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經濟時代，班加羅爾的價值也被中國人重新定義。
文／胡劍龍
班加羅爾主要商業街布里蓋德路夜景
“2004年2月的班加羅爾之行讓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世界是平的》第一章裡，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筆調熱情，是班加羅爾，全球軟件外包的中樞，喚醒了這位“睡夢中的”全球化捍衛者。在班加羅爾，他看到正在變平的世界。
我當然沒有托馬斯·弗裡德曼的好眼力。
不過，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羅爾之前，和這位美國同行一樣，我雙腳癢癢，被好奇心撓著，跑遍中國後，我跑剛果，跑烏干達，跑哥倫比亞，世界各個角落裡，我遇到來自中國各地的包工頭、幫派老大、走私犯。
在叢林、礦山、無人抵達的草原，他們架橋開路，我也看到一個更平的世界，不過並非被高科技拉平，而是傳統的水泥鋼筋。
班加羅爾同樣喚醒了我。我從這面鏡子裡看到另一箇中國全球化的鏡像，中國新經濟時代的全球化。
2018年6月24日，一名班加羅爾市民帶著孩子參加在斯里坎特拉瓦體育場舉辦的大眾經典“甲殼蟲”活動
新班加羅爾人
索尼世界路口，連接科爾曼加拉區和英迪拉區，在班加羅爾市中心南部區域，是印度創業者的飛地，聚集著大大小小的創業公司、孵化器、天使投資機構。
我在印度的第一項技能，是要學會重新行走，穿過索尼世界路口，到對面的Spar超市購物。
印度南方人大多溫和，不急不躁。但只要坐到駕駛室，這些品格就突然蒸發，他們開車的風格，就像行人走路一樣，突然停車、轉向，沒有交規約束，也沒有中國遍佈大街的攝像頭，司機和行人都成了機會主義者。
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車輛，從中趟出一條路，無數次的練習後，我變得嫻熟自信。
似乎是項了不起的成就，尤其考慮到，班加羅爾交通狀況糟糕，已在全印臭名昭著。連巴拉（Bala）也好奇，我是如何適應的。
2018年4月初，班加羅爾東郊的西格瑪軟件工業園內，巴拉和同事剛入新辦公室的第二天，在仍未散去的裝修味裡，時隔半年後，巴拉很紳士地再次問起，班加羅爾的日子如何？
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只要回中國待上兩週，我就想死在這裡。”雖然誇張幾分，並非信口開河。
他是班加羅爾土著，在硅谷工作17年，前幾年，裸辭惠普高管職位後，巴拉回到故土。
“你為什麼要回來呢？”畢竟，即便班加羅爾再欣欣向榮，也不過被冠之印度“硅谷”。
這個問題或許多餘。2017年中，MoneyTap從紅杉資本融到1230萬美元。
2015年9月，巴拉、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創立印度第一個基於手機應用的現金貸平臺MoneyTap，給月收入約5000～8000元人民幣的印度白領提供信貸。
他解釋，印度銀行系統由國有銀行掌控，它們低效、僵硬，服務著國有企業和大型私人財團，民眾很難從銀行獲得服務，信貸“痛點”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現金貸市場。
正是由於印度市場的諸多痛點，和硅谷的巨大落差，讓巴拉們意識到印度的潛力。
不僅巴拉，印度連鎖茶店Chaipoint剛在班加羅爾慶祝第一百家店開業。創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學院畢業，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後迴流。
而印度另一家電商獨角獸Snapdeal，創始人幾乎擁有一致的經歷。
2016年1月，華爾街日報曾專門刊文《印度歡迎技術精英回家》。
2017年8月2日，班加羅爾市郊外的本田摩托車卡納塔克分公司4號流水線上，工人正在安裝發動機零部件
中國人來了
在席捲班加羅爾的創業浪潮裡，2013年1月，在靠近科爾曼加拉區的HSR,普尼特·馬努加成立在線心理諮詢平臺YourDost。
2017年7月，他發現，自己業務激增，客戶都是軟件服務外包公司的碼農，他們要麼已失業，要麼很焦慮，擔心自己失業。
這是班加羅爾的真實寫照。以Infosys為代表的外包行業正在衰落。幸運的是，班加羅爾跳上新經濟快車，以電商為例，印度排名前三的Flipkart、Amazon India、Paytm Mall，均落戶於此。
