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在美國的硅谷，有這樣一群人：
她們出生和成長在中國，但卻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並開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她們在中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衝撞下，拼命實現著自我，但卻不斷被骨子裡的中國傳統和美國現實衝擊；
她們有著體面的收入和職業，生活在看似最追求政治正確和男女平權的環境中，卻被很多看不見的手禁錮著；
她們中的大部分，最終走向了和“初心”不同的方向，但歲月靜好的表象下，仍然藏著不能為外人道的心酸和午夜夢迴的不甘。
……
她們就是身在硅谷的華人女程序員。在她們身上，你看得到自我滿足，也看得到她們在“男人主導的世界中”的掙扎。“在男人烏托邦的科技公司裡，女人們要很努力才能不被落下。”一位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女性程序員這樣對硅星人說。
在她看來，對於一出生就被各種中國長輩說教“女生不適合學理工科”的中國女生來說，能頂著重重壓力入行已經不易，在身邊充滿男性的大學裡撐過四年本科、兩年研究生而不轉行更是難上加難。之後哪怕順利進入了 FLAG（Facebook, LinkedIn, Apple, Google）和獨角獸公司，也仍然只是試煉的開始。
接下來，她們要面對的是性別帶來的所謂“優待”和苛責，家庭的羈絆，和曲折的自我實現之路。
“男性烏托邦”裡的邊緣人
“大家都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 加入Facebook已經很多年的女程序員羅羅這樣和硅星人說。
“公司團建，每次投票表決，最後都是去參加 CS 彩彈射擊或者登山遠足。”羅羅抱怨道。和很多華人女工程師一樣，自己研究生才來到美國，本來就和英語母語的同事交流起來有一些隔閡。“現在畢業進入到職場，更沒想到還要面臨性別標籤帶來的那種被邊緣化的感覺。”她說。
更讓羅羅受不了的是那種“永遠也無法融入的”的科技公司兄弟文化。“幾個男同事湊在一起說葷段子，我一走近他們就笑著散開。”羅羅表示常常在職場中男性扎堆的環境中，感到無所適從。
“那種每個人都有說有笑，但對我客客氣氣的感覺，讓我覺得很孤單。”她補充道。
這種隱形的“兄弟文化”，甚至有的時候，會以更加極端的形式隱藏在科技公司的大大小小的細節中，讓很多女性工程師難以接受。一位自小移民到加拿大的華裔女程序員 Yukie 就告訴硅星人，在面試時，她們公司出了一道和 ascii arts（一種用字符排列構建成的圖片）相關的題目，結果字符轉換出來的圖片結果，是一個穿比基尼的性感女生！
“這其實是一道經典面試題，所以並非我們公司的人故意這麼設置。但是，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這個行業的人們對於女性潛意識裡的不尊重。這種事情太多了。”Yukie 說，“沒有人會考慮你的感受，說這裡是男人的天下一點也不為過 。”
IT 界常被拿來做範例和實驗的“萊娜圖”，也是一個裸體美女。
灣區科技公司性別比例失衡已經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Google 2014年首次公佈員工性別比例顯示，技術員工中女性只有17％，而這個數字在 Twitter 是10％，Facebook 15％，蘋果20％。因此，彭博科技主持人和作家 Emily Chang 在自己關於硅谷內幕的暢銷書中，直接將灣區稱為 Brotopia——兄弟烏托邦。
2017年硅谷部分科技公司男女比例（數據來自各公司公開信息）
兄弟文化不僅體現在團建、開葷段子時對女性視若無睹，更嚴重的是在職場上對女性的不信任、歧視和排擠。
就算大家不明著說，很多硅谷工程師內心都有女性編程能力不夠強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在華人男性工程師群體中更為普遍。
本科畢業於清華、目前在硅谷工作的男工程師 Andy 就認為，女程序員能啃硬骨頭的很少——大部分就做前端和跑數據。
“本科的時候班上女生就沒幾個，大作業遇到難點都不用主動說，一群學長搶著幫忙。有競賽或者項目的時候也都是男生挑大樑，女生想全程划水是完全沒問題的。”他說。
“不是說女生的代碼就寫得不好，我是說，比我寫的好的，一般都是男的。”他在採訪中不斷用“水”這個字來形容曾經同系的女同學的編程能力。
然而女程序員真的“水”麼？
在羅羅看來，這其實就是偏見和歧視。“上學的時候女生就算水平不差，男生也不願意和你一組。除了交流上不方便，主要是潛意識裡他覺得你不行。”她回憶道。
雖然現在不會再有人懷疑 Pinterest 10號員工、高級後端工程師周怡君的編程能力，但在剛剛入行的時候，在“男人的天下”打拼的她沒少受男同事的質疑。
