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回到二十八岁，你会重新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你会弥补哪些小遗憾？你会对谁说一声“我爱你”或者“对不起”？你会不会修正自己人生地图上的某些坐标，或者干脆重新起草一份？
读完曙光先生这部《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我不由地想问自己，二十八岁的我们，能为自己这一生锻造什么样的底色？
从文本上看，这本书的起点，始于 1987年，那年的龚曙光二十八岁。
龚曙光的二十八岁，被这两篇文学评论刻录下了这样一种思考的底色：一篇是《西西弗的悲剧——评韩少功近作〈火宅〉》，另一篇是《面对一种新文体的困惑——对残雪小说艺术的一种读解》。韩少功与残雪，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依然是大浪淘沙之后留在高原之上的作家，他们也都是湖南籍作家。选择在评论中与他们的对话，印证着青年龚曙光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的品位，同时也流露出有些地域考量的思维惯性。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龚曙光文本中那种思考文学的角度——这两篇评论的侧重点几乎没有考虑任何“文学湘军”的角度，而是聚焦于语言、文本、思辨的关系——韩少功的《火宅》小说本身就是指向语言的，大火焚烧了“语言管理局”的大楼。残雪的语言独树一帜，而最终呈现出一种“透明的、蠕动的、有生命的灰色晶体”，这种晶体正是抽象思考的成果，这种辨识度极高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先锋性的文学思想特质，是让青年龚曙光兴奋的，也是他作为一个评论者高于同龄人的起点。
对于语言和文本的敏感，也体现在《寂寞心态下的印象世界——何立伟小说文体论》《语言在文学中的躁动——论部分青年小说家的语言探索》等篇章之中。这基本贯穿在青年评论家龚曙光思考文学的主轴之中，这已经比只会关注“题材”“主旨”的同年代批评家们高明多了，这种从文学内部去观察作品的评论刀法，注定了一个批评者的起点与其逻辑结构——基于对最先锋最前沿的作品敏感，加入全球性的理论工具，但最终又指向本土本乡。
这种本土意识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他写湘西作家蔡测海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告白——读蔡测海小说的感受》，这篇文章是《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一书中，最有诗意的一篇评论，文字十分漂亮，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评论者与作家之间关于“湘西”的交集，还因为蔡测海的作品，似乎有一种令人动情的“少年气象”，呼之欲出、情绪饱满，却又像尚未完成，马上就要继续狂奔而去，解读这样的作品，用诗意的文字是般配的。除此之外，我似乎也能读出评论者笔下那种特别的代入感，感知到一个怀抱着对本土文化的野心、感觉自己掌握着高出众人的“屠龙之技”、对自己熟悉又陌生的乡土摩拳擦掌的青年形象，一脸认真，一脸骄傲，特别在乎，非常关注，又打算出门远行，带着一些浪荡不羁。
这种不羁，在我看来，到龚曙光三十六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1995年，他写了那篇《“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简直像一篇檄文，仍在湖南省文联任职的龚曙光，公然“讨伐”起“文学湘军”这个曾经被许多人引以为傲的群体。
果然，这种不忿最终导向告别，在 1997年，时任湖南文联办公室主任的龚曙光告别湖南文坛，下海，成为湖南某五星级酒店的老总。他此后的人生成了传奇，酒店老总，报社社长，上市公司董事长……
我第一次见到他，正是他传奇的巅峰时刻。2006年，我二十四岁，第一次见到龚曙光先生。
我是为谋生而来，只想在《潇湘晨报》找一个职位，赖以在故乡糊口，照顾家人。他是《潇湘晨报》的创刊社长。其时，晨报正风头无二，从长沙“一家独大”升级为在全中国都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我们那一批人也因此获得一个岗位，乃至一个舞台。那时，我从未想过多年以后还能受邀给他的书写一篇跋。我随大流叫他“龚老板”，我当时觉得这无非是湖南人的江湖气，直接粗暴。那时，社会上尚未流行互联网创业的词汇，十几年之后，再想起来，这个称呼倒也契合了大家对一个机构创始人的认同感，对一个创业型媒体的一种归属感。对于我来说，《潇湘晨报》的职业履历，已经成了我的一种底色。在长沙的韶山南路 258号，我似乎感知到大众媒体还能为这个城市的生活与文化做一些努力、一些改变、一些成绩。但这种底色，色彩并不单一，情绪还很复杂，思辨还很迷茫，像是开始，又像是仓促的结束，像是沸腾，又像是积蓄沉潜。
慢慢从谋生感到职业感，或许是自我催眠，或许是思想真逐渐成熟了，我开始进入了媒体与城市的纠葛与交互之中。这其中相对关键的几年，正好也是我二十八岁前后的那些日子，一直到三十一岁离开长沙。
我在这段年龄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负责着《潇湘晨报》或晨报系其他媒体的文化副刊的工作。我的理想所在，就是改变城市的文化与思想生态。有一段时间，不管是书评、访谈、读书沙龙、作家讲座、晨报大讲堂、中国烂书榜、话剧演出，还是民谣现场演出、户外音乐节、抗战老兵肖像展、湖湘青年导演电影展，我都不忘去插上一脚，能放大就放大，能吆喝就吆喝，能捧场就捧场，时日一久，也被朋友称为“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当同城的其他媒体竭尽全力地娱乐至死时，我们在竭力想象：长沙文艺生活的版图，究竟能扩展到一种怎样的边界？这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日常，兴奋与挫折并存。往往一边是面对公共议题、面对历史打捞、面对文艺创意，另一边就是所谓的“醇酒美人”、纵情当歌，还有时常的幻灭感与深刻的迷茫。我们的生活像一个更喧嚣的剧场，作为一个小镇青年，我在长沙这个省城，怀抱着一个过于宏大的关于城市文化的抱负，在其中来来去去，有些声势，却又并不如意。
