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底倾城,海上浮花

张爱玲(1920.9.30—1995.9.8),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是我国五四以来极具创作成就的女作家之一。张爱玲最具有代表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霸王别姬》等,都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成为经典。

天生贵族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士,亦是当时清流团体的中流砥柱。张佩纶少时聪敏,通过科举步入政坛,擅长针砭时弊,一时闻名,与张之洞并称“二张”。祖母李鞠耦是李鸿章最宠爱的女儿,姿容曼妙、文采飞扬。

张佩纶一生都是清流,没有什么传世的家财。张佩纶逝世之后,子孙是靠着李鞠耦带来的家产过活的。就连张爱玲出生的洋房也是李鸿章给女儿的陪嫁,她在这里一直住到两岁。

张爱玲未曾见得这些祖辈的风云往事,张佩纶去世的时候,她的父亲张志沂也才七岁。

祖母李鞠耦对儿女的教育有着一种性别颠倒的倾向,她让儿子张志沂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却给女儿张茂渊穿上男装,人称毛少爷。

在很久以后,张家还有称女性长辈为“伯伯”的习惯。 由此可见,在张家的深宅院落里,女权意识早就以一种诡谲的方式暗暗萌生。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湖南人,她祖父黄翼升乃是湘军猛将,骁勇善战,后官至长江七省水师提督,人称“黄军门”。

黄逸梵虽然成长于封建保守的家庭,幼时被缠足,又一直接受私塾教育,但其实是个思想前卫的新女性,骨子里有着果敢的湘人秉性。

父亲张志沂从小学英文,又阅览叔本华等外国名家著作,见识自是不俗。然而他的一辈子都如“套中人”一般,把自己紧紧地裹在长衫马褂下,做一副遗老的样子。

父母离异

1923年,父亲张志沂在津浦铁路局谋到了英文秘书的职位,借此机会分家,从而脱离拘谨的传统大家庭。姑姑张茂渊也跟着她们一家搬到了天津。

在天津期间,张志沂一下子无人管束,如鱼得水。一干酒肉朋友终日胡作非为不说,还在外面包起了姨太太,抽上了大烟。

黄逸梵自然是无法容忍丈夫的胡作非为,因而一不做二不休出洋留学,说得难听点其实就是离家出走。与黄逸梵一同去英国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母亲走后,她和弟弟便由保姆抚养。偶尔享受到的母爱,也只是从英国寄来的衣裳玩具,或是只言片语。

1928年,张志沂赶走了姨太太,举家搬回上海。回到上海的张志沂似乎有浪子回头的志向,宣称要戒毒,苦苦哀求妻子回国。或许,此时的黄逸梵还是心存期盼,以为上海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在等着她去复原。

在二人的离婚协议中,黄逸梵只坚持一条,就是张爱玲的教育问题。最终,二人协商同意女儿的教育需经黄逸梵过问决定,而费用仍由张志沂承担。

这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离婚条件,其实是黄逸梵的远见,而它也几乎改写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

读书还是嫁人

作为书香门第之后,张志沂自然不会在教育上有所懈怠。张爱玲三四岁时,他便请了私塾先生,在家中授课。

八岁的时候,母亲回到上海,一家人重新团圆。黄逸梵从欧洲带回来的西式作派令张爱玲第一次真正地开了洋眼。

在母亲的西式教育下,她开始学英语,谈钢琴,一派洋式淑女的作风。在国外学过艺术的黄逸梵教她如何作画。

这段光景里,音符、颜色和气味构成了张爱玲的全部记忆,简直比“楚门的世界”还要完美。

1930年,根据张黄离婚的协议,张爱玲进入黄氏小学住读,并更名“张爱玲”。之后,母亲又远渡法国。

父亲后来又娶了妻,是曾经段祺瑞政府中高官孙宝琦的女儿,名唤孙用藩。这位老姑娘精明干练,又在妻妾成群的娘家大院里历经磨炼,绝不是盏省油的灯。

这对夫妻都有阿芙蓉癖,终日吞云吐雾,家里每天都是乌烟瘴气的。在张爱玲眼中,这段生活十分难堪。她之后的作品中,不乏这种糜烂昏聩的描写,都是来自于这段记忆。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正处于爱美的年纪,却不得不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她因而在同辈的女学生中间产生自卑的情绪,整天懒懒的、沉默寡言,看上去十分板滞,也很少交朋友。

也是在此时,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在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上,她发表了《秋雨》、《霸王别姬》、《迟暮》等多篇文章。

中学毕业那年,黄逸梵专门回国,为女儿的升学做打算。“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张爱玲便借机去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回到家中后,继母恨张爱玲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一巴掌扇过去。张志沂闻声而来,她便恶人先告状,叫嚷嚷地说打人了。

张志沂一怒之下,将女儿关在房中,从此不准离开房门半步。那段时间,张爱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她不恐惧幽禁,却害怕自己的一生就此被毁掉。因此,她默默地计划着出逃。也是在这段时间,父女关系极度恶化。

