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立寧
在熱血方剛的年齡，我到山西省榆次縣石圪塔公社侯峪村插隊。在那裡呆了將近五年。當時，農民給我的印象多是自私、狹隘、愚昧、落後，鬧不清該是由他們教育我們還是我們教育他們。歷經混沌的人生之後，又想到了他們，翻開心底留給他們的那一頁，驀然發現，這些人竟是那麼可愛、可親，純樸得透明。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勞作在那塊土地上，春天播，秋天收，沒有更多的索取和奢望。就這樣，一代代，一代代……
我1973年離開侯峪，回去的次數很少，最後一次是1998年。回前沒告村裡，但沒料到，一下汽車，原來熟悉的老鄉竟沒打賁兒地喊出我們的名字。快三十年了啊！
村裡變化不大，一洞洞石窯，家家的院落，和以前一樣。小隊長請我們吃的蕎麥麵疙朵，沒有菜，拌的還是用野蒜熗鍋的黑糊糊調料，都沒變。唯有很多我們熟悉、想念的人們不在了。
返回時，原來大隊長的侄子英壽搭我們的車進城，他去看在榆次（離侯峪七十里）唸書（初中！）的兩個女兒，可以想見，他是多麼希望孩子不再過他那樣的生活了。
相信以後的侯峪人活法肯定會變，年輕的一代會追隨著時代，尋找屬於他們的新生活。但我慶幸，曾與他們的前輩——地地道道的中國農民們共同生活過，認識了他們，感受過他們，知道了在這個世界上曾有過那麼簡單的活法，那麼淳樸的感情。
寫於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侯峪人都稱自己是“受苦人”，還用一句話概括了受苦人的一生“明瞭黑，黑了明，黑了明，明瞭黑……”
這是一個只有二十多戶人家的自然村，村子雖小，卻是附近幾個自然村中最大的，因此也是由這幾個村組成的大隊的隊部所在。雖然離縣城七十餘里，但緊鄰公路，每天有一班直通縣城的公交車，公路下面有一條小河，上、下游的村民們吃水全靠它。
“石圪塔”——顧名思義這裡的山多是石頭山。靠山吃山，除了村附近最好的河灘地外，大部分土地都分佈在方圓五、六里的山坡上，勤勞的祖輩們在山坡上、山頂上，只要能種地的地方，用大石頭壘堰，開出了一塄塄的梯田。這條溝裡有幾面坡，那面山上有幾堰子地。每天早上隊長都要站在村頭向全村呼叫（山西話叫“嗚叫”）當天幹活的地點。“西溝馬兒嶺割麥子啦！”或“小西嶺鋤谷兒啦------”聲音又宏又亮。由於地遠，上下工往往要走十幾裡，來回都不空手，擔上去糞，擔下來收穫的莊稼、茭杆或柴禾，靠的都是肩膀。
村裡絕大多數人家都姓李，但又分兩大家子，可能是若干輩子前兩兄弟的後裔吧。因此，雖然同姓，也時常會有一些家族間的矛盾發生。其他外姓的大都是倒插門女婿了。
山區地廣人稀，勤快點的到山上開幾堰子地也能湊合活，對於“窮”，這裡流行的說法是懶的，或是抽大煙（當地稱料面）抽的。因此，當年到這裡插隊，總和原來印象中的階級鬥爭聯繫不好。但侯峪人對小日本的民族恨很深，因為這裡抗戰時地處敵佔區與解放區的交界，日本人經常進村騷擾，僅在侯峪，就殺了十八、九個人，滅絕了八戶。有一次抓走了五、六個民兵，除了李鎖全一人回來，其他人都被殺了，為此，李鎖全被作為叛徒在解放後的歷次運動中挨鬥，但一直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
