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無實意者鮮有成效，務虛名者多後患。
曾國藩打造的湘軍中，第一個精神即是萬人同心。這是鑑於國家正規軍的腐敗至極而“改弦更張”的。
本來，清朝的武裝力量即國家的“經制額兵”，主要由八旗兵和綠營兵兩種構成。在編制和待遇等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八旗兵在許多方面優越於綠營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爭之實。因此，在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最後主要是通過綠營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後，八旗對綠營的依賴日益嚴重。至乾隆時，連皇帝也說，“打起仗來，八旗不過隨眾行走，還不如綠營奮勇，深為可恨”。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漸被綠營取代。
但由於綠營兵平時擔負繁重的地方雜役，戰時又為八旗打先鋒，當後勤，而各種待遇又遠不如八旗，處處受壓制，加之裝備落後，兵將不親，因此自嘉慶初期五省白蓮教起義以來，綠營也開始走向衰落。
除正規軍外，清朝還有鄉兵。這種兵始自雍、乾，但當時“旋募旋散，初非經制之師”，就是說，它只是權宜之計，是對正規軍的一種補充與應急。但由於鄉兵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立有戰功，更主要的是由於八旗、綠營的衰落，鄉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來，清朝的軍事體制吸取了歷朝歷代的教訓，主旨在於防止武官造反。為此，國家每有戰事發生，臨時派遣親王、郡王為大將軍，這就是統帥；兵則一般東省五百、西省八百，臨時湊成幾軍。有大戰事，則派京師勁銳八旗，也是從各旗抽調。這樣，兵與兵不相知，將與將不相識，兵、將之間更難有“私屬”關係發生。這種立意防範的體制到了嘉慶年間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因此，當白蓮教五省起事後，清廷在利用國家傳統的正規軍打仗的同時，也讓地方官員舉辦團練，以自保鄉里。這後一種不起大作用的新辦法到了咸豐初年卻派上了大用處，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軍政腐敗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財政十分枯竭，正規軍一年的兵餉二個月都開不出。而且，國庫空虛，再拿不出打仗的錢來驅使綠營兵。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突破了“變通”的政策界限，讓地方大員自籌兵餉，自辦團練，也就是朝廷給了個最大的戰時政策：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這一體制的轉變造就了曾國藩一生事業的轉機。否則，天下無論如何大亂，也輪不到他這個漢人進士去指揮千軍萬馬。
曾國藩是一個善於抓住機會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豐帝的“練”字招牌，開始了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人生歷程。
團練是保甲法的遺意，用於防守地方小股盜寇還勉強稱職，如果用來防禦強敵就變得無能為力。多少年後，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在總結曾大帥成功時還頗有感觸地說：“有得力之勁軍以剿強寇，而以團練輔之，為堅壁清野計則可，專恃團練以剿強寇則不可”。他還指出：無論從決策層還是言官們，都認為團練可以成功，因為沒有籌餉之難，沒有募兵之勞，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說非不美也”。但作為思想家的薛福成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事沒有實際意義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務虛名的多留後患。”他舉出三個例證：一個是羅繞典，當時在籍“丁憂”，聞詔後即赴長沙與本省巡撫會辦軍務；另一個是前刑部尚書陳孚思，在南昌與江西巡撫辦軍務。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團練大臣。由於二人與巡撫同在城中，又時間非常短，因此雖然沒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於互相傾軋。後來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呂賢基，以工部侍郎在籍辦團練，但當皖北危急時，無兵無餉，赤手空拳，最後殉難舒城。
與這些人相比，曾國藩走出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即打“練”字招牌，將勇改練成軍。所以薛福成說：“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薛福成選集》，《敘團練大臣》)
曾國藩屬於幫辦團練，咸豐帝在接連發下的辦團練諭旨中，一再申明辦兵原則，即不能取代正規軍：“著各該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並出示剴切曉諭，或築寨浚濠，聯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徵調。”這是鎮壓白蓮教起義故伎的重演，妄圖以此遏制太平軍擴大兵力，“驅民為寇”，由於團練不脫離生產，不拿政府軍餉，不離本土本鄉；同時，團練還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轄，因此團練大臣則只是幫同辦理。
但曾國藩對這樣辦團練不感興趣。他要另立新軍。
曾國藩認為，對付集中而強大的太平軍，必須有一支強悍敢戰的軍隊。有了它，太平軍返回湖南，可以據城抵抗，守衛桑梓；太平軍不來湖南，則可以出省作戰，主動進攻。而這支軍隊的來源，就是自己募勇訓練。
曾國藩帶領湘鄉練勇趕到長沙後，就向湖南巡撫張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張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遂一拍即合。因此，曾國藩到達省城的第二天就發出了他早已擬好的奏摺。
曾國藩通達政務，對清廷政治的運作過程十分清楚。因此，對於回鄉之後的第一份奏摺，他寫得很委婉，第一層講了自己遵照皇帝諭旨，前往長沙辦團練，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憂”。第二層講團練雖然好，但今昔不同，因為嘉慶年間是官給發餉，現在需要鄉紳自己出錢，弄不好會走向反面。第三層講長沙現今空虛，必須練兵才能緩急可恃。最後則拋出自己的練兵計劃，他說：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靶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訓練，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剿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臣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
清廷急於平定太平天國，因而只要對此有利，就都開了綠燈。因此咸豐帝令其“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曾國藩的練兵計劃獲准通過。
曾國藩的政治眼光確實比清政府及同時代的大僚們高出許多。他看到了問題所在，尤其是利弊相權取其輕。他的計劃通過後，給朱孫詒的信中說，“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為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不宜練，城廂宜練不宜團。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訛索逼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在給張亮基的信中更直接了當地說：“惟團練終成虛語，毫無實裨，萬一土匪竊發，鄉里小民仍如魚聽鳴榔，鳥驚虛弦……難可遽鎮也。”他還在批給手下人的批牘中，將本來並無二致的“團練”一詞，“謬加區別”，一分為二。他說： “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制械造旗，為費頗多，故鄉民不肯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間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團，庶幾有益而易行。
曾國藩是文章高手，更是通達時變的人。他改造“團練”，使他與當時的四五十位團練大臣分道揚鑣。而且，由於“改圖之速”，所以“立竿見影”。當然，艱辛的過程又非三言二語可以道破。
北宋劉書在《劉子·兵術》中說：“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許洞也說：“和於國，然而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曾國藩不僅是從理論上，而且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認識到一個群體團結的重要性。
他在給林源思的信中說道：
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和，將與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敗走，彼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顧止。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
曾國藩深惡痛絕的還是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
關於這一點，早在衡陽練軍的時候他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他說：今欲掃除更張，非萬眾一心不可。
因此，他認為綠營軍的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制定了“別開生面，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新”的方針，立誓要創建一支嶄新的軍隊。為了他新建團體的“純”，曾國藩招募湘勇、組建湘軍時，決定一個綠營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魚腥一鍋湯”，怕勇丁染上官兵習氣。這是一支“士卒精強”，“制械精緻”的武裝，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圖事”的勁旅，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隊伍。
為此，他為自己所要編練的湘軍確定了最基本的建軍標準。用他的話說，這支軍隊必須要能夠做到：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太平軍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當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只有這樣，才可以血戰數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建軍標準。為了達到這個標準，他從招募勇丁、挑選軍官以及軍官對勇丁的控制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同時，還創制了《要齊心》的歌謠：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
一人不破二人幫，一家不及十家強。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
若是人人來幫助，扶起籬笆便是牆。
……
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
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
大家吃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
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手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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