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迅速提升。國民生產總值連續增長，居民收入也水漲船高。但是生產力的發展、經濟水平的提高並沒讓人們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相反，加班逐漸成為一種工作“新常態”，成為職場中一種新的“文化”。
2016年9月，58同城推行了所謂的“996工作制”，即每天從上午9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6天。這種強制加班的行為經58員工曝光之後迅速遭到網民的口誅筆伐。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歌曲——《感覺身體被掏空》爆紅網絡，唱出了許多人不想加班、討厭加班而又不得不加班的無奈與辛酸。這些無奈與辛酸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無病呻吟，而是千千萬萬勞動者最切身的經歷與體會。《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報告2015》顯示，從2012年到2014年間，僱員的加班時長和有償加班時間都有較大上升，分別同比增長17.26%和25.53%，然而加班工資增長的幅度不足10%。
國家的法律與法規對加班有嚴格的限制。早在1995年頒佈的《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中就有明確規定：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40小時（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某一時段因生產經營需要職工加班，應當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才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不能擅自要求職工加班。加班時間同時受限，一般每日不得超過1小時；因特殊原因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累計不得超過36小時”。第九十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並可以處以罰款”。
為什麼在個體勞動者普遍反對、國家法律法規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加班現象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在個別行業還成為一種行業潛規則，在個別公司成為一種加班文化？已有的研究從勞動經濟學、組織社會學、心理學等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從勞動力供給、國家福利制度、組織特徵、工作特徵以及勞動者個人特質等多個角度討論了加班的成因。這些研究列出了各種可能導致人們加班的因素：從宏觀到微觀，從國家、市場到個人人格特質。但是這樣分析範式有羅列之嫌，不利於深入發掘各種相關關係背後真正的因果機制。不僅如此，脫離工人真正的勞動過程談工人加班的原因淡化了勞動過程中的控制關係，隱去了資本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與角色，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因而本文嘗試直接從勞動過程本身出發，在勞動過程理論的視野下探討不同職業類別工人加班的成因與機制。
▍勞動過程視野下的加班行為
馬克思奠定了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的基礎，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獲取和掩蓋剩餘價值的過程，是資本家施行控制與工人抗爭的過程。商品之所以能交換，是因為商品背後凝結的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但是勞動者出賣給資本家的既不是他們個人，也不是勞動，而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不僅僅需要僱傭勞動者，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購買的勞動力轉化為勞動。
佈雷弗曼認為，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野蠻的剝削方式不再有效，資本通過深化勞動分工，特別是通過科學管理的手段來造成概念和執行的分離。技術工程師掌握了對勞動過程進行分割與設計的權利，工人只能被迫地執行工程師的決策，資本通過這種方式徹底剝奪了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管理者首先收集關於生產的知識，根據這些知識對每一勞動步驟制定準則，然後用這種準則來規範工人的勞動。這樣，腦力勞動便從生產車間中抽離出來，集中到管理部門。工人再也不需要任何技能或知識，而只需要如同機器一樣按著特定的吩咐機械地工作。