由於是老解放區，很多老農都是三八年的老黨員，如果當年能出來，早就是高幹了，但出來的極少，他們革了一輩子命，吃的還是小米、紅高粱面；穿的還是一身黑褲褂、一雙山鞋、一條白毛巾裹頭；年年月月扛著鋤頭去“動彈”（幹活），直到老死在這塊土地上。
貧窮，使山上的姑娘們都想往山下走，能嫁給平川的漢子是她們最大的心願。因此，侯峪的男人們一半是光棍漢。有些光棍們可以在親戚家搭夥，多是在兄弟家、叔伯家，一天三頓飯，捎帶拆洗衣服等都有人管了。沒這個條件的就慘了，很多光棍們一孔黑窯，一鋪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用一生的積蓄早早為自己打下一口薄棺，放在窯中，相伴為生。這樣的男人，話也非常少，常常是悶頭幹活，悶頭抽菸，悶頭走路，想和他們說說話都很難搭訕。
聽說村裡有兩個老漢的婆姨都是當年漢奸的老婆，漢奸被正法後，老婆作為獎品分給了有功人員，一輩子總算有個給做飯補衣生兒育女的人了，過得也不錯。還有的婆姨是被人販子從更貧窮的地區帶過來的，那些姑娘大都十七、八歲，有的才十四、五歲，家鄉口糧不夠吃，只好早早找個能吃飽飯的婆家。想為兒子找婆姨的人要先湊足錢，託好人，過些天人販子就會帶來幾個面黃肌瘦的妮子，分到各家。她們在侯峪住上幾個月，就都白胖起來了。不少姑娘立穩腳跟後，還把孃家一家人的戶口遷了過來，侯峪總是個還能吃飽飯的地方。
男人們早出晚歸在生產隊裡幹活，一個壯勞力每天大約可掙得十個工分，拿到現錢要等到年底隊裡分紅，受苦人幹了一年盼的就是分紅。年終時會計根據隊裡一年的收入情況，核算出每個工分的價值，各家實得的現錢要先刨除口糧錢。侯峪人均每年大約可分到四百多斤口糧（包括幾十斤麥子），在周圍村莊算是不錯的了。口糧按人頭分，這個政策的結果是鼓勵多生孩子，各家的糧食基本不缺。但現錢就慘了，糧食賣不了多少錢，主要靠山上的果樹，算下來一個工分頂多幾角錢，有一年好像才一毛多。這樣，好多人家刨去口糧錢所剩無幾，人口多勞力少的人家甚至要欠隊裡錢，一年全家的油鹽醬醋錢只能靠平日刨藥材、賣雞蛋了。
年年分紅是在小學校的教室裡，昏暗的煤油燈下，隊長和生產隊會計一個個念著社員的名字，給大家分錢，大肚泥灶中冒出的嗆人的煤煙攪合著旱菸袋中吐出的煙霧，伴著社員們的嬉笑、咒罵、嘆息……這種分配辦法使那些困難戶欠隊裡的錢越來越多，以至喪失了勞動積極性，覺得再幹掙的錢也得讓隊里扣了，惡性循環的後果，使隊裡的公積金成了空架子，該分的紅分不出來，倒欠該分紅的社員的錢。
那可真是大鍋飯的時代，吃糧、吃菜，什麼都靠隊裡分。今天幾斤蘿蔔，明天幾斤山藥，只要隊長在場上一吆喝，各家就都拿著麻袋、籮筐等傢什去領了。大人、小孩，一個人頭一份，絕對平等。記得插隊生剛去的那年冬天，因為隊裡原來不知道，所有的冬菜都分完了，只剩下五十斤凍蘿蔔，被我們沒多少天就吃光了，後來的日子，直到春天野菜長出來前，就小米飯吃的就只有用粗鹽粒化開的鹽水了。
地裡一年到頭農活總是排得滿滿的，春天耕地下種，夏天鋤苗收麥，秋天割谷打場，冬天修大寨田……農忙時，早、午兩頓飯都要送到地裡，送飯人把各家的飯收攏後放在擔子裡，一付擔子可挑十幾、二十人的飯，再掛上幾個裝稀飯的罈子，顫悠悠、穩當當地要走好幾裡山路，送到地頭，飢餓的人們蜂擁而上，大口吞嚼著早已冰涼的小米飯（山西人叫“饌兒”）。
