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丨張燕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今天，我就2018年全國兩會精神以及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問題與大家進行一個交流。

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背景

（一）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和潮流。它對於身處其中的我國來講，既是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風險期、矛盾凸顯期。

在歷史上，興盛期和開放期往往是重合的。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凡是全球開放期都是興盛期，凡是興盛期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誰搭上開放期的快車、抓住興盛期的機遇，誰就能快速崛起。比如，1870—1913年的第一次開放期，誰把握住了這次機會？美國和德國。英國由盛轉衰，而美國、德國則由弱向強。二戰結束—1973年的第二次開放期，誰把握住了這次機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1990年以來的第三次開放期，誰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中國和印度。由此可見，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把握住開放的國際環境。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以及多個重要會議和文件也對國內外形勢作出判斷，即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總的來說，我國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既是開放期、興盛期，也是戰略機遇期。

但是，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 在世界歷史上，開放期不僅僅是興盛期，也往往是風險期，就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高頻率發生的時期。那麼，開放為什麼會帶來這些危機？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治理的缺失。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全球經濟缺少增長動力。美國不僅市場經濟最成熟，宏觀監控能力最強，而且它的創新能力、法治能力、人才能力也都是最強的。但是在1990年以來的開放期，美國高技術製造業比率卻在持續下降。也就是說，美國在這一時期不搞高技術製造，而是搞金融、房地產、建築。從2000年以來美國專利商標局發佈的數據看，美國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率大幅下降。美國最好的加州理工博士、麻省理工博士不願意去高新技術製造業，不願意去搞創新，而更願意去華爾街、去倫敦城，因為華爾街帶來的收益遠高於高科技、遠高於搞技術創新。由此，在1990年以來的20年間，美國經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空心化、泡沫化、虛擬化。這就是我們說的，在開放期缺少全球化治理，經濟就會走向泡沫化、虛擬化、空心化，最終導致實體經濟創新乏力。

第二，全球治理供給不足。這方面存在三大難題：一是如何消除全球治理存在的赤字，有效提高全球治理水平的難題；二是推動全球治理民主化，改變千秋治理長期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不能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訴求與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難題；三是如何解決全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發展缺位”、有效推進落後國家發展的難題。美國綜合實力最強，卻不願意承擔大國對全球的責任，尤其是特朗普上臺以後，大搞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歐盟則深陷英國“脫歐”、民粹政治、保護主義泥潭。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治理就涉及誰來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問題。

第三，當今世界發展失衡。在缺少良治的世界，最容易被忽視的就是弱勢人群、弱勢地區、弱勢國家。因此，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中國給世界貢獻了三個重要議題。一是發展的主題，將那些被邊緣化的人群、地區、國家的發展放到全球治理的舞臺上來討論、來關注、來解決。二是把聯合國2030年議程——全球脫貧的執行和實施，擺在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上。三是把撒哈拉以南沙漠世界最貧困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問題擺在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上。

總之，當今世界全球化一方面是開放期、興盛期、機遇期，另外一方面也是風險期、矛盾凸顯期。

歷史上，人類社會曾經歷過三種類型的全球化。第一種是基於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發現、古代絲綢之路等，推動了人類社會跨境交往活動的普遍開展。這一類型的全球化充滿了曲折、反覆和衝突。第二種是工業化、現代化以來的全球化，也就是基於西方規則的全球化。第三種是基於開放包容的全球化，這種新型全球化正在逐步替代傳統標準意義上的全球化，建立基於規則多極、開放包容、創新驅動、綠色低碳的全球治理新體系。

第二種類型的全球化一共有三次，也就是剛才講到的三個開放期。總的來看，每一個開放期都很難持續較長時間。在第一個開放期（1870—1913年），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經濟大蕭條；在第二個開放期（二戰結束—1973年），發生了兩次石油危機和全球經濟滯漲；在第三個開放期（1990年以來），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這裡，我們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些推動開放期的國家，最後都成了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力。比如，英國。這次英國脫歐，有52%的人投票，認為開放損害英國的利益。1870—1913年，英國推動全球開放，但是這一時期的後期，英國卻從推動自由貿易轉向保護貿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生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出現了內燃機、電動機、電燈、電話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英國曾憑藉第一次工業革命技術和產業，打遍天下無敵手，但它完全無視新工業革命的到來，僅想憑藉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和實力醉心於構建“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忙著搞海外擴張，因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面前很難與美國和德國競爭。現在，美國特朗普總統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買美國貨”、“用美國人”、“美國優先”。如果全世界都學習美國，買本國貨，用本國人，這個全球開放期就終結了，全球就很可能出現衝突加劇和風險失控的局面。

綜上，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這種形勢下可以看到，我國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

