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研讨会是一次总结经验、开启未来探索之旅的机会，思潮涌动，余音未止。一方面部分作代表的国内外设计专家学者基于平台分享了其设计认知和实践经验——
他们的脚步和征程，构建了中国设计40年和设计教育的基本发展脉络，他们的实践和探索，见证了中国设计40年的基本面貌；而另一方面这些设计思想者、行动者又为关注中国设计的人提供了梳理、反思和畅想的契机，未来便在一代又一代设计人的承前启后中呼啸而至。设计领域形势的瞬息万变，是值得我们不断斟酌和推敲的，回顾“设计”从引入中国到涵盖范围的逐步扩展，设计的创造性本质和现实价值或许值得被反复讨论，它提示着我们：中国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参与者也许在长久的西眺之后可以把目光挪回我们面临的现状，从中国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开始，以解决问题和方式创新为目的，逐渐转变从单一造物到系统构筑的设计模式。植根当下的现代技术和产业转型的机遇，在开放的视野中融合各方经验，配合“问题引导”式的人才教育模式，搭建多层次的教学平台。从而依托设计能够在社会学和文化学层面创造的贡献，为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助力。思维交迭中，设计从服务者转变成革新者的内涵意义、从模仿制造转向能动创造的社会价值便逐渐凸显。时代的变幻莫测令人惊诧，新的技术和爆炸信息总令我们应接不暇，
或许设计能够呈现的一些孜孜不倦的生命力是迎接时代挑战的一种动力源泉，是改变生活形态最直接的一剂良药，也是其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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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案到系统：设计认知的转变
经验总结并不是一件易事，总结经验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梳理发展的脉络，呈现历史能够带给人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把脚下当作新起点，立足在这一点上开启新的探索，讨论未来的方向。“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研讨会及“为中国而设计”展览作为回顾中国设计历程的机会，也为设计人从经验中吸收经验，从模式中破除模式，基于设计本质，探索新的可能提供了一种契机。那么，谈论设计这么多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设计”这两个字本身历经过的一些变化。
日本平面设计师福田繁雄对Design、意匠、设计理解和区分
台湾师范大学前副校长、荣誉教授林磐耸先生在研讨会分享“設計戰國策——台灣藝術設計人才養成計畫”开篇便回溯了中国古文中有关设计二字的一些说法，例如「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鸠毒，重相设计。」（《三国志•魏》）；「设心，注意，偷为一切计也。」（曾巩《战国策•序》）；又言《四库全书》出现“设计”二字400余处， 主要以“谋事”“诱人”为主，仅有数条为“造物”。古文中的设计虽偏贬义，但也为从日文的“意匠”引入设计一词提供了一丁点反思——或许设计包含的非物质的系统性和可延续的策略性被我们习惯性忽略了。又如，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先生在专访中也提到，区别于源自意大利语“Disegno（图画）”的“Design”，中文的“设计”或许从本义上更符合有规划地建构和创造系统机制的概念，但我们常接触到的设计，几乎是与“造物”对等的，它的名词性含义超过了系统性。
1929年上海《良友》画报第35期p.37
出现“Design”与“设计”对应词;
1941年《良友》画报出现专业名称「封面设计」，来源同前图
20世纪初，“设计”的含义在中国并不明朗，那时候的设计对应“图案”，早期我国设计先驱雷圭元先生将“Design”作“图案”的运用在1929年上海《良友》的画报封面已呈现。20世纪中叶，以“实用美术”“工艺美术”作命名也只能说是基于美术范畴内的艺术造型，也就是平常所言的“美工”，这与现代意义上有意识、有计划地解决问题的创新方式还相距甚远。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格局的转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传统的学术范畴逐渐开始转向现代，中国本土的设计教育事业也渐渐崭露头角。到了1998年在教育部新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沿用近半个世纪的“工艺美术”专业改为“艺术设计”，中国的设计院校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外来设计的经验影响和中国设计及设计教育参与者的共同探索中，可以说到这个时候，
中国本土设计的意识才逐渐打开。这种局势也正在演变，或许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探讨和回望正值中国设计未来的新浪潮之中，每个设计人都是这片浪潮的推力者。
“she ji”(《设计、经济与创新学报》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Published by Elsevier & Tongji)
站在当代角度来说，以物为中心的功能需求的制造几乎已经趋于饱和，但依靠设计解决问题的本质未曾改变，只是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复杂程度正试图暗示我们转换思考角度，设计的实行模式、疆域范畴和社会价值的讨论随即展开。一方面设计的作用领域越来越广，其能够呈现的新价值也愈发繁多；另一方面，设计的责任阈值也发生了一个转变，也就是说，从单纯的设计一张海报、一本书籍、一件产品拓展到了围绕对系统的创造和机制的构筑，
从“物质”到“非物质”的目标转变正是设计战略升级的一种体现。这种“非物质”的创新模式应当更为贴近以信息、服务、数字为特征的当下以及未来的时代生活形态。说是“升级”，但仔细一想或许是一种“复古”，这种系统性的设计思路不正是吻合古文中“谋事、诱人”的设计智慧吗？
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1998年3月