他們把自己稱作是一年到頭和土坷垃打交道的人，最憎惡城裡掙著薪水而揮霍浪費的人，“他們就不知道我們受苦人每天怎呢的受！”，因此，他們很贊成幹部下放勞動，說“讓他們也受受！”
冬閒時就舒服多了，每天只下地一次，飯也只吃兩頓。到飯時，男女老少都捧著大粗瓷碗，到飯場上吃。村南、村北、上村、下村各有固定的飯場，山西人都具極好的蹲功，他們稱蹲為“圪蹴”，圪蹴著吃著，聊著，東家長，西家短，飯場成了交流信息、傳閒話的最好場所。為了節約糧食，晚上大都吃稀的，菜多時煮成菜飯，將很少的小米和土豆、倭瓜、豆角等煮在一起，再熗上些野蔥野蒜，真挺香。
婦女結婚後一般就不再下地了，除了做飯、帶孩子，就是養豬、餵雞。閒時，婆姨們愛湊在一起，夏天樹蔭下，冬天炕頭上，一邊做著手中的活計，一邊扯閒話。她們手中似乎從未閒過，多是納鞋底。男人們穿的鞋叫山鞋，厚厚的鞋底納得密密麻麻，硬得不能打彎，鞋幫也納，鞋頭要納得更密些，微微翹起（以備踢石頭吧），新做好的山鞋，簡直就像一雙鐵鞋。男人們到了地裡時，往往把鞋脫下放在地頭，赤腳幹活，為了省些吧。我曾試穿過他們放在地頭的鞋，硬邦邦的把腳磨得生痛，完全走不了路。
婆姨們手裡還常做著的事是搓麻繩。一個鐵製的陀螺似的東西吊在下面，一隻手將它輕輕一旋，陀螺轉起來，將上頭續的新麻捻緊。麻是自己地裡種的，收下來後，麻子榨油吃，麻桿要在水中（好像還得是臭水）漚很長時間，剝下的皮才能搓麻繩。搓出的麻繩又細又緊，做全家的鞋都靠這些麻繩了。
奇怪的是，這裡織毛活可不是婦女的事，而是羊工們的專長。他們用自己紡制的粗羊毛線織成毛衣，織法也怪異，兩隻大手攥著兩根粗竹針，動作生硬但極快。羊工們很辛苦，常年在離村偏遠的山上奔波。遠處的耕地，送不上肥，全靠羊群的糞肥地，為了積攢羊糞，就讓羊群在地裡過夜，叫做“臥地”。這樣，羊工們就得一夜夜露宿在山上。他們每人帶著一張狗皮，一把大大的紅雨傘。為了感謝羊工為生產隊的貢獻，他們的飯歸隊裡管，由婆姨們輪班給做，而且天天能吃白麵。
受苦人一年的盼頭大約只有過大年和各個農曆節氣，像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節、端午節、六月六（好像是鬼節）、七月七、八月十五等等，每個節氣都有必吃的食物，如正月十五要吃餃子，二月二必吃炸糕。再有就是辦紅白喜事、過滿月、走親戚了。農閒時，或收成好時，村裡會請來戲班子，這可是皆大歡喜的事。男人們搭戲臺，婆姨們備吃食，左鄰右舍的村莊都會放幾天假，投親奔友來看戲，家家賓朋滿座。村子裡，粗曠的山西梆子聲、小販們的吆喝聲、聽客們的喝好聲……..喧喧鬧鬧，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戲班子走後，山村又恢復了平靜。冬日裡，太陽落山早，吃過晚飯，為了省燈油，都早早地上炕睡覺了。不安分的年輕人閒不住，唯一可乾的就是貼窗根。誰家有剛成親的新媳婦，誰家男人剛從外面辦事回來，就在所難逃了。幾個年輕人站在人家窗下，以聽到的聲音和對話取樂，認為有趣的第二天還會帶到飯場和地頭，繼續傳播。
這，就是我記憶中的侯峪人。