所以，儘管社會的“平均技能”提高了，但是工人卻喪失了技藝和傳統的能力，他們的技能在絕對和相對的意義上都下降了。“科學越是被納入到勞動過程之中，工人就越不瞭解這種過程，作為智力產物的機器越是複雜，工人就越不能理解和控制這種機器”。勞動過程的碎片化和去技能化迫使工人交出了勞動過程的控制權，資本掌握了工人勞動過程的主動權。在資本和勞動者的博弈中，資本逐漸處於上風。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這種主動權很容易轉化為資本對勞動者剩餘的進一步佔有。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當資本需要工人加班時，遭受抵抗的可能性也比較低。
假設1：在資本需要工人加班的情況下，工人的去技能化程度越高，加班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佈雷弗曼卻並沒有討論工人對這種控制(包括被去除技能)的主觀理解、主觀感受以及相應的抗爭行為。也就是說，佈雷弗曼的分析是單向度的，只見資本而不見工人，或者說工人都是十分抽象的。佈雷弗曼的分析完全是從客觀角度出發，這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有意為之。他一再強調在機器主義面前，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已經被摧毀，或者無力反抗，因此個人也就喪失了他們的個性。
在布洛維看來，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在進入壟斷階段時發生了一次重要轉型，勞資關係不再是赤裸裸的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而是有所掩飾的，工人的同意和資本的強迫同樣重要。他特別考察了資本主義工廠的“趕工”遊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機制如何塑造了工人對“剝削”的同意，從而使資本在取得剩餘價值的同時成功掩蓋了剩餘價值。尤其是隨著第三產業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傳統的製造業進入服務行業，對勞動控制的研究也開始深入到服務行業工人的勞動過程。相較以往，資本的控制重點、控制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低端的服務行業中，泰勒科學管理思想獲得了延伸，流程化與標準化是資本控制勞動過程的主要方式。但是沃赫斯特等人對高檔餐廳、酒店等高端服務行業相對複雜的勞動過程的研究發現，在這些服務行業中出現了“審美勞動”，工人的自我展示——原本只是工人的一個邊緣特質——開始服從於公司的要求。他發現管理者更關注工人的自我展示、說話的方式、外部形象，而不是他們的技術和經驗。
結果，工人成為一個符號工具，個人的風格和形象內化了公司的品牌和價值。通過這種微觀治理技術，以自我實現、自我投資為基礎的人力資本理論推動了中高端服務行業中勞動者的自我管理，人力資本理論成為資本控制的一個有力載體，個人價值理論推動了個體行動者的自我投資行為，包括髮現自我、投資自我和實現自我。自我管理文化合理化、規範化、去政治化了企業的管理行為。與此同時，現代生活也被形塑為一場富有挑戰性的冒險行動，成功的“企業家”、“冒險家”能夠內在化資本的操縱，不斷更新和提升其技能，以利於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生存。以前被視為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是企業的發展，另外一方面是個人的成長——越來越“看似一致”。
假設2：在複雜勞動過程中，工人在工作中獲得的自我實現感越強，加班的可能性越大。
▍數據分析與研究發現
（一）數據
本研究的分析數據來自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2年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該項目樣本覆蓋全國除港澳臺、西藏和海南之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調查對象為樣本家庭中年齡為15-64歲的全部勞動力。由於本文討論的是人們的加班現象，因此將研究的樣本限定為在勞動力年齡（15-64歲）、從事非農工作且通過正式途徑就業的僱員。另外，由於本文討論的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係，因此剔除了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公共部門的樣本。在排除各相關變量的缺失值後，納入到本次分析中的樣本有2875人。
（二）描述分析
1.職業類型與加班類型
如表2所示，通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加班類型的對比，有以下幾點發現：
（1）就主觀認定的加班而言，複雜勞動者加班的比例更高。簡單勞動者中主觀認定的加班比例為35.51%，比複雜勞動者主觀認定的加班比例低10.77%，具有顯著性差異。
（2）就客觀認定的加班而言，情況出現了非常大的反轉。複雜勞動者中客觀認定的加班比例為44.21%，與主觀認定的加班比例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在簡單勞動者中，若按照客觀的加班標準進行認定，加班的比例就從35.51%上升到了71.72%。表明對簡單勞動者中而言，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客觀認定的加班勞動在他們看來並不屬於加班行為。
