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Issac
校對：朱溥儀
譯者按：對於幾乎已經席捲世界的#MeToo運動，歐洲卻似乎抱有不同的看法。凱瑟琳·德納芙認為反性騷擾運動是「清教徒式的」，貝託魯奇聲援凱文·史派西，與此同時，圈內人都紛紛責怪歐洲大陸的「老派國家」文化：「所有新事物都是可怕的。」
去年十月，意大利女演員兼導演阿西婭·阿爾真託率先曝光哈維·韋恩斯坦，指控這位好萊塢製片人在1997年她才21歲的時候強姦了她，當時她希望歐洲電影圈都能支持她。
阿西婭·阿爾真託
美國明星也相繼發聲，說出自己遭遇性騷擾和性暴力的經歷——羅絲·麥高恩、艾什莉·賈德、米拉·索維諾、格溫妮斯·帕特洛和安吉麗娜·朱莉——人們都將這些人當做英雄，稱讚她們敢於打破系統內的沉默，而這個系統曾默許、助長性侵惡行。
但是意大利卻非如此。
阿西婭·阿爾真託
「我不相信阿西婭」，法國導演凱瑟琳·佈雷亞在《Murmur》的播客採訪中如是說道，佈雷亞曾在2007年的《The Last Mistress》中與阿爾真託有過合作，她還把阿爾真託叫做「叛徒」和「唯利是圖之人」，並聲稱在阿爾真託和韋恩斯坦的關係中，前者「類似於妓女」。
雖然阿爾真託受到了如此冷遇，但其實歐洲電影業總是標榜自己處於清醒狀態。這片大陸上的人首先將電影視為一種藝術活動（而非商業性的），整個產業喜歡聚焦於社會、性別和自由。
人們常常攻擊保守的價值觀或右翼政治。比如說，想要讓一部反移民題材的電影進入歐洲任何一個大型電影節都是不可能的。導演和演員都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猛烈抨擊極端右翼領導人的機會，比如說法國的勒朋或匈牙利總理維特爾·歐伯恩等領導，更別說唐納德·特朗普了。
歐洲電影業的很多人認為，好萊塢可能充斥著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厭女情緒，但我們這些進步的美國人可不贊同這樣的說法。
如今，#MeToo運動以及它對系統性的偏見及濫用職權的指控，都與上面這些別人貼上的標籤不同。習慣了站在道德高地的歐洲，現在被逼著質疑自己的權力結構。
如何推進歐洲的平權運動的討論，要比美國的情況更具爭議，因為美國的Time’s Up和#MeToo運動都導致了文化上的爆發點，需要我們立刻做出改變。
#MeToo運動一開始在歐洲引起了極大的共鳴。法國的#MeToo、#BalanceTonPorc和#SquealOnYourPig這些標籤迅速得到響應。參加等同於美國奧斯卡的法國凱撒獎的明星，也都帶上白絲帶，與性侵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營。
但是這場運動也在當地電影產業激起了人們的抵制。法國偶像凱瑟琳·德納芙和碧姬·芭鐸猛烈抨擊了該運動——巴鐸認為其「虛偽和滑稽」，而德納芙在致《世界報》的公開信上籤了名，並稱#MeToo是一場「清教徒式」的獵巫行動，它「遠遠不能幫助女人強大起來……實際上是在為性自由的敵人服務。」
凱瑟琳·德納芙
隨著後來的討論越發激烈，德納芙撤回了之前的一些評論，而澳大利亞導演邁克爾·哈內克（《愛》）和德國女演員漢娜·許古拉（《馬麗婭·布勞恩的婚姻》）也都支持#MeToo運動，這場運動代表了對性侵零容忍的新紀元。
「我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法斯賓德扇過我耳光，還說我必須得受著」（此處指德國導演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許古拉在二月的柏林電影節時候如是說道。「我知道現在可不能做這種事情了。」
漢娜·許古拉
四月二十九日，意大利導演貝納爾多·貝託魯奇說雷德利·斯科特應該感到「羞恥」，因為在凱文·史派西被十幾個男性指控性侵了他們之後，斯科特迫於去年#MeToo的壓力，找克里斯托弗·普盧默頂替了史派西在《金錢世界》中的位置。
EROIN是一家支持女性導演的機構，其創始人奧黛麗· 克里奈指出美國和歐洲在處理種族、性別和平等議題上存在重要的文化差異。美國有過爭取市民權力和女性解放的運動，因而有著歐洲所缺乏的挑戰現狀的歷史（比方說，在法國，在收集人口普查數據時詢問種族信息都是違法的）。
「在法國，我們不會討論性別」，克里奈發現了這一點。「法國不像美國那樣接受這樣的討論……在美國談論性別和種族沒什麼——實際上，大家還會覺得（這樣的討論）是一件好事兒」，她說道。