中國的農民真老實，印象中他們很聽國家的話，下來什麼政策都執行得挺順利，很少發牢騷。就是說上一、二句，上面幹部的一句“想想舊社會，不是共產黨……”他們也就什麼說的都沒有了。倒是有幾件事，曾讓我很為應該教育我們的貧下中農臉紅，比如打糧食時，社員們要把鼓風機吹到遠處的穀子交公糧，近處的留作社員分，因為近處的糧食會更飽滿些；收穫蘋果時，也讓我們把小的裝在筐下面，大的鋪在上層。這無疑是農民自私的本性，也可能是他們唯能為自己做的手腳。
伙房
侯峪小學校
一閉眼，還能想出那一張張的小髒臉。
候峪小學是一座五年制複式學校，一排磚房，一個班，一個老師，五個年級的孩子坐在一個教室裡，由老師輪流教。兩個教室中的一個還兼作大隊辦公室，晚上社員們開會、記工分也在這裡。最頭上的一小間，是老師宿舍兼辦公室。房前一片平地，是學校的操場兼作隊裡的打穀場，收穫季節，糧食堆滿場，孩子們就不能上體育課了。設施雖然簡陋，附近幾個山村的孩子還都得到這裡讀書。
學校的老師姓崔，壽陽人，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這裡，一干就是十幾年。快四十的人了，還是光棍。他性子急，嗓門大，離學校老遠就能聽到他的講課或是責罵聲。插隊生來之前，五個年級的孩子都由他一個人教，一個年級坐一排，給一個年級講課時，其他四個年級的學生寫作業。中午外村的孩子帶飯，都在崔老師的火上熱，他自己的三餐也是湊湊合合，每天放學後都要留下幾個後進生補課，晚飯就拜託幾個大女孩幫著做，好在他好對付，做成什麼樣都能吃得挺香，常吃紅面（高粱面）撅片子什麼的，因為簡單省事，片子多厚他也不在乎。插隊生來後，隊裡派一人到學校給崔廣業幫忙，兩個人高低年級分開，雖然仍是複式班，負擔還是減輕一些。
我曾被派到學校幹過一段，教的好像是一至三年級，算術語文都是極簡單的，可要教會他們也不容易。山裡的孩子們大都聽話，冬天的早上，揹著書包哈著冷氣早早到校，幫助生火（他們生火的本事比我強），外村的孩子有的要走五、六里山路。個個都是小髒手、黑指甲，紅撲撲、黑乎乎的小臉上越顯出兩隻忽閃閃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他們喜歡聽我們的北京話，朗讀時大聲模仿著普通話念，開始不免有些怪聲怪氣。也有不愛學的，說破了天他也沒反應，急了只有抓住他們髒乎乎的小手帶著寫。靈氣的孩子也有，能寫出不錯的作文，特別願意演練我給他們編的一些小節目，像小快板啦、三句半啦，還編過“唱支山歌給黨聽”的獨舞，一個叫七斤的女孩兒跳得很好。
教室的條件很差，長木板釘上四條腿的桌子，長條木板凳，土牆刷上黑墨就是黑板。有一個夏天，忘記隊裡因為什麼事佔用教室，把我們趕到羊圈裡上了好幾個月的課，我得扯著嗓子叫喚才能壓住“咩咩”的羊叫，正上著課，一個女孩大哭起來，“虼蟲蟲！虼蟲蟲！”過去一問，是早上吃的打蟲藥起效了，把她拉到茅房，拽出從肛門裡爬出一半的蛔蟲來才算完事。
村裡的孩子沒什麼玩的時間，下學後不是幫著家裡幹雜活，就是帶弟妹，常見他們懷裡抱著小的，手裡牽著一串大的，這時，他們的眼神變了，沒有了課堂上的木納，總是非常有禮貌地喊老師好。
那時，學校還開了一小片地，一到勞動的時間，孩子們別提多高興了，幹什麼活都在行，成了我的老師。
