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诸暨县王冕善于画荷花，远近闻名。当时朝廷重臣危素恰好也返乡谪居，危素艺术修养颇高，诸暨县令就差人请王冕画了24幅荷花，赠送给危素做礼物，危素对王冕的画果然大为赞赏，于是通过县令请王冕到家里来相见。县令派人到王冕家里去请，王冕却回复县令：自己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个帖子也不敢领。差人立刻变了脸色，说：“这是何道理？难道一县之主就叫不动一个百姓吗？王冕解释道：“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是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子来请，那就不是逼迫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去，老爷是可以原谅的。”他这么说？就让差人大为不解，说：“你这说的什么话？拿票子传着你到要去，拿帖子请你到不去，你这是不识抬举。”其实，我们从王冕的应对来看。他对事情的本质认识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如果县令发票子来传唤他，说明县令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作为治下百姓，王冕有义务遵守法律。而如果拿请帖来请，说明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自己有拒绝的权力的。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王冕这样做完全是不给县令和危素面子。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这个面子，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所谓的面子，其实就是地位的表现。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阶级之间是频繁流动的。大家都必须努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你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你有多大面子。不给别人面子，无疑是打压别人的地位。如果一名朝廷重臣被皇帝公开羞辱，即使爵位没有被褫夺，其地位也立刻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朝廷的法律其实代表的是皇权，与官员的个人地位联系并不密切，很多情况下，官员可以原谅甚至同情违反法律的小民。儒林外史中，曾经的重臣危素回乡谪居，如果连一名小民都公开不给他面子，对他的伤害可想而知。因此，聪明如王冕，当然知道后果的严重，于是他立刻将母亲托付给邻居，然后远走济南府避难。
王冕对差人的回复，与当时绝大部分的人的观念并不相符，但是很可能符合欧洲封建社会的认知。欧洲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贵族世袭的社会，贵族的地位是非常稳定的。正常情况下，并不用担心失去自己的爵位和领地。封建贵族对自己的领地有完全的统治权，其立言即为法律。如果老百姓挑战法律的尊严，而贵族不予制止的话，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贵族往往可以原谅老百姓的失礼行为，但是不能原谅他们的违法行为。这就是东西方思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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