（3）複雜勞動者的無酬加班比例高於簡單勞動者的無酬加班。複雜勞動中有18.48%的勞動者為無酬加班，比簡單勞動者無酬加班的比例高5.27%。
表3對主觀認定加班與客觀認定加班進行了交互分析，發現主觀認定加班與客觀認定的加班重合度較高，尤其是在發生加班的情況下。即主觀認定發生了加班的受訪者中有70.69%的人實際也發生了加班。但是主觀認定加班與客觀認定加班也不完全一致，主觀認定沒有加班的受訪者中，有58.83%的受訪者客觀上發生了加班，同時主觀認定加班的受訪者中有29.31%的受訪者客觀上沒有發生加班。
通過表3的分析可以發現一點：主觀認定的加班與客觀認定的加班並不完全吻合，按照客觀認定的加班標準，有一部分勞動者實際發生了加班，但是他們卻不認為發生了加班；還有一部分勞動者實際沒有發生加班，但是他們主觀上認定自己加了班。因此需要進一步理清主觀認定加班與客觀認定加班之間的關係。
通過表4可以發現，在客觀認定發生了加班行為而勞動者主觀上認定自己沒有加班的個案中，職業類型為簡單勞動者的比例將近2/3，為62.46%。客觀上認定沒有發生加班行為而勞動者主觀上認定自己加班的個案中，職業類型為複雜勞動者的比較超過2/3，為68.7%。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差別，有可能是兩類勞動者身處不同的勞動體制導致。簡單勞動者更多的是採取計件制，因此在8小時工作之外，許多工人會自動延長工作時間，以賺取更多的收入。因為是自主選擇行為，很多人可能就不會將這樣延長工作時間的行為視為“加班”，更不會是“無酬加班”。
2.職業類型與工作取向
如表5所示，在自我實現取向因子上，複雜勞動者的得分為61.70，高於簡單勞動的59.47，其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但是在生存取向因子上，簡單勞動者與複雜勞動者的得分分別為72.50和72.36，沒有顯著差異。
表6展示了加班人群在生存取向因子和自我實現取向因子上的得分。在自我實現取向因子上，三種類型的加班中複雜勞動者的得分均顯著高於簡單勞動者。也即，相較於簡單勞動者，只有自我取向因子得分更高的複雜勞動者才會發生加班行為。發生客觀認定加班的簡單勞動者與複雜勞動者在生存取向因子得分上沒有顯著差異，發生主觀認定加班的簡單勞動者與複雜勞動者在生存取向因子上也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發生無酬加班的情況下，複雜勞動者的生存取向因子得分顯著地高於簡單勞動者的自我實現取向因子得分。也即，相對於簡單勞動者，只有生存取向因子得分更高的複雜勞動者才會發生無酬加班。
（三）模型及檢驗
我們在模型中逐個放入分別測量僱員當前工作的勞動過程所受的“技術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的自變量，可以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後，這兩方面因素對其不同類型的加班勞動發生有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客觀上勞動過程的去技能化確實增加了工人加班的可能性，但是在他們的主觀感受上，他們的加班可能性更低。也即許多的加班在他們看來是“正常的”勞動時間，因此既不屬於加班，也不屬於無酬加班。從勞動過程的角度出發，這表明勞動過程的去技能化進一步增強了資本對工人勞動過程的控制，資本可以對所需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進行更好的預測和安排，也就可以提前對工人的勞動時間進行規定，超時的加班行為通過資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被合理化為正常的工作時間。
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工人的生存取向因子和自我發展取向因子，以討論資本對工人的意識形態控制對工人加班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只有生存取向因子對主觀認定加班有微弱影響。職業地位和自我取向因子的交互項存在統計顯著性，意味著相比其他工人，複雜勞動工人的自我實現取向因子越高，發生無酬加班的可能性越大。他們在工作中的自我實現取向因子每增加1個標準單位，發生無酬加班的幾率比就上升1.8%。然而，在控制了工作的生存取向因子和自我實現因子之後，複雜勞動者加班的幾率僅僅是簡單勞動者的0.35倍。這表明，複雜勞動工人發生的無酬加班行為更多的是一種自發的加班行為，是在自我實現動機驅動下的加班行為。工人在自我投資、自我管理、自我價值實現的美麗圖景下，一頭扎進到資本編織好的口袋中，自覺加班、自願加班，體現了資本的微觀權力運作對工人行為的影響。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2年）的數據為基礎，從勞動過程理論的視角出發討論中國城鄉居民的加班現象。與以往的研究站在國家、市場和組織環境或者是個體勞動者的角度不同，本文選擇從資本的角度來討論普遍存在的加班現象，即在國家明令禁止、勞動者積極反對的情況下，資本如何能夠通過加班進一步侵佔勞動者的剩餘價值？