插隊生走後，崔老師又是一個人撐起了學校，他娶了死去的政治隊長的婆姨，後來也調回壽陽了。98年回村時，聽說村裡的孩子上中學還要到很遠的鄉上，心裡不免一陣難受。
寫於 二〇〇六年二月
快樂的聾老漢
每人都有不同的活法，有的愁了一輩子，有的樂了一輩子，愁或樂與他的貧窮富貴無關。聾老漢是我見到的活得最快樂的人。
下面是一九七三年在農村時寫的關於聾老漢的一段文字。三十幾年後看了，心中還充滿一種久違了的感動。聾老漢的音容笑貌那麼真切地浮現出來。他此時在我心中的形象與親近感，一點不遜於這些描寫：洪鐘般的笑聲，銀色的鬍鬚，鬆垮的眼皮，粗糙的手掌……似乎伸手可及。才知道，農村那段生活，那些人，那種情感已經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中。
這感動似乎又不同於三十多年前。是一種在憋悶煩躁的空間裡呆久了，又置身於清新山風中的感覺。
那時，我憑著傻大膽，曾經天天堅持去給聾老漢和他的啞巴女兒扎針灸，雖以無效告終，但打著手電，摸著漆黑的山路去他家的情景歷歷在目。1998年重返侯峪村時，我們拜訪了他家。老漢已去世多年，老伴還在，腦子已不太清楚，當年也對我們極好。他的啞女顯然還記得我們，啊-啊-啊-地直跟我們打招呼。老少幾代人住的窯洞同過去一點沒變，我們和他們全家在窯前合了影。家庭成員新添了好幾口（老漢的外孫，我曾經教過的學生早已娶妻生子），卻沒有了我最想見的人。
忽然看到窯前的一株老樹，聾老漢不正像老樹那盤錯堅硬的老根嗎，他還在支撐著這個家，支撐著這些仍是貧窮、殘疾、但卻快樂的人。
重新感受了聾老漢，我想到，快樂，可能是上蒼恩賜給人的本性，就看你是否願意發現、獲取。聾老漢，窮了一輩子，聾了一輩子，苦了一輩子，但卻快活了一輩子。與他相比，擁有值得快樂的東西太多了的我們，卻天天在嘆氣……
我彷彿又聽到了聾老漢那爽朗的笑聲，願他在九泉之下能過得更好些。
太陽偏西了，山野間飄來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涼風，驅走折磨了人一天的暑氣，令人心曠神怡。
我和中應伯坐在地邊，又聽他在指手劃腳地倫古說今。每當這時，我是一點不必開口的，因為開口他也聽不見，他是在二十多歲時生病把耳朵弄聾的。直到現在，不大熟慣的人非得極大聲地對著他耳朵喊，他才能聽見。對幾十年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和老鄰居們的話，他已能通過口形分辨出來。說來也有趣，我們竟來了多時，才知道他的名字——李中應，但知道了，也改不了原來的叫法，仍稱他“聾老漢”。
他已是七十六歲的老人了，但在我心裡，他的年齡卻不是這個數目，到底應該多少合適，又說不上來。論相貌，他的確很蒼老了，頭髮、鬍子已經完全白了，在夕陽餘光的照耀下，像一根根銀絲，錚錚立著；棕黑色、帶著幾顆老年斑的臉上爬滿了條條道道深深淺淺的皺紋；灰色的、黑白已經不甚分明的眼睛包圍在鬆垮、耷落的眼皮裡。但是，跟他相處的日子越久，他相貌中蒼老的成分就越覺淡薄，尤其是在他笑的時候，臉上的皺紋一下子舒展了，眼睛雖然眯了起來，卻放出喜悅的光，翹起的嘴角上的銀色鬍鬚隨著笑聲顫動著，笑得那麼甜、那麼朗，活潑的笑臉流露出只有在孩子的笑中才有的甜美、無暇。