张爱玲离开父亲之后,跟母亲住在一起。黄逸梵是个学校迷,她之所以对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就是因为她自己吃了没学历的亏。

她自幼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当年的出国留洋,也只是以陪读的身份和小姑子一起去了欧洲,并未获得什么学历,因此找工作常常遇到困难。

在国外的生活想来也十分窘困,因而每次回国都要带走一大箱子古董,靠典当财物来维持生计。

黄逸梵与张爱玲商量:“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

在这两者之间,张爱玲当然选择了读书。她日夜苦读,猛补数学。功夫不负有心人,考伦敦大学的时候,她的成绩是远东区第一名。这时恰好赶上欧战爆发,她便没法儿去英国,转而念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的学习生涯一直都是刻苦而又曲折的。进入香港大学之后,她获得两个奖学金,为母亲减轻了许多压力,甚至有闲钱去做衣服。

港大的日子,张爱玲依旧阴郁而自卑。与那些阔绰的商家小姐或是华侨比起来,张爱玲的境况实在是寒碜,唯独靠成绩来补救。

笔底倾城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张爱玲回到上海。无奈之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希望能够补完在港大未完成的半年学业,拿到个文凭。

回到上海之后,张爱玲住在姑姑家,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便辍学了。这时,她已经开始用英文写作,给《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月刊等英文读物写了一系列的影评和散文。

张爱玲之所以卖文为生,一来是因为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二来则是因为性格所致。她性格内敛,很少与陌生人接触,也只有在独自写作的时候才能觉得舒坦。

除了给英文月刊卖文章赚钱,这一时期的张爱玲还创作了大量小说,都是日后脍炙人口的篇目。 张爱玲的创作量实在是令人惊叹。如她叫嚣的那般“出名要趁早”。

在战乱的年代,张爱玲似乎是岌岌可危而又充满斗志的,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早早地便预言“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因此她要抓紧了一丝一毫的时间来享受,浮华也好,繁荣也罢,她就是要好好地享受这些苍凉的前奏。她的词典里,没有等待,只有及时行乐。

情动一瞬

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张爱玲的《小团圆》,是靠“男女关系”发家的。 她在文章里,翻来覆去地写男人女人,讲男欢女爱,写倾城之恋,对男女关系的研究可谓透彻深刻。那份入骨的剖析是今日多少情感专家都不及的。

可谁承想,这位年轻的小姐,在写下《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传世流芳的爱情故事之前却从未谈过恋爱。这多少令人觉得惊异。

1943年年底,胡兰成入狱。爽直仗义的苏青要出手相救,顺便还拉上了张爱玲,两人一同找周佛海说情。此时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素未谋面,又性格傲慢,居然愿意同苏青一起去求助,其间种种真是耐人寻味。

或许,缘定于此,也是罪恶的起源,胡兰成就像是一个劫数,注定要扰乱她的今生今世。

二人后来谈古论今,从“诗三百”到当时的流行文学,简直是无孔不入。三十八岁的胡兰成在二十二岁的张爱玲面前,可谓是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论出身,她是贵族之后,而他是绍兴乡下一直苦心经营才得以成名的凤凰男,还一不留神站错了队,一直背着汉奸的罪名;

论才学,他自然是要低她许多,张爱玲虽然寡言少语,一旦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文学,胡兰成连话也接不上;再看看自身条件,若是相亲,张爱玲正当妙龄,胡兰成年近四十,早已有了妻室。

这一条条的对比,一般男子定是觉得自惭形秽,可在胡兰成心里这都是福气。他有个血统高贵才学卓绝的恋人,这一段感情,够他炫耀一辈子了。

胡兰成这个人,是天生的媚骨。往好了说,是儒释道一体,诗词歌赋百家皆通。说得不好听,就是没节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条三寸不烂舌,搭上一支天花乱坠笔,简直能横绝古今了。

张爱玲心气高,甚是自负,虽听不得半句不是,但是也非浅薄之人,一般的溜须拍马绝对是入不了她法眼的。可胡兰成不一样,他的笔是云垂海立,石破天惊的,动不动就写“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

张爱玲再怎么刻薄小气,看了这样的话也该开心的。更何况当时是在热恋中,甜言蜜语再怎么不着调,也是贴心的,必然欢喜。

张爱玲曾在一张小照片背面写到:“遇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得了这个句子,沾沾自喜了一辈子。

张爱玲能说出口的自卑,大概也只有这一次。她彻彻底底地将自己托付给这个男人,飞蛾扑火一般不计后果。

自古风流总负人

过日子本是该有烟火气的,即便是张爱玲这个生活白痴写起文章来也要接地气,自诩大俗。可胡兰成倒好,好生生的过日子硬被他弄成了行为艺术。

张爱玲去菜市里挑根葱也是美的,俯身倒杯茶也要慢镜头切换成五六个画面,节奏分明地一一描述,生怕一闭眼就错过了倾国倾城的瞬间。 恰好这时候,胡兰成的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张胡才得以结成连理。