从职位上来说，龚董已经与我相隔着不少的距离，我与他并未有足够多的交流机会，只是偶尔在会议上，或者邂逅在机场候机厅时能攀谈个几十分钟。
多年之后的今天，读完书稿之后的我想，如果像电影《午夜巴黎》一样，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偶遇，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与微妙精彩的画面与思想火花的出现？是引为同道，互相勉励，还是相互看不上眼，针锋相对？是一起吵完架继续消夜喝酒，还是少年老成地只煮黑茶扯大词？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看到青年龚曙光时代的这些文字，无法获得更多的交流与启示。我们只能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到，他通过出席某些活动表达的支持与鼓励，也有他的批评、他的无奈，以及他早年开创的晨报“有问题有责任领导先承担”的“潜规则”，以及在这个规则之下同事们往前冲、领导与报社做善后与后勤的创业传统。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时候他似乎更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一直到 2011年，他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荣誉，可谓实至名归，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领军者之一。
从可读性而言，这一系列的深度对话要比二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龚曙光的表达好很多，从文体上来看，两个高手的交锋对话体，一般都会比一个人的独白要好看。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百战归来再读书”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那种经历形成了穿透力。
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在话题与内容上来看，对话也更为宽阔、宏大、深入，他的视野从文学的文本，延展到文学的场域。文学作为社会与历史中的一个系统，它与经济发展、网络时代、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变迁、文明的传承、文化的传播方式等各种问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或伴生关系？中南传媒作为国内文化产业的第一方阵企业，本身就是文学场域中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看世界，从时代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学，对自己三十年前的思考进行一次回应，对自己的青春进行一次应答。在贵阳与王跃文的对话《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中，龚曙光谈及自己的人生轨迹是“大顺受、小抗争”，这一次对谈，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几十年人生的一次总结和省察，谈得很深很透，关于文化人与权力、经济、爱情之间的种种关系，富有洞见又充满坦诚。这种自我省察，在他与作家阎真的对话中得到了延展，充分解读了那种知识分子普遍的纠结与情感困境。在他与作家李修文的对话《远方和人们，都与我有关》中，又得到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总结，李修文说：“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写作者面临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重新创造自己的可能。”
对于龚曙光先生而言，《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也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的一次回归，以及对自己重新创造的一种尝试。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文学评论集，他是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有高度的人生标本——一个文化人在中国这三十年里的变与不变。这本书，也是一次漫长的灵魂舞蹈，他以文学切入到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大千世界，又通过文学回归到自我精神世界的纯粹思辨之中，将诗性、见识与思辨熔为一炉，最终呈现出一种辽阔的生命力。
对于我这位后生而言，写下这些文字，不仅是因为感受到那种“以广度来标识生命的高度”的精彩，更多的是想对曙光先生说一声迟到的“谢谢”，在我引以为荣光的那一场关于长沙的流动的盛宴里，应该对他说一声迟来的“谢谢”。
袁复生，资深媒体人，曾主事“晨报大讲堂”等。书评人，曾发起“中国烂书榜”。策展人，曾策展“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韩国强手机摄影展”“湖湘青年电影艺术展”，被称为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现居上海，七分传媒创始人。出版有著作《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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