「沒有任何一家（法國的）機構支持我的項目，我們嘗試在凱撒獎上也發起#MeToo運動的時候，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響應。歐洲被稱作『老牌國家』，我贊同這樣的說法。所有新事物都是可怕的。」
克里奈還發現了歐洲年輕一輩的女性和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演員之間的代溝，巴鐸和德納芙屬於後者，那個時候，「女性主義」基本上意味著性解放。
碧姬·芭鐸
「在法國年輕一代中，存在著很強力的女性主義運動，可能把老一輩遠遠甩在後面」，英國女演員傑瑪·阿特登說道，她曾出演過多部法國電影，如2014年的《新包法利夫人》。「我在法國接觸的人以及法國電影產業都在認真地追求性別平等。只是代際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還有人認為歐洲電影業的守舊派依舊在反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候父母一代的清教徒式精神，他們忽略了作為一場運動的#MeToo對為女性賦權的意義。
「他們似乎跟不上時代了」，法國導演協會SRF的聯合主席麗貝卡·茲羅託斯基如此談論德納芙的信。「當整個世界終於反對虐待的時候，他們還在捍衛自己在床上被打、被抽的權利。」
同時，歐洲電影業的很多人指出他們缺少一個歐洲的哈維·韋恩斯坦。「（韋恩斯坦）在美國引發了一場地震，但我們沒有過這樣的地震」，託涅·馬歇爾說道，馬歇爾是1999年的長片《維納斯美容院》的導演，也是唯一一個獲得過凱撒最佳導演獎的女性。
《維納斯美容院》
「有些製片人和導演可能是有過不當舉動，但是我們從沒有過那麼有權勢的人。」沒有過像韋恩斯坦那樣影響力足以決定別人職業生涯之成敗的人。
#MeToo缺了這麼個角兒，對歐洲電影業來說，消解美國那樣的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
歐洲可能沒有韋恩斯坦這樣的人，這是因為其電影產業從根本上就與好萊塢不同。在歐洲，電影主要受國家稅收津貼、補助以及其他項目的支持。許多人都把這更為「客觀」的模式當做歐洲不存在好萊塢那般巨大的性別差距的原因。
根據南加大安能博格多元倡議（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從2007年到2017年之間，在美國所有的電影裡，僅有4%到5%是由女性執導的。然而，法國在2006年到2016年之間的這一數據為23%。
歐美之間還有一點差異便是歐洲對作者導演的崇拜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也是為什麼戛納電影節依舊歡迎伍迪·艾倫、羅曼·波蘭斯基和拉斯·馮·提爾這些導演，即使他們因私下的行為而受到譴責，有些甚至被認為是犯罪。
羅曼·波蘭斯基
「作為影迷，我會誓死捍衛電影，即使這意味著要保護這些電影不受創作它們的導演的影響」，茲羅託斯基說道。「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會走應有的法律程序，但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他們作為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
歐洲不同國家對#MeToo也有著明顯不同的反應。瑞典電影學院的校長安娜·瑟爾內說自己發現北歐、特別是斯堪的那維亞和意大利、西班牙、法國這樣的拉丁民族之間存在差異；前者「很長一段時間都一直在討論性別議題」，而後者的「女性已經將刻板印象化的女性特徵內化為了她們身份的一部分」，並且可能會因#MeToo感受到威脅。
瑟爾內在三年內用公共資金實現了瑞典男性導演和女性導演之間1:1的平衡（沒有配額），她發現歐洲之所以抗拒#MeToo的另一個更為現實的原因——錢。
「因為我們有公共基金，所以我們控制了整個電影產業——發生改變的威脅是真真切切的。人們知道這一點，也感到害怕」，她說道。「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要反對#MeToo：他們知道這可能會改變一切。在美國，人們侃侃而談，卻沒有實際行動。每個人都可以躲在#MeToo後面，絲毫不用擔心這會改變整個生意場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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