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博奇
贾跃亭又杀回来了！
乐视网的兄弟公司、贾跃亭最后的堡垒、一直被质疑包围的“法拉第未来”FaradayFuture(‘FF’)，通过旗下关联公司睿驰智能汽车有限公司，在广州南沙拿下600亩建设用地，未来将在这里制造国产纯电动车。
躲在加州洛杉矶县豪宅中的贾跃亭，真的要卷土重来了吗？
贾跃亭是身价280亿的超级富豪，现在成了负债50亿，信用破产的“过街老鼠”。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法拉第未来公司，成为他扭转乾坤的关键。
但是，这些年，法拉第未来的现金流一直不稳，最近才获得了15亿美元A轮融资。又一次，神秘投资人给贾跃亭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中，贾跃亭是最难归类的一个，一大堆花里胡哨的概念背后，PPT融资也好，庞氏融资也好，为什么他能做成，别人做不成？
你不得不承认，运气也是一种竞争力！至于运气是怎么来的，没几个人能说得清。
1、贾跃亭是个例吗？
贾跃亭是一个极端的人。
崛起与衰败，掌声和质疑，曾经如此鲜明地交织在这个大起大落的男人身上，不禁令人生出一个疑问：贾跃亭今日的困境，与往日的辉煌，究竟是确有其能，还是时代的捉弄？贾跃亭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吗，他的成败逻辑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中国企业家？
当我们困惑，我们遥望历史；当我们遥望，我们受到启发；当我们受启，我们生出新的困惑。有时候，成功与失败一样，看似来得猝不及防，其实背后有着偶然之中的必然。国运如海，那些身价千亿的富豪们，不过是时代眷顾的弄潮儿，下一个浪头打来，也许就换成另一个面孔。大鳄收割韭菜，时局收割大鳄，食物链的背后，又有谁逃脱命运的轮回？
一部中国商业史，无非三个命题：创业与守业、金融与实业、政治与商业。创业与守业，则是金融与实业、政治与商业坐标轴上的平衡艺术。
2、创业与守业
“士农工商”，传统观念中，做官是正道，经商是末流。
但是中国历史上，这个观念至少两次被颠覆，一次是改革开放，一次是清朝末年。1895年，张謇以清朝状元的身份下海创业，在人心思变的年代引起的思想嬗变，也许并不亚于80多年后的公务员下海热潮。
从开办纺织厂起步，张謇一生创建50余家企业。1921年前后，大生纱厂的股票一度成为上海滩最抢手的投资标的，为股东和投资人带来巨额回报，志不在赚钱的张謇竟然成了创业明星。
对于贾跃亭而言，“造车只是手段，套现才是目的”。对于张謇而言，“实业只是手段，救国才是目的”。与其将盈余扩大再生产，张謇更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社会建设之中，办学校、建公园，全是没有经济产出的投资。最终因为资金困难，债台高筑的大生集团轰然瓦解。
从这个意义上看，张謇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或许更不能说是一名合格的守业者。然而，百年之后站在更广阔的时空下，张謇所留下的又是什么？
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没有谁像张謇这样，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一座城市。纵然去世已经90多年了，南通仍然处处可见张謇留下的痕迹：从道路、学校、工厂到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气象台，这个清朝状元出身的实业家，精神气质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之中。
张謇去世前，大生纱厂负债900万两白银，被债权人接管，在后来的战争中，控制权几度更迭。1952年公私合营后，大生纱厂经过多次改革，演变为今天的江苏大生集团，纺织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涉足文化产业、汽车销售等多元化产业，解决上万人就业问题。
3、金融与实业
清末开埠后，落后生产技术遭受外力侵袭，压力最大的是棉纺织行业。完成工业革命的英法诸国将中国作为棉纺织品倾销地，从188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中，棉纺织品每年都是进口的首位。
当西方资本大举入侵之际，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则通过银行系统掌控中国棉纺织业，从1931年至1937年，官僚资本以投资设厂和债务重组的形式掌控30余家纺织厂。
如此形势下，多数中国棉纺织厂如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般，由于资金困顿而不得不被资本收编，只有一个例外：白手起家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何以成为中国的“棉纱大王”？