（二）國內的發展階段

從國內發展看，中國正在步入一個歷史的新方位，進入一個新時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未來將經歷一個現代化的新徵程。

1.站起來 富起來 強起來

據經濟史學家麥蒂森研究統計，1820年我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在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1820年以後，我國人均GDP呈負增長。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均GDP僅相當於1890年的水平。那麼，我國是怎樣從世界最強大國家衰落下來的？在鴉片戰爭以前的300年，當西方國家進入前現代化時期，我國實行的是閉關鎖國、重本抑末，這使我們錯過了近400年來世界工業化和現代化這班車。但現在，我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三個主題詞：

第一，站起來。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不依靠外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再偏遠的農村也有赤腳醫生、農村小學、農村供銷合作社，建立了一個滿足基本需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生產力得到解放，發射了衛星、爆炸了原子彈，但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解決好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問題，社會生產力發展動力問題，如何縮小中國和世界差距的問題。

第二，富起來。中國人民富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同志講過，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改革開放就是要建立新的體制，採取的戰略是不平衡發展戰略。為了能夠打破傳統束縛，先讓少數人富起來，再實現共富；先讓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起來，再顧及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大局；先擴大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再對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開放。這個戰略是很成功的。我國市場經濟的“第一桶金”是海外華人、臺港澳企業用“三來一補”方式帶來的。也就是說，設備、材料、技術、管理、訂單都是從國外帶來的，我們只得到一些工繳費。由此，我們開始從為計劃生產轉向為市場生產。這40年的經濟模式叫“外向型經濟模式”：兩個輪子驅動，一個是大力推動出口，一個是招商引資。同時，我們採用漸進式改革或增量式改革。199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來北京演講時說，俄羅斯的改革使用西方激進的大爆炸式的西醫方式，30年沒戲，中國用中醫的方法、漸進的方法、增量的方法、從實際出發，大有希望。

第三，強起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兩步走”的現代化新徵程，有三個重要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決勝三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打三個攻堅戰：一個是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第二個是精準脫貧，一個都不能少，全面邁進小康；第三個是汙染防治。到2020年，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中國基本上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臨界值。第二個時間點是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第三個時間點是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裡有三個指標：一是中國將建成現代化強國，進入製造強國前列，將成為科技強國、貿易強國和全球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會對全球規則制定、全球宏觀政策協調，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負責任。二是中國將成為開放型經濟大國，將是價格的決定者而不再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將是規則的制定者而不再是規則的被動追隨者，將是責任的擔當者而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三是中國將成為全球包容性發展大國，堅持包容、普惠的發展理念，造福人類。西方推動的開放總會在30、40年就陷入困境。美國推動全球化，總是希望全球美國化。中華文明的精華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國家，堅持“和而不同”，希望世界是多樣性的世界，文化是多樣性的文化，制度是多樣性的制度。

2.國家確立新的經濟政策框架

新的征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新階段、一個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國家確立了新的經濟政策框架：

第一，適應、把握、引領經濟新常態是經濟發展大邏輯。經濟新常態是一個新的開始，它有三個重要支撐：一是發展模式將從過去40年強調速度和規模，轉向未來更加強調質量和效益。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二者有何區別？高速增長就一個字：快！只有一個最重要的指標，GDP增長。過去40年強調快，強調GDP增長，是因為1978年以來，我們一直強調中華民族再不發展起來將被開除球籍，10多億人如果解決不好自己的吃飽穿暖問題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包袱。現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目標實現了，下一個階段就要轉向追求發展的高質量，強調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就是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二是產業結構從低端邁進中高端。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推動經濟新常態，主要矛盾在供給側，技術要進步，結構要升級，體制要改革。

第三，穩中求進是治國理政的總基調。近年來，我們一直強調要實事求是，不搞民粹主義，不能為了滿足老百姓的當下要求，拼命辦一些超越國力許可的事。同時，我們還強調要遵循規律。要注意遵循經濟規律，實現高質量發展；遵循社會規律，實現包容性發展；遵循自然規律，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注意防範和化解實體經濟風險、金融風險、房地產風險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也就是要防範重大風險。在國際上，還要防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大國衝突的風險。另外，我們要有戰略定力，穩定信心，穩定積極的預期，穩定對中國經濟、中國社會、中國未來的預期和信心。

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個主題詞：一個是高質量發展；另一個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一）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要符合新發展觀和新發展理念。具體來講，創新要成為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要成為發展的內生需要，綠色要成為發展的普遍形態，開放要成為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要成為發展的根本目的。

（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1.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

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需要，把握國內經濟發展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關鍵點和重點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第五章指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和內在聯繫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囊括多方面內容，包括要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以上幾個體系體制是統一整體，要一體建設、一體推進。

