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羅馬能成為帝國而希臘終究一個城邦

細說歐洲歷史（七）羅馬雜談-為什麼羅馬能成為帝國而希臘終究一個城邦

羅馬的起源也是一個城邦國家，但是同時期的希臘城邦為什麼終究是城邦，而羅馬卻能發展成為帝國呢？今天我們來聊一聊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歐洲文明的起源是希臘愛琴海的克里特文明，隨著希臘人口的擴張，以及外來者的入侵，使得希臘這個多山的半島不可能養育的了這麼多的人口，希臘人開始楊帆起航於廣袤的地中海，他們沿著地中海沿線建立了從黑海經巴爾幹到意大利再到西班牙的一系列殖民地。然而希臘人的獨立特性令他們與母國的關係並不緊密，相反有時關係緊張。漸漸的，在亞平寧半島上希臘人建立諸如塔蘭託，敘拉古等一系列希臘化的城邦國家，這些國家中有的實行貴族政治，有的實行民主政治，這二者都對後來的羅馬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希臘人的殖民運動）

傳說中羅馬人的祖先是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戰爭時期特洛伊城的王子伊尼阿斯。特洛伊陷落後，伊尼阿斯背父出逃，最後渡海到意大利，並娶當地國王拉丁努斯之女拉維尼來為妻，而其子嗣則繼承王位，直到傳說中被狼用奶水養大的開國君主羅慕路斯，在臺伯河的左岸那片七個山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羅馬。羅馬的起始只是一個城邦國家，第一代國王羅慕路斯和追隨他的3000拉丁人用自己的雙手打下了千年帝國的第一枚樁子，他雖然是國王，但他建立了元老院和市民大會三方共治政治制度。在這個時代國王也並不是世襲的，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擇賢為王的制度，國王的人選要通過元老院和市民大會的選舉，相對後來的共和國更像一個終身執政官，羅慕路斯死後沒有人認為他的兒子（包括他兒子自己）應該繼承王位，反而在田間請了一位大賢，這就是第二代國王努馬，更令人難以想象的一點是，努馬並不是最早追隨先王的拉丁人而是戰敗後併入羅馬的薩賓人。

就像歐洲諺語所說的，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王政時期一共維持了260年共有七代國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七位國王竟然不都是拉丁人（第二代和第四代國王是薩賓人，第五代國王塔克文則乾脆是一個帶著全部身家投奔羅馬的外邦人），這個時期的羅馬人通過戰爭在擊敗自己的對手後，將他們遷移到羅馬城同時給予他們同樣的公民權，貴族則受邀加入羅馬的元老院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甚至國王都可以選擇其他民族中的賢者，這一點與希臘相比，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要知道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市民權取得是十分苛刻的，一個人必須父母均是雅典公民的後代才能獲得公民權。這同時也限制了雅典的擴張， 公民集團的狹小及其封閉性和排外性，帶來了城邦內部緊密的生活，這無疑又強化了公民內部一體化的心態。他們把城邦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自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的價值依賴於整體。他的財產、家庭、利益、榮譽、希望，他的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他整個的生活甚至死後的魂靈都屬於城邦、系之於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謨克利特所說：“一個治理得很好的國家是最可靠的庇護所，其中有著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毀壞，就一切都被毀壞了。所以公民們拚死維護城邦的獨立和自主，與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間的戰爭中，戰勝者有時要將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殺掉或賣為奴隸。在城邦內部政治生活中，人們往往圍繞著公民權展開殊死鬥爭。享有公民權的十分珍惜它、維護它，沒有公民權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權的要恢復它。公民權誠然能給公民帶來某些實際利益，然而也使他們承擔沉重的義務。這種義務有時甚至會使他們破產和喪命。所以他們爭取公民權不僅是爭取由公民權帶來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從而使自己不被排斥於城邦之外。這種屬於城邦的感覺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十分重要，被剝奪公民權驅逐出城邦的處分是嚴厲程度僅次於死刑的處罰（希臘人發明了陶片放逐法，放逐那些認為對希臘民主制度有威脅的人，但是也成了政客對付政敵的工具），因為它等於剝奪了一個人的精神生命。在當時希臘人殖民這件事除了人口過剩本土無法養活，就是政治失勢被流放出城邦和沒有公民權無法施展政治抱負的“非公民”成了當時人們遠離祖國到遠方殖民的幾個主要原因。因此它的殖民地一般政治上獨立於希臘本土，但是貿易上又和母邦緊密聯繫。拿當時幾個主要的希臘殖民城市來說，在那不勒斯找不到任何雅典的影子，塔蘭託則選擇了和斯巴達完全不用的政體及生活方式，至於遠比宗主國科林斯繁華的敘拉古與雅典的關係則比和科林斯親密的多。

