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能滅商穩定政權，除了周的先祖積累的仁威和實力外，武王居功至偉。第一，他選擇了最佳的進攻時機，即：夏王朝的官、兵、民都對王喪失信心、無心護駕，人心思變之際。第二、在取得政權後，並沒有即刻以王自居，而是非常清楚周德政權還不穩定，通過對商滅亡的反思，堅定了他推行仁政，爭取民心，鞏固周政權的信念。進攻時機的選擇，使得周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最大成功，取得最大的民心。而取得政權後繼續大施仁政使得周政權的基礎得到穩固，周天子深入人心。周取代商，仍實行諸侯制。諸侯制的存續或許能說明這麼一個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時代，從上到下，不論是王、諸侯、大臣還是百姓，仁義禮信深入人心，武力是成王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是仁禮。明白這個後，很多事情就不難理解了，比如：為什麼武王取得政權後，能放馬南山；為什麼周公替代幼小的成王執政七年後還能再將王權交給成王；為什麼都城的百姓趕走周厲王後，召公、周公共同執政十四年，終還是輔佐周宣王繼位。在夏商周時期的王制中，是非常注重仁道禮儀的，即便在王朝更迭後，後繼者不會將前朝的人趕盡殺絕，只會把那些禍害朝政，最讓人民仇恨的人殺死，沒有株連九族的情況，大都會給這些前朝後人一個封地安享餘年，而對前朝的忠義之士則優待。
夏、商、週三個王朝的歷史呈現的第一個規律是：一個王朝誕生一個強大的王后，此後幾代的王都會比較平庸，繼而等待另一個強大的王產生使得政治得以復興，這是王制時代的規律。這樣隨著執政者的更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段時期的混亂和無道局面，而只要當政者能親近賢臣，從諫如流，政權還是會得以維持的。比如召公就曾諫言周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芮良夫也曾勸誡周厲王不要只顧貪圖個人財利而失信於民，他的這段話闡明瞭一個王或者說一個國家政權存在的意義，大意是：王應該明白天下為公，不是你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體的，所要做的就是將國家獲取的利益普惠於民，而不是據為己有。周穆王要征伐犬戎，向它炫耀天子的武力，祭公謀父就勸誡周穆王：對外韜光養晦，沒事時不找事，有事時不怕事；對內部百姓實施禮儀教化，維持政權和國家的存續和穩定。他說，平時的韜光養晦是為了戰時的威懾作用，如果平時喜歡炫耀武力，別人習慣了就不會害怕你了，這可能是關於韜光養晦的最早版本了吧。他的一番話道出了政治的本質，即天道人心。
夏、商、周王朝的更迭還呈現這樣一個規律：首先王無道，失信於民，中央對諸侯的控制日漸微弱，給諸侯以可乘之機。其次，出現了實力和仁威都強的諸侯，有能力取代王。第三、人心歸向發生了轉移，只要時機成熟諸侯便可取而代之。這是發生在農業社會的王時代的政治更迭規律。之所以在哪個時代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並且能成功，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外，我認為還有幾個因素比較關鍵，第一、當時的政治制度沒有完全的中央集權，只是朝貢而已。諸侯有財政、外交和軍事獨立權，這就給了諸侯自我壯大的條件。第二、農業社會時期的武器裝備便於製造和囤積，諸侯國完全獨立可以完成。第三、通訊和偵聽手段都原始，只要做的保密，一般不會出事，即便被發現也難以馬上做出反應。第四、原始的戰爭主要是肉搏戰，短兵相接，沒有什麼大規模或者高科技的殺傷性武器，所以只要兵多將勇、武器鋒利、指揮得當便可取勝。武器不佔主要因素，關鍵是兵和將，所以古代的政權更迭常識在當今中國行不通，現今中國是黨指揮槍。在不發生戰爭和軍事政變的情況下，倘若有政治波動，更可能的軌跡有兩種：1、中央對地方行政控制能力削弱後，地方大員貪贓枉法胡作非為，與民眾形成激烈對抗，被地方民眾推翻，事件在全國形成連鎖反應，有外國勢力乘機參與，中央出兵鎮壓，致使事態惡化，從此更失民心，政策措施得不到人民的響應，反省後開始實施民主政策，真正的讓群眾參政議政，監督批評政府權力和政務真正透明，官員實行任命加群眾選舉，削弱中央和地方大員獨斷專行的權力，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享有權力，讓有能力有政績親民愛民的官員脫穎而出，公務員成了服務員，人民成了真正主人，而不是任官僚宰割的綿羊，從此社會擺脫惡性循環，步入正軌。2、出現強勢的領袖，以個人魅力和威望，主動推動國家的改革，自上而下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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