下面重點來講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在這一產業體系中，農業要能滿足老百姓多樣化、個性化、高品質的要求，工業要成為現代的、先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服務業要成為知識密集、人才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要建設這樣的產業體系，人才是第一要義。要引進人才，就要打造綠色、宜居、智慧城市。而這就涉及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問題。

第三，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這就是要減少城鄉差距。據統計，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倍數已經從2009年的3.33倍縮小到2016年的2.72倍。我國在滿足民生方面有一個硬性指標，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不低於GDP增速。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從這一點來看，老百姓的生活確確實實有了很大改善。特別是農民居民，國家大力開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貴州、甘肅等貧困地區老百姓擺脫貧困；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農村、農民真正實現現代化。

另外，還要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實現區域良性互動、城鄉融合發展、陸海統籌整體優化，培育和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加強區域優勢互補，塑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2.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呈現三個明顯變化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借鑑發達國家的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經濟過去40年是量的積累，現在開始進入質的飛躍階段，呈現出三個明顯的變化。

第一，創新驅動現在正在成為地方發展的主動力。這方面有很多例子、很多數據，不一一列舉。

第二，結構轉換現在已經成為很多地方經濟的最亮麗變化。比如，廣東，它的GDP增速不如江蘇、山東，工業增加值的增速不如山東、江蘇，但是它的經濟結構性指標，如用電量、貨運量、信貸餘額增長率、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進出口增長率，好於江蘇和山東。原因在於：廣東沒有浪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機遇。當時，廣東的企業非常困難，大量的企業倒閉，農民工返鄉。但是，它喊出了“騰籠換鳥”口號，抓緊淘汰落後產能、傳統產能，轉向新的產能和新的業態。就這樣，從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間，廣東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現在人們在東北、山西、內蒙古看到的困難，在廣東看不到，雖然廣東還有自己的困難，但是它的結構轉換非常明顯。那麼，山東如何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如何把靠汗水驅動轉變為靠智慧驅動？江蘇的經濟發展如何適應新常態？這些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第三，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各個企業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比重開始出現變化，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的發展期。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幅度地為那些全球化最強大的企業減稅，吸引這些大企業迴歸美國，目的就是要大力發展高科技，這將會推動美國出現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技術的浪潮，將會出現一些顛覆性的技術。那麼，中國應該怎麼應對？一方面要加大自主創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另一方面，當世界上一些顛覆性技術突破後，要積極尋求合作。中國有產業、有製造能力、有市場、有消費能力、有大量的資金，有底氣與人合作。對全球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的顛覆性創新最敏感的一定是對知識最敏感的研究機構、諮詢公司和投資公司，他們會在第一時間搶抓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突破的亮點，與人合作，中國一定要抓住機會，果斷出手。過去，中國一直講比較優勢、後發優勢，現在開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形成先發優勢，在很多新領域與他國在同一起跑線上賽跑。但是，我們最缺的就是人才，那些能夠一心一意把一件事做好的知識經濟時代的人才。從這個角度看，當今中國經濟確實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進入一個新徵程。

3.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要鼓勵外商投資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還有一個鼓勵外商投資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外來中國的資本可以分為三撥：第一撥是2005年之前來的成本驅動型外資，它們使用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低標準的環境，2005年以後這撥外資大幅度下降，因為勞動力、土地等成本的上升。第二撥是市場驅動型外資，它們到中國來的目的就是佔領市場，在中國投資、中國生產、中國銷售。從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間，按照匯率計算，中國新增加GDP 6萬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10年間中國增加了8萬億美元，美國只增加了4萬億。因此，這些年來，中國老百姓進入到富起來的階段，人們買車、買房、買手機。老百姓消費升級推動了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房地產繁榮、重化工業繁榮、重大裝備製造業繁榮。可見，外資來到中國就是看中了中國快速增長的市場。第三撥是2012年以來外資來到中國看中的是中國的新商機——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商機，外資投向技術服務、研發服務、信息服務、專業服務的增長率達到90%以上。過去外資70%投在製造業領域，現在外資70%投在服務業領域，由此也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衝突和矛盾：當外商投資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高端服務業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中國的現代服務市場化程度及現代治理能力遠遠達不到要求，企業的混合所有制結構遠遠達不到要求。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製造業已經是國有企業佔27.8%，民營企業佔61.2%，外商投資企業佔11%，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結構。但是，我們的現代服務業，如金融，國有比重高達91%，競爭不充分。下一步，我國經濟改革的重點在服務業領域，要“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培養狼性”。