然而單獨一個城邦的力量畢竟有限，抱團取暖才是王道，如此一來殖民地就會和母國或者其他強國建立一種鬆散的同盟關係。隨著希臘和斯巴達爭霸的開始，諸邦不可避免的面臨選邊站的問題，很快形成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和斯巴達兩種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雖然斯巴達人取得了勝利，但是這種建立在窮兵黷武制度上的統治怎麼可能長久呢？！

（伯羅奔尼撒戰爭）

在這個時候，羅馬作為一個旁觀者看到了這一切，他看到了雅典式的民主陷入了在伯利克里死後混亂的群愚政治和斯巴達式的專制在稱霸希臘後的迅速衰落。在雅典的伯利克里時代，剛剛推翻王政體系，尚在迷茫時期的羅馬派遣了三名元老院議員，去當時西方世界最先進的文明的代表希臘，尋找羅馬的未來。早在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使得雅典脫離了貴族政體成為了一個民主政治國家，以財產的不平等代替了出身的不平等，但是因為改革實力得到提升的人們總在追求進一步的改革。最早梭倫時代是以農業收入劃定財產等級，但是隨著海運和商業的發展人們開始投資動產，這就導致人們對舊制度不滿。梭倫時代之後，矛盾終於爆發，秩序變為無序，無序變為暴政，最終迴歸獨裁，庇西特拉圖獨裁的20年，恢復了希臘的秩序和平以及經濟上的繁榮。但是獨裁政權的優劣取決於獨裁者的自身的素質，雅典人願意服從庇西特拉圖的統治卻無法容忍他兒子的獨裁，最終在外援斯巴達的幫助下，貴族們推翻了雅典的獨裁政權。緊接著克利斯梯尼進一步改革財產等級制度並創立陶片放逐法，用來放逐被認為對民主有威脅的人，其民主制度也趨於成熟，終於到了雅典實力的巔峰--伯利克里時代，這一過程用了133年。在雅典的巔峰時代，從當時還是窮鄉僻壤的羅馬來的三位議員一定被當時繁華的雅典城所驚歎，但是卻沒有照搬雅典的政治制度；在造訪斯巴達的時期必定也被斯巴達人的秩序和軍事化所折服，奇怪的是羅馬人也沒有選擇斯巴達式的統治方式。從後世的羅馬政治體制來看更像雅典和斯巴達二者的融合體。既有雅典的自由，也有斯巴達的秩序，卻既沒有選擇雅典式平民政治也沒有選擇斯巴達式的貴族政治。在羅馬，矛盾集中在平民與貴族兩個階層，他們知道過分的偏向任何一方都會撕裂這個初生的共和國，很快實用主義為先的羅馬人開創了自己的特色政治--精英政治（或者叫寡頭政治，與貴族政治最大的區別是，平民也能躋身精英階層）。在羅馬特別是在李錫尼法推行之後，平民也能擔任任意的公職（兩名執政官中必須有一人是平民階層）退休之後就有進入元老院的資格，而護民官（只能有平民階層擔任）在卸任後就能加入元老院。這就相當於統治階級是可以擴充的。

那麼在我們看來羅馬人通過吸收平民階層的精英進入統治階層的做法，其實是給平民階層以上升空間，用這種方式來團結國內的政治勢力。對外吸收戰敗者和其他民族給予他們平等的權力來逐步壯大自己的力量，這兩點都是同時期希臘諸邦所不具備的，這也就決定了為什麼羅馬可以在漢尼拔戰爭之後迅速崛起稱為地中海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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