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新四軍”，好像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葉挺，一是因為葉挺是新四軍的第一任軍長，二是當年北伐的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葉挺就是第四軍的獨立團團長，因此，葉挺一度有“新四軍之父”的美譽。
但實際上，真正的“新四軍之父”另有其人，就是項英。
因歷史的原因，項英這個名字在我軍中一直都不大顯眼，但其實他在早期的地位非常高，無論是黨內還是軍內。
1928年7月19日，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項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跟他同時當選常委的還有四個人：周恩來、向忠發、蘇兆徵、蔡和森，政治局委員還有張國燾、瞿秋白。
要知道，這個級別是非常高的，可以參考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常委的五人分別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也就是名揚天下的“五大書記”。
但對項英來說，政治局常委還不算最高的，兩年半後，即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周恩來任中央局書記，但因周恩來當時在上海，書記一職由項英代理。而中央局委員中，有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都是項英的下屬。
而且，項英還擔任軍委主席，副主席中也包括毛澤東、朱德。
這樣看來，不管是在黨內，還是軍內，項英都曾是毛澤東和朱德的頂頭上司。
（圖：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當然，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光芒是誰都覆蓋不了的，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毛澤東成為政府主席，項英與張國燾是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也換成了朱德，副主席是彭德懷和王稼祥。但在朱德帶兵出征時，仍然由項英代理軍委主席。
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期間，項英充分發揮出了傑出的才能，尤其在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上出力甚多，而且將“八一”南昌起義作為我軍的建軍節，也是他主導確定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而項英，則被安排留下來，掩護紅軍主力撤離。當時，留給項英的部隊只有3萬人，其中1萬多是傷病員，剩下的1萬多人中，還有一半的武器都是大刀。這樣的一支隊伍，來抵禦國民黨的50萬大軍，其難度可想而知。
項英率軍抵抗了半年後，不得不做出決定，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地打游擊。那段時間，是部隊最艱苦的時候，有陳毅的《贛南遊擊詞》為證：
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
嘆缺糧，三月肉不嘗，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二更長。
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支部隊才重新迎來了生機，被改編成新四軍，長期奔波在外的葉挺被請回來擔任軍長，而項英則是政委兼副軍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這支部隊已經分散到了南方八個省，其複雜程度讓人難以想象，但因項英無與倫比的威望和號召力，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就將八個省的全部游擊隊都重新集合了起來，這確實是非常難得的。陳毅後來也說：“項副軍長以其歷史地位在全黨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擊隊造成鐵的力量。以後跟葉軍長合作，使改編成功，這是本軍成立的關鍵。”
因此，說到“新四軍之父”，應該首選項英，居功至偉！
然而，皖南事變的爆發，讓項英遺憾地死於叛徒之手，年僅43歲，正是大展宏圖的最好年齡。
殺害他的叛徒，名叫劉厚總，是他的副官。1941年3月14日凌晨，項英和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正在熟睡，被劉厚總開槍打死，然後劉厚總投奔了國民黨。
然而，劉厚總並沒有得到夢想中的升官發財，而是被押送到重慶，關在了渣滓洞監獄。確實，這樣殺主求榮的小人，在任何時候、任何陣營都是被唾棄的。
直到1948年，劉厚總才被放了出來，結果他還不知悔改，竟然給蔣介石寫信，說：“以項英之才能，設令尚生存於今日，其影響之所及，不難設想！而厚總之所貢獻於政府者，其價值如何，當亦不難估計。”要求國民政府給他重賞。
真是可笑到了極點！無恥到了極點！
關於劉厚總的結局，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在1949年11月，解放軍打進重慶時，在亂軍中被踩死；第二個是1952年8月，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揪出來，當眾槍決。總之，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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