“我們把他的屍首又挖出來了，裝上火藥，哈！崩——聲給崩上了天！哈——哈！”爽朗的笑聲打斷了我的沉思，他正在講原來村裡的一個漢奸——喜眯子的可恥下場。他哈哈地笑了半天。“你沒埋過地雷吧？”他抬頭看了看我，沒等我回答，就自己說道：“沒有，你們哪能幹過？是這的……”說著，用手忽拉平一塊地方，用他那完全是漆黑的、由於常年勞作而永遠伸不直了的粗大手指在地上畫起來。“這兒埋上一個，這兒，這兒再埋上一個，要偽裝好，拉線在這兒，鬼子一踩上，一拉線，哈哈，報銷啦！哈——哈！”
我想象著，眼前這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三十年前的民兵，在怎樣跟日本鬼子鬥爭，他扛著長槍，在放哨、在埋地雷、在……在敵人的屍體面前縱聲大笑，大概也是這樣笑吧，一定是！
他的記憶力極好，經歷過的、聽說過的事，一講能講上幾小時，而且不管是什麼事經過他繪聲繪色的一講，再伴著他的笑聲，大都變成了趣事。講到過去的殘酷鬥爭，他笑；講到現在的新聞新見，他笑。“你們在北京能常見到主席吧？”他常這樣問。“我總要去一趟北京，討吃、走著，也得去，去看看主席，去看看主席怎呢開會。見得著，見得著！”這美好的想象，使他幸福得好像第二天就要實現似的，眼睛裡閃著自信、欣喜的光芒。“你說能見到吧？”過了一會兒，他又問了我一遍。看著他的樣子，我不得不使勁兒地點了兩下頭，他又咧開嘴笑了。“我見過閻錫山坐轎子，真個！八個人抬著走。如今，咱們主席可不是那的，不是！主席是為了咱們窮人，可吃過苦。我總能見見主席！”這個願望，他不知說了多少遍。
聾老漢一家十口人，是村裡頭等的困難戶。他的妮子從小生病失聰，成了啞巴，長大老兩口給她招的女婿。一家老小十口人的吃穿重擔除女婿外，就落在聾老漢身上了。他除了冬天給家裡砍柴外，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隊裡幹活。在地裡，哪堰子地裡有他在，哪兒準熱鬧。“挑戰！挑戰！日怪了，比不過你？！”他一手擦著滾下的汗珠，一手指著一個年輕後生喊著，“過來！挨著我，一人四稜稜往前割，不給你割得敗敗的才日怪了！” “上吧！”那後生果然過來了，刷、刷、唰，麥子一片片倒下。只聽見快鐮碰到熟麥上的唰唰聲和聾老漢哈哧、哈哧的喘氣聲。“老漢贏了！老漢贏了！”大家笑著、叫著。聾老漢喘著氣，抹著汗，“不行，後生，不如老漢！”洋洋自得地笑著。不論是夏天割麥、鋤谷，秋天耬谷、割莊稼，聾老漢都愛和人比賽，而且專找年輕力壯的後生家。比賽結果常常是不分勝負，或是年輕人見他呵呵直喘的樣子，故意讓了他，他總是指著別人：“不行，後生，不如老漢！”然後哈哈大笑。
他最看不慣別人不好好幹活，見到有人吊兒郎當，偷奸耍滑就動氣，“思想不通的吶!”他用手指指腦袋，極嚴肅地說：“我知道，他是思想不通的吶！”他對我們極好，從來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們幹活，夏天擔麥子，一個個幫我們牽好擔子；冬天幫我們壘火砌灶，問寒問暖。常誇我們“思想通”，見到幹得好的活計就說是我們乾的，不好的就說是侯峪人乾的。實在有點不符合情況了。然而，他卻看不起城裡人，說城裡人太寡，街坊鄰里間不相往來。可能是去榆次縣城找人時碰了釘子。說各家把各家的門關得緊緊的，“不搭理人，太寡！”他摩挲一下眼皮，“還是咱們這疙瘩好。”