答案是金融与实业的互相借力。经营钱庄出身的荣氏兄弟深知金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国际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他们举债扩张，巧妙地运营金融杠杆，每逢行业危机便展开逆势扩张，不断兼并经营不善的工厂，引入科学的经营管理方针恢复盈利能力。
荣宗敬以个人名义投资7家钱庄、2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3家银行，还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以股本为杠杆，撬动了十倍、二十倍的银行资金。荣宗敬曾向人解释他的“融资术”，“ 我搭上一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由此，自1902年创办保兴面粉厂起步，到1932年时，荣氏兄弟控制了全国面粉总产量的30.7%、棉纱总产量的18.4%、棉布总产量的29.3%，掌控了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的衣食问题。荣氏兄弟成为“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他们的创业故事还被日本人写入小学课本。
金融杠杆在推动荣氏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大幅侵蚀企业的经营利润。1934年荣宗敬投机洋纱失败，亏损1200万银元。与此同时，在欧美棉纱的大肆倾销下，负债经营的申新纺织厂陷入巨亏，在债权人的压力下，工厂或被强行拍卖，或被官僚资本觊觎，荣氏企业元气大伤。
4、政治与商业
生意做到一定地步，官就找上门来，做官，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做事。
比如张謇曾做过民国教育会长、实业总长，无非是为“实业救国”。荣宗敬担任工商部参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也是为了生意方便，一旦对民国政府心灰意冷，他们也就纷纷辞去这些职务。
商人终归是商人，一旦混淆了身份，产生官商的心理错位，多半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数不清的商人，而提起“红顶商人”，胡雪岩毫无争议地排在首位，现在杭州胡庆余堂药店大堂仍悬挂着他身着官服的画像，成为“红顶商人”的绝佳写照。
胡雪岩的发迹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轨迹：在杭州钱庄做伙计时，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用公款资助了一位落魄之士，日后此人平步青云还以涌泉之报，胡雪岩的人生也由此翻转。天平天国期间，借助杭州官场的关系，胡雪岩得以代理番库府银，为清军筹运粮饷和军械。获得左宗棠的赏识之后，胡雪岩开始飞黄腾达。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平定甘陕回乱，离不开他在幕后举借外债、订购军火。因有功于朝廷，他获封为二品大员，“赏黄褂，加红顶”。
亦官亦商的胡雪岩，鼎盛时期开设20余家阜康银号，还从事典当、药材生意和生丝贸易，资金最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影响力之大，足以操纵江浙商业，甚至为西洋人所信服。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几个月内倒闭了60余家钱庄，因将大量资金用于生丝收购，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资金空虚，在挤兑风潮中破产。值此之际，政治对手翻出胡雪岩代朝廷向外资银行借债吃回扣的旧账，胡雪岩被革除官职，抄家法办，在巨大失落中郁郁死去。
一百年多前，胡雪岩耗费数百万两白银建成的豪华府第，如今隐匿在杭州闹市的一条幽僻小巷中。从不起眼的偏门拐进大门，迎面便是一座五开间的轿厅，几乘古色古香的轿子摆放左右。遥想当年，达官贵人迎来送往的场面何等煊赫？而今天，高堂仍在，宾朋不复。
轿厅靠墙的一侧，摆放着几张木椅，供轿夫临时休息之用，按照规制，原应条凳，这便是“冷板凳”的来处。浙江民间有“花花轿人人抬”的俗语，胡雪岩以此为准绳，在官场、商场、洋场三股势力之间周旋游走。
令人唏嘘的是，纵使胡雪岩有天纵奇才，“抬完轿子”之后还不是照旧去坐“冷板凳”？而这，又何尝不是所有“红顶商人”共同的结局？
海德格尔说：“如果我能向死而生，承认并且直面死亡，我就能摆脱对死亡的焦虑和生活的琐碎。”纵然有胡雪岩的“前车之鉴”，又有多少人能抵御“红顶商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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