本文的基本假設是，針對不同的勞動方式，資本採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在傳統的製造業及低端的服務行業中，資本採用科學管理的方法，通過生產過程的流程化與標準化來管理工人的“手”，實現他們對工人剩餘價值的佔有。而針對以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為代表的中高端職業地位群體，資本採用的是另外的一套邏輯。以自我實現、自我投資為基礎的人力資本理論推動了中高端服務行業中勞動者的自我管理，人力資本理論成為資本控制的一個有力載體，個人價值理論推動了個體行動者的自我約束與自我管理行為。資本的微觀權力運作過程進入到個體勞動者的心裡，深入到個體勞動者的思想裡。通過管理勞動者的“心”，資本不僅能夠以更少的抵抗來使勞動者加班，還能以更低的成本甚至是無任何薪酬的方式來使勞動者加班。
客觀上勞動過程去技能化工人的加班幾率比更高，但是在他們的主觀感受上，他們的加班可能性更低。許多的加班在他們看來是“正常的”勞動時間，因此既不屬於加班，也不屬於無酬加班。這表明，勞動過程的去技能化進一步增強了資本對工人勞動過程的控制，資本可以對所需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進行更好的預測和安排，也就可以提前對工人的勞動時間進行規定，超時的加班行為通過資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被合理化為正常的工作時間。
以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為代表的複雜勞動群體加班的可能性顯著地高於其他群體，而且這種加班更多的是一種“自發的”、“自願的”無酬加班。研究發現，相比其他工人，複雜勞動工人在工作中的自我實現取向因子每增加1個標準單位，他們發生無酬加班的幾率比就上升1.8%。
早期關於加班的研究發現，特定的工作能給個體勞動者帶來特殊的“過程福利”，這些過程福利包括社交圈的拓展、自我能力的提升等等，因此在加班的過程中，個體勞動者感受到的不是被剝削，而是一種“難得的學習機會”，是一種“榮耀”。但問題是，這些所謂的“過程福利”真的是勞動者的福利嗎？這真是個體勞動者真正需要的福利嗎？這到底是勞動者的福利，還是資本可以坐享其成的福利？
萊德納在20世紀90年代所著的《快餐快語》（Fast Food，Fast Talk）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答案。他對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服務行業：快餐行業的服務工人和保險銷售員，發現麥當勞資本面對的是標準化的需求、固定的場所，且有管理層在現場監管，因此情境的確定性較高，資方可以抹去工人的主體性，代之以一種標準化的、腳本式的自我展示，消費者與資方形成聯盟，共同控制工人的勞動過程。
而在保險銷售中卻是另外的一種情況。因為這是一種離開特定場所的、面對潛在購買者的、缺少現場監管的服務，因此資方在為保險代理人提供標準化的互動腳本之外，允許他們在與潛在顧客的互動過程中享有較強的自主權。為了確保這種“遠程監管”的實現，資本的管理進入了更深的層次，通過向保險代理人灌輸心靈雞湯來形塑工人的世界觀，管理他們的自我。即資方的手開始伸向工人的意識形態，開始培養那些願意遵從市場規則的工人——自我經營的主體——將他們的自我實現與企業的利益結合起來。而自我管理的工人在面對資本的加班需求時自然反抗更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輪又一輪的加班大業中，因為擺在他們面前的是資本描繪的一幅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走向人生新高度的“美麗藍圖”，是他們實現自我的又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最後，需要說明一點：勞動過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風格非常明顯的一個理論流派，本文選擇了從勞動過程理論視角出發來研究加班問題就很難擺脫這個風格與視角的基調。但是，在研究加班問題的時候採用勞動過程理論的分析視角並不是暗示其他視角、其他力量無足輕重，也並不是否認勞動者自身主動性獨立存在的可能。只是說加班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牽涉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廣泛的影響，我們需要從多個角度出發來對這個現象進行理解。已有的研究多從勞動者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勞動者加班背後的現實邏輯。
問題的關鍵是，加班勞動是資本與勞動的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是工人具體的勞動過程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談論加班問題，還必須回到工人的勞動過程中尋找答案，需要把資本拉回到分析的框架中，擺脫工人自願加班還是非自願加班的淺層次討論，進一步深入分析資本通過何種方式讓員工加班，如何實現剩餘價值佔有的目的。本文是對該視角的一種初步嘗試，在職業分類以及資本控制手段的操作上還存在一些不足，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去改進、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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