“我說項目中有個重大 bug，大家都不理我。”周怡君在接受 The Atlantic 的採訪時說。
從斯坦福畢業後，周怡君加入了一家硅谷初創公司。那時，她在一段男同事寫的代碼裡發現了一個 bug。但同事們卻表示，這部分代碼已經用了很久，如果有問題早就有別人指出來了，哪輪得到她說話。“就好像我是混進來，不夠格的一樣。”周怡君說。
整個團隊對她提出的問題並不放在心上，直到最終又找了兩個男性工程師來審查她的修改方案，才肯承認——她說的確實是對的，問題確實存在。
周怡君（Tracy Chou）圖源：NPR
如果說周怡君是因為初出茅廬而被男同事刁難，那 Reddit首席工程師貝薩耶·布朗特的遭遇就更能說明問題了。
2007年，當時還是 Second Life 高級工程師的布朗特主持了一場面試。
她還記得那天自己穿著公司文化衫，運動鞋，完全是一身技術人員打扮。但每當布朗特提出具體的技術問題，這位求職者都會粗暴地打斷她的提問。布朗特感覺莫名其妙，同時也覺得很好笑。於是，她找了一個剛加入公司的男性員工，假裝成面試官再問他一次同樣的問題。這次，這位求職者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問題，而且還說，“終於有內行出現了”。在這樣的兄弟會烏托邦裡，身為女生，幾乎就自帶了“能力低下”的原罪，需要額外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洗刷和自證。
當然，幾乎所有科技公司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在做出各種各樣的努力，來改變性別嚴重失衡的情況。
在 Google Assistant 項目組的張曉鷗告訴硅星人，為了政治正確，增加員工多樣性，科技公司確實會在篩選簡歷時優先考慮女性，把女性作為“配額”招進來。
“當年和我一起投簡歷到 Google 的，還有我的一位男同學。他的水平背景和我不相上下，但連面試環節都沒有進就被淘汰了。”她說。然而這種情況並不算偶然。
北美科技圈留學求職論壇“一畝三分地”地主 Warald 告訴硅星人，負責篩選簡歷的面試官在決定“給誰面試”這一環節上有很大權利，甚至很多公司都會把新員工性別比例作為業績考核的標準之一，因此他們會努力推動女性求職者拿到職位。
例如在英特爾，如果團隊成功達到員工多元化的指標，每一位團隊成員都會拿到多元化獎金小富一筆。而 Apple 則會通過在非技術崗位儘可能多地增加女性來調整員工比例。
所有 Google 員工都要上這麼一堂關於消除歧視的課
“其實女生在硅谷科技公司求職受優待、面試難度明顯低於男生，是早就有了的潛規則。有人戲稱：找工作的時間，男半年女半月。”Warald 說，為了公正起見，大多數公司都不允許在簡歷上出現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別，因此他還曾經建議女性求職者選用典型的女性化名字，比如 Lisa，以增加進入面試環節的概率。
但是 Yukie 完全不這麼認為。“我不知道這種看法是哪裡來的。事實上，女生能夠拿到 offer 和找到工作，完全是憑藉自己的實力和水平。你反過來想，為什麼男生拿下一份工作，大家就覺得他是靠自己的能力，而女生就會被認為是依靠了性別優勢呢？這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不管事實是怎樣——這種“性別”帶來的“優待”，或者如 Yukie 所言，這樣的偏見，反而正在造成另外一種危害。
在 Google 工程師鄧瑞希看來，優先錄取女生的潛規則被大家默認並不是什麼好事，這樣的做法是在毒害整個招聘系統。
“增加女性僱員數量，並不能增強女性程序員的話語權。”瑞希說，“反而會讓人質疑面試流程和考核體系的公平性，從而對整個女性程序員群體產生敵意和不信任感。哪怕是憑實力進來的女程序員，也會被人懷疑是被放水才得到這份工作的。”
也就是說，優待的背面實際上促成了整個科技圈對於女性程序員的另外一種歧視和偏見。
隨著門檻一起降低的，還有壓在女性身上的天花板。
GitHub 的一項調查發現，雖然女程序員的比例在不斷提升，但無論年齡大小，與男性相比，更多的女程序員都處在初級職位。在24歲之前，女程序員做初級工程師的比例是男性的1.1倍，而到了35歲，這個數字就變成了3.5倍。
“工作和家庭，我站哪邊好像都不對”
實際上，就算硅谷華人女工程師能夠熬過這種初入職場時面臨的男性主義烏托邦環境所帶來的麻煩，她們仍然需要面對更大的、來自於家庭的壓力。而這，很大程度上也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女性的“定義”。
“小兒子放學後要去中文學校學習，週末還有課外興趣班要上。大兒子每個週末都要去學編程，有時候還要在社區聯盟打棒球賽。剛把一個兒子送走，另一個兒子就快要下課了。忙完家裡的事已經累脫了。”已經在Google工作十年的張曉鷗在接受硅星人採訪時這樣“吐槽”道。
孩子的課本和習題
