漾起一种幸福和甜蜜的情愫，一如我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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