在新經濟時代，班加羅爾的價值也被中國人重新定義。
即便托馬斯·弗裡德曼不吝溢美，給班加羅爾戴上全球化的桂冠。它仍是中國人的盲點，一座從貧窮中突圍的IT城市，僅此而已。在2014年之前，生活在班加羅爾的中國人，不到300人。
2010年左右，成都市雄心勃勃地開通直飛班加羅爾的航線，但乘客寥寥，勉力支撐三年後，不得不取消。
此前，只有華為，他們是班加羅爾的最早中國拓荒者。18年前，華為總裁任正非決定，在此開設印度研究院。如今，這裡成為僅次於深圳總部的研發中心，員工接近4000人，90%以上是本地人。
最近兩年，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提速，有全球化野心的企業家，開始頻繁造訪班加羅爾。
2017年12月中旬，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傑，聯合中國創業者左利斌和其他幾人，在班加羅爾舉辦第一次中印企業家的論壇。
2018年6月，在深圳龍崗區的辦公室裡，張海政告訴我，“準備按100人的規模去招”。
在亞馬遜等各大電商平臺，星商的客戶都是外國人。“在深圳找個英語流利的客服，差不多要一萬塊。”
這位憨直的留美博士算了一筆賬：印度招100人的成本，在深圳只能找兩三個人。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跨境進口零售電商市場的規模約為1113.4億元，增長率為49.6%。預計2021年中國跨境電商的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元。而印度廉價的人才，為中國電商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間。
相比張海政，SHAREit的王超已是一名印度通。在加入SHAREit前，他在印度有多年媒體從業經歷。
幾年前，SHAREit在海外收穫幾億用戶的消息傳回國內，許多人才記住它的中文名茄子快傳。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超過15億用戶，穩居41個國家Google Play工具類榜單排名第一，64個國家App Store效率榜排名第一，目前已經成為印度、印尼、中東、南非、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國民應用”。
SHAREit（茄子快傳）誕生於2012年企業內部的一次團建。深山裡手機信號不足，沒辦法分享剛拍的照片，於是催生了開發一款可以無網近傳手機APP的想法。
隨後，SHAREit在印度開花結果，以跨平臺快速無網傳輸的特點迅速打開印度市場。這是中國應用出海的一個縮影。根據App Annie的數據，2017年，印度APP市場佔比最大的兩個國家分別是美國29%，中國16%，印度本土APP僅佔9%。
2017年3月31日，班加羅爾一家電信公司的營業廳內，員工正在試用“小米”手機
向東看
中國企業的熱情，在2017年6月被澆了一盆冷水。
當時，中印軍隊在洞郎地區發生對峙，局面僵持近兩個月。
不過，即便中印關係跌入最近數十年的谷底，依然沒有阻擋印度企業向東看。
2017年6月28日早晨，科爾曼加拉的共享空間Innov8正舉行路演，輪到投資人拉胡爾分享時，他的幻燈片上，列上印度的創業企業外，還一一標註對錶的中國企業。
我早已“見怪不怪”。此前，我去拜訪在線醫療創業者Satish，他沒有拐彎抹角，說自己公司要印度的“春雨醫生”。
原來，他在硅谷專門僱傭了一位斯坦福畢業的中國學生，追蹤、分析中國在線醫療行業的動態，然後譯成英文，供他參考。
中印對峙期間的這場路演，我向印度創業者介紹自己是中國人後，並沒有遭遇一絲敵意。相反，會後，一位印度投資人給我發了六條消息，外加一個電話，反覆叮囑，“帶幾位中國投資人過來啊！”
根據香港研究機構AVCJ的報告，在2015年和2016年，以阿里和騰訊打頭陣的中國企業在印度共投資32億美元，而在同期，來自美國的投資只有14億美元，不到中國的一半。
阿里巴巴、騰訊持續加註印度市場，印度創業圈學習中文的興致，也被撩撥。
“中文太難，能學會簡單的對話，那就不錯了。”2018年3月中旬，庫納爾·沙阿（Kunal Shah）在他Wework的辦公室求助於我，要我幫他在班加羅爾覓一名中文教師。
在印度，庫納爾·沙阿是耀眼的創業明星。2015年，他以4億美元出售自己創立的線上支付公司Freecharge時，年僅30歲。
“成功太早也麻煩，”他半開玩笑，“不知道還能幹嗎。”