奔波在學校、課外班、公司和家之間的她，像一個技藝高超的拋球雜技選手，小心翼翼地維持著生活的運轉。
“在女程序員和中國媽媽這兩個身份之間來回切換，太難了。”張曉鷗甚至抱怨這一切很可能源於華人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我真羨慕哪些老外女同事，老公能夠分擔不少照顧孩子的事情，讓她們有機會專注在工作上。”她說。
和很多最早一批從中國大陸來到硅谷的女程序員一樣，張曉鷗不願意承認自己奮鬥十年，卻成了“被落下”的女性，“但好像事實又擺在了面前。”儘管她現在生活幸福，但是難免也會有幾個“如果當初……”的念頭縈繞在心間。
二十年前，張曉鷗從河南的一個小縣城考入當年專業排名第一的國防科大電子計算機系。
而就算在被譽為“軍中清華”的這裡，張曉鷗也是佼佼者。全系120人裡大部分都是男生，但張曉鷗的名次從沒掉出過前三。四年後，她成了全系僅有的幾個拿到國家獎學金赴美深造的學生之一。
聞名世界的“天河一號”超算就是這所大學研發的
“十年前對事業充滿期待的我，哪能想到今天。”她說。
那時，她剛從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畢業，就拿到了 Google 的 offer。結果，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後，“還是 level 5。”張曉鷗說。在 Google 內部，員工被分為十個等級，L5 是高級工程師職稱。多少人在 L5 到 L6 的坎兒上一卡就是一輩子。而卡住張曉鷗的，在她看來，就是她的家庭。
“我這個年紀再往上很難了。” 張曉鷗偶爾會覺得不知所措。“工作和家庭，我站哪邊好像都不對。”
比起把房子買在公司附近的其他同事，住在薩拉託加的張曉鷗每天浪費大把的時間在上下班路上。但她在薩拉託加買房的理由和在海淀區花天價買老破小的家長們一樣充分——這裡是整個灣區最好的學區之一。
“進了薩拉託加門，就是半個斯坦福人”。她說。
薩拉託加學區
張曉鷗為了孩子放棄的不只是路上浪費的時間，還有晉升的機會。
“Facebook 還是個小公司時，HR 就給我發過挖角郵件。”張曉鷗坦言自己並不是完全沒動過心。但當時曉鷗的小兒子剛出生，正是離不開人的時候。“Google 的工作我熟，Facebook 就完全不一樣了。雖然那邊給的工資高了不少，也有帶團隊的機會，但想了想家裡兩個孩子還太小，最後還是沒走出這一步。”
照顧家庭帶來的時間上的捉襟見肘對於科技行業的女性來說可能是致命傷。
張曉鷗對自己工作的描述，像是停止游泳就會無法呼吸而死亡的大白鯊：“我們這行和其他工作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你永遠不能停止學習。技術的迭代是很快的。跟不上新潮流、或者沒能在黃金時期熬到管理層，就停滯了。”
所以，對硅谷的程序員來說，下班後的黃金三小時是重要的充電時間。學習、推進手上的項目、和同事交換資源……這些其他男同事在做的事兒，對張曉鷗而言毫無可能性，那個時候，她在接孩子下課、送孩子去上興趣班、對孩子進行學業輔導……
“別人投入的時間比你多，時間一長，差距就很明顯了。但我又能怎麼辦呢？”提到這一點，她也只能是苦笑。
Google 十年，曉鷗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和價值不菲的股票，也在寸土寸金的學區有了自己的小院子，大兒子羞澀穩重，小兒子調皮活潑。在別人眼中，她是幸福的。但怎麼就從天之驕子變成了中人呢？想起自己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顧及的家庭，張曉鷗感到無奈：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這輩子難道就這樣了？！”
正在覺醒的夾縫生存者
儘管曾經都有要追求事業上的出類拔萃的初心，但順流而下卻成為大多數工作了幾年的華人女程序員的常態。
女程序員向硅星人描述的成長和工作環境不由得讓人想到希區柯克的電影《煤氣燈下》。電影中的女主角經歷了一場“逆皮格馬利翁效應”，男主角長期暗示她有精神病，讓她越來越不信任自己。他甚至把煤氣燈調的忽明忽暗，讓女主角以為這都是自己的認知出了問題。
《煤氣燈下》
這盞忽明忽暗的煤氣燈，也照在每個女程序員身上。比起質疑行業結構和大環境，這些華人女性更願意懷疑自己的能力。
雖然已經從清華畢業多年，鄧瑞希還是能回憶起當初班上僅有的幾個女生是多麼的掙扎。開學時，系裡只有十幾個女生，“後來有一半都轉到了所謂更適合女生讀的專業：金融、外語、經管、法律。”
“我做不了程序員，因為我是女生。”這是很多中國理工科女孩在遇到學術瓶頸時的第一個想法，也是她的同學們轉系的主要原因。
這種自我懷疑也會被帶到職場上。哪怕是最成功的一批女性，也要艱難地邁過這個坎。
“不少中國程序員打心眼兒裡就不相信自己能夠超越男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性工程師說。