胡兰成最大的长处,便是懂女人,因而次次都能够正中下怀,把每个女人哄得服服帖帖。张爱玲爱他,一部分也是因为童年惨淡,或多或少有些恋父的情结。而胡兰成恰好是个绝佳的听客,不仅能时时听她谈天论地,还十分能明白她想要什么,投其所好。

若是这爱情能长久,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只可惜胡兰成是个没长性的人,对女人朝三暮四,还妄想齐人之福。和张爱玲一起时,先是与护士周训德秘密结婚,而后逃难时,又与斯家姨太太范秀美暗通款曲。

胡兰成自诩为风流才子,晚年将交往过的女子一一制成标本,录入书中,成就了一本群芳谱,题名《今生今世》。张爱玲自然也在其中。

在《今生今世》这本书中,如此倾国倾城的张爱玲也只在里面占了八分之一的篇幅,虽说胡兰成遇到张爱玲觉得惊为天人,这“惊”也不过人生在世的惊鸿一瞥。

这段短暂的张胡恋,对胡兰成来说是一生的谈资,到老也要沾沾自喜的资本。那么,对于张爱玲呢?爱的时候,胡兰成就是全部,不爱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是。

尘封多年的《小团圆》封锁着这段爱情,一笔一画地记载着张爱玲的恨和讽刺。一旦解封,这部自传便教那些人口中的所有佳话变成谎言,所有传奇溃不成军。

天才之殇

进入新中国后,周围人都穿着蓝灰中山装,唯独张爱玲还穿着旗袍,外面罩了网眼白绒线衫。虽然这身衣服对她来说已经十分素净,可在当时看来还是很扎眼。张爱玲恍然醒悟:此时的上海,已经变了模样,不再是她的上海了。

她开始策划着离开。1952年,港大复学,批准了她的复学申请。她借机转战香港,三年之后又辗转至美国。

张爱玲未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香港写的英文小说《秧歌》于 1953年在美国出版。她发誓要在美国打下一片天地,她小时候就说过“要与林语堂一样出尽风头”。

1956年,张爱玲向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求助,得到了应允,由胡适担保,入住文艺营。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赖雅。

赖雅与张爱玲相似,是年轻得志的作家,年轻时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十分潇洒。四十岁后,又成了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左翼知识分子。

因而有人也因此调笑说张爱玲:在中国爱上了汉奸,到美国反倒又跟左翼分子结了婚。不过张爱玲不管这些,她的爱从来无关政治。

三十六岁的张爱玲在六十五岁的赖雅眼里,恐怕是怎么也看不够的。这个女子身上有着来自古中国的格调,眼角眉梢都藏着神秘的东方色彩。当时张爱玲在美国孤苦无依,生活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可以倾诉互助的人,他们一起讨论人生讨论文学,很快就点燃爱火。 两人后来在纽约结婚。

后来,赖雅病重,几次中风之后又摔坏股骨,直至瘫痪,一直以来都是张爱玲照顾左右。两人在各个文艺营中辗转,未曾有过落脚的地儿。保姆一般地照料这个大她三十岁的男人,她也是心甘情愿。这时候的张爱玲,反倒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生命中的千疮百孔了。

这是张爱玲要的现世安稳。那些日子虽然少了繁华热闹和滚滚红尘,却是琴瑟和鸣,真正的彼此恩爱。张爱玲自此一直冠夫姓,至死未改。

1967年,赖雅去世,根据遗嘱将个人物品全部留给了张爱玲。长达11年的婚姻就此结束。张爱玲去美国之后,除了致力于英文写作和剧本写作,她还着手翻译一些外国名著,以及《海上花列传》的翻译。赖雅去世之后,她接受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研究工作。

晚年的张爱玲便孤身一人在美国,深居简出,除了香港的宋淇夫妇和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很少有人知道她这漫长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她与家人也断绝联络。一次,弟弟张子静忽然看到报上写“已故”,才得知姐姐张爱玲已离开人世,她的种种都成了不解的谜。

海上浮花

人人都说是战争成就了张爱玲,在那一段荒芜的岁月,只有她能活得如此繁华,如此自在。可她也有她的苦处,生于战乱年代,并不知和平为何物,因而也就习惯了。

她生在盛极一时的上海,电车声和叫卖声构成了她的人生背景乐,因而她骨子里有着市情的俗气。她的青春期是枕着炮火声入眠的,深谙人生的漂泊不安,因而笔端时刻写着苍凉。

张爱玲热爱喧闹,却又深居简出,不去触碰,只在小小的公寓里,作旁观状,窃听着那窸窸窣窣的人间杂音,将这大俗之物演绎得鲜活生动,又成大雅。这是她的本事,又是她的寂寞。

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

1994年,《对照记》出版,收集了从张爱玲的祖父母到她自己当年的近照,时间跨越一个世纪,像是这个年逾七十的才女在整理自己的一生。

第二年,张爱玲便在家中去世,身穿旗袍,带着上海四十年代最绚烂繁华的底色,安静优雅地走了。依照她的遗嘱,骨灰在冥诞之日撒入太平洋。这个民国才女的传奇,就此缓缓落幕。她从海上来,最终又归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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