還好，兩年後，他找到新的創業方向，雖然他三緘其口，不願透露新項目。創立Freecharge時，他拷貝的對象是Paypal，硅谷知名支付公司。第二次創業，他對標上中國公司。
他不僅要學習中文，在他籌備的項目裡，還專門聘來兩位南京大學的實習生，收集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的資訊。
不過，庫納爾·沙阿或許隱藏了他師法東方鄰居的真實原委。
Freecharge被出售的同一年，它的競爭對手Paytm獲得螞蟻金服注資。彼時，傳言甚囂，騰訊有意入股Freecharge，以求在印度支付賽道獲得一席之地。但傳言沒有兌現。
對手Paytm獲得螞蟻金服的金援，還有成熟的在線支付技術。“那時候（2016年），每個月都有十幾個中國工程師在諾伊達（Paytm總部所在地），現在，他們的後臺幾乎和螞蟻的一樣。”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18年，Paytm創始人夏爾馬（Vijay Sharma）被《福布斯印度》被評為40歲以下最富裕的億萬富翁。去年年初，我在杭州西溪賓館見到他時，他說，幾乎每兩個月，要來一次杭州。
去年，Freecharge再次被轉手，僅以4000萬美元的價格，被一家銀行收購。
“如果騰訊當時投資你們，你覺得，Freecharge的命運是否會不一樣？”
“當時情況很複雜。”庫納爾·沙阿避開話鋒。
兩週後，我給他挖到一名中文教師——一位在中國手機企業工作的姑娘。此前，她在教小米印度CEO簡恩（Manu Jain）中文。
2005年4月7日，華為印度研究所的本地員工和中方工程師在班加羅爾的辦公室
更中國，也要更印度
2017年2月，負責小米國際業務的副總裁雨果離職，曼努補缺，他還被任命為小米印度區董事總經理。
上任一年後，市場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小米印度的市場份額達到31.1%，位居第一，超過三星近5%。
在班加羅爾創業圈，一直傳言，曼努主動抱上小米“大腿”，中介人則是他在麥肯錫的前同事特瓦里（Navin Tewari）。
“真的假的？”今年4月初，在班加羅爾Embassy創業園，我向他求證。
“是這樣的。”他說。有特瓦里牽線，曼努終與小米“二號人物”林斌取得聯繫。
特瓦里創立的移動互聯網廣告公司Inmobi是印度最早的獨角獸，因此，備受印度創業者尊崇。這部分也與他顯赫的家庭出身有關。
“我現在回家去，祖母還常常說，以後還是回來教書比較好。”他笑著說。
他祖母是印度理工的第一位女教授，家族成員也全都是知識父子，祖母至今不能“原諒”這個已經成功創業特瓦里。
在班加羅爾，我觀察到中印創業者之間迥異的創業背景。塔塔集團董事英國人阿倫在他的新書《繁榮國度》中提到，印度最成功的前100名創業者，一半以上都來自種姓較高的家庭，幾乎沒有人出自賤民階層。這和中國形成相當反差，中國最成功的創業者，大多來自三、四線的小城，比如湖北仙桃的雷軍、江蘇宿遷的劉強東、福建龍眼的興等。
不過，階層的天花板也逐漸在被印度創業者捅破，印度最新冒出的獨角獸企業Byju’s就是其中之一。創始人Byju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鄉村。
“你覺得和大部分印度創業者相比，鄉村經歷會成為瓶頸嗎？”今年3月底，我將這個問題拋給他。
“不，這是優勢。”Byju非常自信地回答。
在印度的一年半時間，我接觸的印度創業者，不管Byju，特瓦里還是庫納爾·沙阿，無一不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驚歎不已，認為印度同行應該向中國學習。
“那麼，中國創業者有什麼可向你們學的呢？”採訪特瓦里時，我問他。
他思考片刻，“印度企業家更有全球視野，或許是因為語言的關係，或許是因為印度的市場還在起步，我們在創業時，就想著其他國家。”
這是特瓦里和Inmobi的故事。儘管在班加羅爾發家，但是美國和中國才是Inmobi最大的兩個市場。
而在上週的軟銀股東大會上，總裁孫正義對另一家印度連鎖酒店OYO的雄心褒獎不已。它已低調進入中國，在20多個城市開張。
2004年12月刊的《紐約書評》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評論，中國和印度要想取得更大成就，中國要更印度一些，印度要更中國一些。這個結論，同樣適用於兩國的創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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