Pinterest 總工程師，高級副總裁 Li Fan 可以說是目前硅谷技術崗位上華人女性的一枚標杆了。但當她談到自己是怎麼走到今天的，Li Fan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本身有多優秀，而是用“機緣巧合”來表述自己的升職機會。
“那時我從沒想過（主動升職），也覺得自己沒能力去領導一個團隊。在 2002 年加入 Google 時，我就想當一輩子系統工程師。”她在招聘技術初創公司 Leap.ai 組織的職場分享大會上說。
Li Fan 也成了科技女性的標杆人物
“儘管美國女性在科技領域的職場發展也會面臨天花板，但卻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圈女性領袖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在打破天花板。她們在公司中開展著各式各樣的 Women in Tech 的活動和演講。”Yukie 說在硅谷，這樣的活動幾乎每週末都有。
而作為 Yahoo COO 的 Mary Bui-Pham 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表示，在她過去的職場生涯中，她最缺失，也最希望得到的是來自別人的一句——“你是可以的”。
“所以，未來，在 Women in Tech 這條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那個告訴她們‘你可以’的人。” Pham 認為科技圈女性在職場中比男性更需要別人的肯定，從而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
在很多情況下，限制女性的並不是她們的編程能力，而是在這條道路上，無法獲得同等的信任、支持，導致她們自己對自己的能力無法有清晰的認識，過早的終結了自己的職業生命。
而來自中國大陸、往往在大學甚至研究生時才來到美國的中國女性工程師們，受到傳統文化“女性應該把事業放在家庭之後”的影響，就更難衝破這方面的藩籬。
出生在大陸、小學時移民加拿大的 Yukie 在這方面就感觸頗深。接受硅星人採訪時，她指出，在讀博士期間她所參與的 Women in Tech 組織成員有好幾十人，卻只有兩張亞裔面孔。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響，作為從中國來的一代移民，華人工程師似乎還完全沒有覺醒。”
在和很多華人女工程師交流的過程中，硅星人同樣意識到，和中國文化所希望女性解鎖的成就那樣，哪怕到了美國，不少高學歷的華人女工程師更在乎的仍然是一份工作是否體面、是否能夠提供給她良好的收入和待遇，能否留給她足夠的空餘時間照顧家庭。
基於此，她們往往停留在工資夠多，歲月靜好，享受女性標籤在科技圈中為她們提供的較低職位上的優待的狀態後，就不再對自己有更高要求，也不再追求職場上更高的發展。
這種無論是從內心的對自己的不信任，還是外界對於中國女性的固有偏見，都讓她們遠離了一種職業發展的自我覺醒：在科技領域的華人女性，應該具備同等的能力，獲得同等的機會，和男同事們獲得同樣事業上的成功。
但好在，在包括李飛飛在內的一批華人女性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在華人科技活動上的頻繁“佈道”。而她身上無論是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斯坦福大學人工實驗室主任、Google 雲首席科學家的光環，都在讓她所倡導的“覺醒”被越來越多生活在硅谷的華人女性所接受。
打破華人女性天花板的李飛飛
“因為人工智能這項技術與我們密切關注的所有事情都密切相關。它會承載我們所看重的各種價值觀，包括道德、偏見、公正或使用權。如果沒有代表（所有）人類的技術人員參與其中，科技就必然無法代表所有人類。”李飛飛在一次和比爾蓋茨的太太梅琳達的對話中表示。
除了李飛飛之外，無論是擔任 Google 雲研究發展團隊負責人的李佳，還是在英特爾大數據團隊擔任副總裁的馬子雅，以及越來越多的身在硅谷科技公司，領導著整個行業發展的華人女性，都在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越來越多年輕一代剛剛入行的華人女性工程師證明，“在這個領域，女子不會不如男”。
不管是“男性烏托邦”裡的邊緣人、還是中美文化衝擊下的夾縫生存者，硅谷華人女性們正在被喚醒，她們正在、並且應該和周圍的男性一樣，獲得同等的 STEM 教育機會，同樣相信自己的能力，努力追求自己在科技領域工作上的話語權，和職業發展的高光時刻，探索更多的人生選擇。
“至少我們自己要相信，沒有人應該被落下。”一位受訪者對硅星人說。
關注“硅星人”，
讓你看到最不一樣的硅谷！
閱讀更多 硅星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