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百歲劉以鬯，上海是他永遠的故鄉
紀念｜百歲劉以鬯自述：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下來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鎮海。他曾主編過《國民公報》、《香港時報》、《星島週報》、《西點》等報刊雜誌。於1963年和1993年創作的小說《酒徒》和《對倒》，是王家衛電影《2046》和《花樣年華》的靈感起源。屢獲香港政府頒獎，2001年7月獲頒榮譽勳章，2011年獲頒銅紫荊星章，隨後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及「終身成就獎」等。
《酒徒》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他以自己為原型，講述了大陸問人在香港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通過主人公在純文學與商業化中的搖擺，以及人在理智與眩暈中的遊移，探討南下文人的精神困境。
劉以鬯口述
10多年前回上海過一次，你說跟過去不同，也可以，你說跟過去很相似，也能說。我在南京路一樣看到以前那麼多的商場，只是店不同了。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愛丁堡路(今江蘇路)那裡，就是愚園路和大西路之間。我那個時候在上海辦了一個出版社，這個出版社就辦在自己家裡。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現在變成學校了。
在唸書的時候，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上海國際飯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辦出版社的時候，早晨我是上班，吃過中飯後就去國際飯店喝咖啡。那時候，上海和國內其他作家們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國際飯店喝咖啡。最後很多作家都去國際飯店直接找我。比如抗戰的時候，有個出名的年輕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國際飯店來見我。我很欣賞姚雪垠的小說，我問他，“你在上海住哪裡？”他說，就住在一間亭子間裡，那個時候他連吃飯都成問題。我就幫他出書，還對他說，“你就住在我出版社裡。”他就住在出版社書庫裡，也在裡面寫稿，和我們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飯。
有“香港文壇教父”之稱的劉以鬯年輕時在上海與柯靈、徐訏等交往頗多。
我在1940年代的時候，才20多歲，對中國新文學很有興趣。上海的出版社當時出版的大部分是商業小說比如武俠小說，我想做的是純文學出版社。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中國老作家都願意把作品交給我。那個時候左翼作家都是寫農村，我是上海出生、長大、讀書和做工的，關於農村情況不瞭解。看他們的農村小說也沒什麼喜歡的感覺，所以那個時候我喜歡的都是現代派作家，比如穆時英、戴望舒他們。那個時候左翼農村小說差不多佔領了中國新文學的90%，我怎麼能夠寫農村小說？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寫上海霞飛路一個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時我才10多歲。我那時候也給施蟄存出過小說，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轉給我。他也住在愚園路，就住在我家後面。所以他有時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給我。
我當時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很多人叫他“徐於”，所以他乾脆把偏旁也拿掉了寫“徐於”，這樣一來我很難辦。我出版的小說都寫“訏”，到最後人家還以為我弄錯。那個時候他的書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後，我原計劃把徐訏的書向海外出版，但我來到香港後發現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樣。
我離開大陸到香港後帶的錢並不多，以為頂多在香港住幾個星期。但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後，我當時拿的錢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白紙，然後就寫稿，生活就這麼過下去了。那個時候香港的稿費是，1000字三四塊港幣。當時香港買一碗餛飩麵都要三四毛。寫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餛飩麵也能過。所以，我就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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