休息的時候，大家常愛圍著他，“唱一個，唱一個！”於是老漢清了清嗓子，開始唱了：“家住榆次縣……”這是他最常唱的逃難歌，也是大家最熟悉、最感親切的歌，是這裡的人把抗日逃難的情況根據本地老調子譜成的，曲調雖不長，卻有十來段。老漢微閉著眼，一口氣不停地唱著。大約是想起當時逃難的苦楚吧，眼睛微微發潮。他的聲音高而亮，唱到激昂處，更出力地向上一挑，聲調便不免顫抖起來。他一連唱完了十幾段，才深深地喘著氣，用手擦著眼睛。
他有時唱“撿麥根”，有時把樹枝插在頭頂上唱古戲。最常唱的是解放初期鬧翻身、分田地、宣傳婦女解放的戲。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戲，他還能把整段整段的戲文記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一口氣不替地唱下來。唱得高興了，就表演起來，一會兒學老婆婆，一會兒學小媳婦，唱唱停停、停停唱唱，邊唱邊給人們講解。那佯裝的忸怩樣子和尖聲怪氣的聲音，簡直讓人笑破肚皮。這時，真不相信在你面前的竟是一個七十六歲的老人。
對這樣雖殘疾但倔強可愛的老人，村裡曾有壞人向他下過毒手。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隊會計自己偷盜，卻栽贓給聾老漢，並串聯幹部社員一起批鬥。聾老漢有口難辯，被逼無奈，準備走絕路。幸虧縣裡公安局破了案，還了聾老漢清白。自那以後，他雖仍耳聾，但其他反應卻更敏感，可能是教訓使得他具有更超常的本領了吧。信息靈，反應快，分辨明。比如隊裡的生產又有什麼新打算啦，什麼時候要開現場會啦，某某村出了點什麼新奇事啦，倒是他時常向別人傳說。隊裡每次買回什麼新機器，他總是足足端詳上半個鐘頭，摸摸這兒，摸摸那兒，然後蹲在旁邊看著它獨自笑著，一連抽上幾袋煙。剛安上磨面機那幾天，他整日蹲在磨房裡，盯著機器轟隆隆地轉著，他一會兒抬頭看看入口漏斗裡的麥子，一會兒低頭看著從出口裡自己滑出的雪白麵粉，嘴裡不斷地叨唸著：“日怪了，不用牲口推，自己就變成面啦！”
隊裡的棉苗讓草荒了，他去找隊長：“緊該鋤了！”隊裡的馬快生了，他去找隊長：“該讓它歇了！”隊裡大大小小的事，他都過問、都操心，人們有事也愛不嫌麻煩地打著手勢高聲和他商量，這手勢和高聲叫嚷也成了習慣，而並不成什麼礙事了。我常常忘記他的聾，和他相處，似乎也並不感到由於他聽不見而引起的障礙，而格外親密。我覺得，他那顆永不衰老的心完全能起到甚至超過聽覺的功能呢！
自我們熟識，五個春秋過去了。他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雪花，酷日下揮舞著鐮刀，朔風中，深溝裡出出進進，百來斤的柴擔子壓在肩上。沒有一天聽不見他那硬朗朗的笑聲，沒有一時感不到他身上那股永不降溫的熱勁兒。有人說聾老漢像是吃了返老還童的藥，我倒不相信世間真有這藥，但卻相信，聾老漢將永遠年輕，不會衰老。
（寫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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