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電腦、一個攝像頭、一副耳機、一個麥克風，對著鏡頭唱唱跳跳、聊聊天，就有不菲收入。幾年前，人們很難想象到這是“工作”的場景，網絡直播隨著技術的發展，很快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現象級”風口。據統計，目前我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接近200家，用戶數量高達2億，預計到2020年絡直播行業總產值將達1000多億元。然而，這一種新興的網絡文化現象，在創造社會產值時，也不斷暴露各種問題，“直播汙垢”不時侵襲而來。
每一種現象的興起，往往有驚喜，卻總少不了“驚嚇”，網絡直播也如此。從文化部查處的案例看，一些網絡平臺涉嫌提供含有宣揚淫穢、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會公德內容的互聯網文化產品。這意味著，相較於對網絡直播社交化、互動化的美好想象，惡俗、低俗、媚俗的內容在攪渾池水。更甚者，在巨大經濟利益誘導下，“越黃越暴力越出名，打賞越多”的現象成了顯規則，一些主播藉助色情、暴力、鬧劇等形式博名換利。而某些直播平臺，為了增加收入、提高知名度、活躍度及流量，逃避社會責任放棄自我監管，變相助長或縱容著各類色情、暴力內容的傳播。當內容生產遭遇惡意低俗、當行業發展碰到野蠻生長，主管部門的監管就需要切實發揮應有的作用。
看到一個行業發展的隱患並改進，是監管部門應有的職責。就網絡直播而言，文化部早在2011年就出臺了《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現在又發出了《關於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可以說，不管是對互聯網文化傳播中的違法違規內容的審查，還是對網絡表演者作為直接責任人的追究，這一系列制度約束的努力，都值得肯定。不過，文化執法也存在現實困境，比如靠隨機巡查和群眾舉報才能發揮效力；又如，間斷性的“突然襲擊”只能短時有效，要保持網絡直播的晴朗更需要常態化的機制。
行業都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只有健康成長才能共享獲益。正如有平臺負責人坦言，“曾有明星說把衣服脫下來之後，穿上要花很長時間”，如果把底線降低了再想提升平臺品質，真的沒那麼容易。可見，監管離不開政府執法，但綠色平臺的自審自查，則更需要平臺對內容負責、對自律自咎負責。換句話說，直播平臺應該鼓勵的是積極向上的互聯網文化產品，應該主動嚴懲那些“以秀下限”來踐踏社會公序良俗的“網紅”言行。正如20餘家從事網絡表演的主要企業發佈的《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就為規範直播、淨化行業開了個好頭。不過，公約作為紙面上的約束，能不能真正落到平臺管理和自淨的行動中，還需拭目以待。
應該注意的是，“看得見”的“網紅”直播汙垢易清理，“看不見”的直播汙垢難察覺，對後者更應在立法和機制上未雨綢繆。例如，由於互聯網的高度開放性和直播內容的多樣性，哪些屬於恐怖、殘忍、暴力、低俗的範圍，應該界定清晰；哪些屬於打“擦邊球”，應該明確標準；哪些故意把服務器放在國外來逃避直接監管，應該技術升級。諸如此類，伴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都需要在政策法規上細化、在機制規範上具體。
網絡直播，或許在開啟一個“人人都是電視臺”的新時代，當然也可能會衍生不少“變異新物種”，如果沒有劃好“紅線”通上帶電的“高壓線”，“黃色暴力”等低俗化就可能成為它紅火的“招牌”。因此，直播平臺不妨先從“把脫下來的衣服穿上去”做起，讓各路“網紅”直播先“衣冠楚楚”起來，才可能“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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