2017年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研究改善投資和市場環境、擴大對外開放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其關鍵點：第一，改善投資環境。第二，改善市場環境。第三，改善營商環境。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日本、臺灣、香港的營商環境分別排第32位、第15位、第5位，北京在全球排78位，與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很不匹配。改善外商投資環境、市場環境、營商環境，核心是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北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表現在什麼地方？今後的北京能不能不堵車？國外研究來研究去，發現多修路是不可能解決堵車的，能夠解決堵車的唯一辦法是管理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很好地學習香港。香港的經濟自由度24年世界第一，機場的貨運管理全球第一，地鐵不但沒有要求政府掏一分錢，還給政府上交2000億。其中的原因就是它的TOD商業模式很成功。一條地鐵修成，周圍的房子會增值、土地會增值、物業會增值，地鐵投資方可以從中分得一部分利潤，從而避免了賠錢，甚至於還有贏利。現在，中國大陸也開始學習這種商業模式，推行的“一帶一路”也開始學習這種商業模式。

（一）中國創新的三大板塊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核心在創新。現在的中國創新有三個板塊，可以用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經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即研發強度來衡量。

第一個板塊：東部沿海

珠三角地區，2016年，廣東的研發強度是2.56%，一年投入創新2035億元人民幣；深圳的研發強度是4.1%，一年投入創新800億；粵港澳大灣區一年投入創新2190億，均超過富國俱樂部OECD的平均水平2.4%。長三角地區，上海的研發強度達3.82%，浙江的研發強度達2.43%，江蘇的研發強度達2.66%，都高於OECD水平；京津冀地區，北京的研發強度是5.96%，天津的研發強度是3.0%，也都高於OECD的平均水平，只有河北省差一些。也就是說，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這三個地區的研發強度都超過了世界富國俱樂部的平均水平，持續10年到20年，這些地方一定會像富國俱樂部一樣，其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源密集產業都是世界級水平。

2016年，四川的研發強度是1.72%，一年投入創新561億元人民幣，湖北的研發強度是1.86%，一年投入創新600億。湖北是中部地區的千湖之省，一年投600億，而廣東一年投2000億，江蘇一年投2000億，也就是江蘇和廣東投資創新1年，湖北要投3年到4年，這意味著湖北還處於投資驅動階段，尚未進入創新驅動階段。

第三個板塊：西部地區

數據表明，西部11個省、市、自治區1年創新的投資不到廣東或江蘇一年投資創新的一半，研發強度不到1%，尚未進入投資驅動階段，仍然處於資源驅動階段。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全國兩會精神，我國下一步發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綜上，東、中、西部地區處於三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怎麼縮小不平衡、解決不協調的矛盾，正是未來現代化的新徵程要解決的問題。

（二）西部地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點

加快建設西部地區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重點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能力建設。西部地區落後，首先是人力資源落後，人力資源落後的關鍵是觀念落後，因此首先要解決觀念問題。四川曾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稱，交通不利、區位不利，傳統上有盆地意識，很長時間內四川人喜歡打麻將、吃火鍋、“擺龍門陣”，生活優哉，以至於有“少不入川”之說。現在，四川雙流機場一年旅客吞吐量4600萬人次。湖北省是“千湖之省”，九省通渠，武漢的天河機場一年2000萬人次，不到雙流機場的一半。成都的城市化指標全面好於武漢。四川的觀念為什麼比九省通渠的湖北要先進？它的觀念怎麼變的？過去30多年，四川開放天空，促進跨省、跨國人員往來，他們的夢想是每一個小時要有一個航班來連接四川和周邊的中心城市。再者，開放電商。四川開放電子商務比誰都早，幹得比誰都努力。此外，它還有“廈蓉新歐”（廈門—成都—新疆—歐洲）、“渝新歐”（重慶—新疆—歐洲）國際物流大通道的便利。現在大家都認為四川是經濟發展和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的地方。

第二，體制問題。

第三，跨境網絡。比如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這是一個宏大的開放平臺和窗口，是國家使命，對西部地區來說，世界有多大，機遇就有多大，要緊緊抓住和把握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根本改變西部地區跨境網絡落後的問題。

總之，無論是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是領會2018年全國兩會精神，我們都要牢牢把握新時代、新起點、新徵程的歷史性機遇。與過去40年相比，中國經濟在三個方面會發生深刻變化：一是“代工”的黃金時代結束，未來的發展要自尊、自信、自立。知識產權應該是自己的，品牌應該是自己的，全球的營銷渠道和綜合運作能力應該是自己的，我們的經濟將從過去40年小經濟體模式轉變成大國模式、強國模式。二是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即將結束，要致力於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國要走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三是山寨、模仿、抄襲的黃金時代結束，中國要走向科技創新、體制創新、文化創新，建設創新強國。在新時代、新徵程、新起點，我們要堅持三個牢牢把握：一要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的立身之本；二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支點，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方面發展未來的新動能、新結構；三要牢牢把握“一帶一路”蘊含的巨大商機，中國下一步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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