设计与非物质社会也并不是新鲜术语，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Marco Diani）在20年前就编著书集合了一批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的概念和变化进行探讨，也阐述了非物质社会里，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边缘地带”的设计将何为。如他所言：“设计一向处于主导我们文化的两个极之间，一极是技术和工业现实，另一极是以人为尺度的生产和社会乌托邦”。我们仍旧处在深刻的技术变革进程中，甚至比往常来得更为“猛烈”一些。基于“非物质性主导”的新经济时代，过去对设计的功能和形式的强调也自然而然地变成对有形产品和抽象关系的关系转换，这种关系的重组或重构均基于人的尺度。也即是说，原本仅关注制造“物”的内容和元素——包含对材料、技术、工艺、设备、外型、装饰、包装等的诉求会逐渐被统一在系统和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或系统的搭建基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追随问题出处，采用设计的系统型方法构建从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全因素设计模式。如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在研讨会报告“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吗？”中强调的建立“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社会统一。
但设计造“物”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统一在环节之内了。
“Legible London”（可辨识的伦敦），伦敦交通标识系统
这让人联想起伦敦政府从1999年开始调研，2005年推出的计划“Legible London”（可辨识的伦敦）——伦敦政府牵头联合设计师、城规师、企业团体、技术人士等在原有的路网系统之上重构的一套“伦敦交通标识系统”，这并非简单的视觉路牌或导航指南，而是以“缓解交通状况、提倡鼓励步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问题导向，串联数字地图设计、情感视觉设计、社区文化平台设计等方式，经过大量调研，综合中世纪延留的街道系统、密集的地铁系统、以及各种现有资产、土地利用、商业形态等制定的公共设计方案。伦敦城市设计顾问扬·盖尔（Jan Gehl）提出目标“要把伦敦塑造成一座适宜步行的世界级城市”可以说，这个设计方案是“活”的，它呈现的不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大戏”。指示牌上 “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步行圈规划”、“步行300步、700步就能到达目的地”等等的提示，或许是直接让穿梭在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设计人文关怀的来源。
“Legible London”（可辨识的伦敦）系统体现的人文关怀
据悉，系统投入使用后，行人的步行路程减少16%，而选择步行方式的人增加23%，这套系统已经在英国多数城市推行，并且也在欧洲范围内被广泛采用起来。可见，一个合理设计系统是有与民众直接相关的社会价值的，它不是全盘推翻，更不是拆除重建，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合理重构。芬兰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伊霍·索达马教授在谈到芬兰政府关于建筑和设计的新计划时指出：“在知识社会中，艺术越来越被看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高质量的生存环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和实现精神富裕和福利的条件，有特色的设计和建筑增强了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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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到主动：中国设计应当何为？
从制造型、外观型、品牌型到战略型设计的过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路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设计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表征，或多或少地渗透在国家战略与经济产业、教育产业的布局之中，它与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直接相关。但是设计人通常有这种经历，普通大众听闻设计或是艺术相关的东西虽不至避而远之，但多数也以“我不懂”“太高深”的姿态趋避理解和交流，被异化的设计常被冠以“高大上”或是“外来物”的帽子，但其实设计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老祖宗们磨尖石器、制作工具就是原始的设计行为雏形，我们不妨以现代设计的角度来分析它——这种做法以解决使用需求作为导向，应承当时的技术和材料，并在多次尝试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美观化——很难不承认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创新性的设计活动，而它的成果都直接指向生存和生活。
普拉特恩的手斧，35万年前，长度约181mm
导致设计非民众普遍受用的原因并非三言两语就可言明，几位关注民生设计的专家学者也曾在文论或本会上提到了相关看法，例如清华大学《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所言，“…作为设计师，我也很清楚，多数人乐意涉足国家形象层面的设计，不愿去认真耕耘日常生活的角落。这种倾向在我国当前设计界显得尤为突出。”略微刺耳却一针见血，这并非否定许多设计师在民生方面的努力，只是道路且长，“但总体上越是在民生层面的设计，我们越是落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会上以题为《国家战略与设计服务民生》的分享中提到新时代战略的民本理念核心即“以人民为中心”，那从设计角度解题意味着不光是“集中关注城市生活、集中追求工业和商业价值”更需要“使设计实践深入基层，探索有利于民生改善的设计对策，通过设计介入，改善民生状况、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东方设计学”
每个国家的状况和格局不尽相同，并非要照搬照套，只是这种对解决城市问题的模式和系统设计的方法值得我们分析。改变从“被动设计”到“主动设计”的模式落脚点应当起于对中国本土的现状观察，这也是令中国的本土设计师从“被设计”式的表象化制造转向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探究、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开始。 例如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教授、国美设计学院院长吴海燕女士会上都提及的“东方设计学”就是一种探索范式，完全传统中式以及全盘西化的模式对于当下的中国并不适用，开启中国文化生活价值观的自觉觉醒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谓的“东方设计”不是拙劣地“描画钩边”“雕梁画栋”，而是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建构开放文化与核心价值，展示中国生活的魅力，中国的设计魅力和文化自信也植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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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革新：任重道远的设计教育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DO IT.
来源“主动性与平台化——激发思维创新的教育模式刍议”,方晓风
从设计本质延展到中国设计领域的现状，从根本上说，形成设计革新力的源泉还是在于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足之本，设计教育事业与中国设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紧密相连，时代在变，作为面对未来挑战的先行者，设计教育必须根据发展需求不断调整模式甚至超前预设架构，因为设计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乃至世界设计领域的远见和高度，教育的成果直接影响着设计人才的输出质量和未来设计领域的建设广度。
过去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追求细化专业命名方向，以健全整个学科的体制建设，但是基于设计解决问题的本质来说，并不存在硬性的专业壁垒，只是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各有差异罢了。如今，跨专业、跨领域的呼声正以汹涌之势弥漫，当设计“物”变成构建“关系”后，突破以学科为基础的传统模式成为必然趋势：原本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设计的范畴或许就会自动扩充到围绕
“文化模式设计”“生活方式设计”“生存环境设计”“城市可持续设计”等等全因素系统设计的高度。如今国内已经有几所领衔的设计院校更新了这种模式，据悉，“服务设计研究”“社会创新研究”“危机设计研究”等以问题作导向的学科格局逐步开启，跨专业设计人才所呈现的能动力值得期待。
“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第四场 教育·未来板块）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后嘉宾讨论现场
设计教育制度到设计领域构建的核心都是围绕“人”展开的，设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维转变直接影响教育模式的更新。几位受邀参加“教育·未来”主题讨论的专家在最后交流环节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最先应该改变的就是教育者”引起了小范围的呼声——“很多高校设计教师自己都没有形成对设计的正确意识，如何教导学生？”尖锐的论点敲响了警钟：一方面，教师早就不再是占据权威的书本宣读者，从教书向引导者的角色转变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教师更加应该保持积极学习的状态，甚至要比学生学得更勤”，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很多教师对于频繁显现的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还不如现在的90后、00后，与学生共同成长成为这些原本高筑讲台的教师的新使命。
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已然到来，在日新月异的非物质时代中，当下时代中国呈现出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持续变化的，当我们把设计视为一种社会生产力时，不仅局限于设计对于一个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推动，对现代城市环境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对现代人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的塑造。40年风雨后，中国设计也正从服务者的角色中逐渐觉醒意识，面向真实的世界，以助力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城市问题，营造优质的生活方式、形成自身的创新竞争力而助力，踏上自主设计的征程，开启下一个属于真正中国特色化的设计40年。借用第亚尼在书中开篇指出预言：“在关于技术的本质和后果的大辩论后，
设计的作用将会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戏剧化地增加。” 而这场戏剧的变化有多精彩，值得拭目以待。閱讀更多 貴州藝考生服務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