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回到二十八歲，你會重新做一個什麼樣的選擇？你會彌補哪些小遺憾？你會對誰說一聲“我愛你”或者“對不起”？你會不會修正自己人生地圖上的某些座標，或者乾脆重新起草一份？
讀完曙光先生這部《一個經濟人的文學觀察》，我不由地想問自己，二十八歲的我們，能為自己這一生鍛造什麼樣的底色？
從文本上看，這本書的起點，始於 1987年，那年的龔曙光二十八歲。
龔曙光的二十八歲，被這兩篇文學評論刻錄下了這樣一種思考的底色：一篇是《西西弗的悲劇——評韓少功近作〈火宅〉》，另一篇是《面對一種新文體的困惑——對殘雪小說藝術的一種讀解》。韓少功與殘雪，在當今的中國文壇上，依然是大浪淘沙之後留在高原之上的作家，他們也都是湖南籍作家。選擇在評論中與他們的對話，印證著青年龔曙光作為一個文學評論者的品位，同時也流露出有些地域考量的思維慣性。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龔曙光文本中那種思考文學的角度——這兩篇評論的側重點幾乎沒有考慮任何“文學湘軍”的角度，而是聚焦於語言、文本、思辨的關係——韓少功的《火宅》小說本身就是指向語言的，大火焚燒了“語言管理局”的大樓。殘雪的語言獨樹一幟，而最終呈現出一種“透明的、蠕動的、有生命的灰色晶體”，這種晶體正是抽象思考的成果，這種辨識度極高的語言，以及語言背後的先鋒性的文學思想特質，是讓青年龔曙光興奮的，也是他作為一個評論者高於同齡人的起點。
對於語言和文本的敏感，也體現在《寂寞心態下的印象世界——何立偉小說文體論》《語言在文學中的躁動——論部分青年小說家的語言探索》等篇章之中。這基本貫穿在青年評論家龔曙光思考文學的主軸之中，這已經比只會關注“題材”“主旨”的同年代批評家們高明多了，這種從文學內部去觀察作品的評論刀法，註定了一個批評者的起點與其邏輯結構——基於對最先鋒最前沿的作品敏感，加入全球性的理論工具，但最終又指向本土本鄉。
這種本土意識裡，讓我最有感觸的是他寫湘西作家蔡測海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告白——讀蔡測海小說的感受》，這篇文章是《一個經濟人的文學觀察》一書中，最有詩意的一篇評論，文字十分漂亮，我想這不僅是因為評論者與作家之間關於“湘西”的交集，還因為蔡測海的作品，似乎有一種令人動情的“少年氣象”，呼之欲出、情緒飽滿，卻又像尚未完成，馬上就要繼續狂奔而去，解讀這樣的作品，用詩意的文字是般配的。除此之外，我似乎也能讀出評論者筆下那種特別的代入感，感知到一個懷抱著對本土文化的野心、感覺自己掌握著高出眾人的“屠龍之技”、對自己熟悉又陌生的鄉土摩拳擦掌的青年形象，一臉認真，一臉驕傲，特別在乎，非常關注，又打算出門遠行，帶著一些浪蕩不羈。
這種不羈，在我看來，到龔曙光三十六歲的時候達到了頂峰。
1995年，他寫了那篇《“湘軍”：一支缺乏修煉的隊伍》，簡直像一篇檄文，仍在湖南省文聯任職的龔曙光，公然“討伐”起“文學湘軍”這個曾經被許多人引以為傲的群體。
果然，這種不忿最終導向告別，在 1997年，時任湖南文聯辦公室主任的龔曙光告別湖南文壇，下海，成為湖南某五星級酒店的老總。他此後的人生成了傳奇，酒店老總，報社社長，上市公司董事長……
我第一次見到他，正是他傳奇的巔峰時刻。2006年，我二十四歲，第一次見到龔曙光先生。
我是為謀生而來，只想在《瀟湘晨報》找一個職位，賴以在故鄉餬口，照顧家人。他是《瀟湘晨報》的創刊社長。其時，晨報正風頭無二，從長沙“一家獨大”升級為在全中國都頗有影響力的媒體，我們那一批人也因此獲得一個崗位，乃至一個舞臺。那時，我從未想過多年以後還能受邀給他的書寫一篇跋。我隨大流叫他“龔老闆”，我當時覺得這無非是湖南人的江湖氣，直接粗暴。那時，社會上尚未流行互聯網創業的詞彙，十幾年之後，再想起來，這個稱呼倒也契合了大家對一個機構創始人的認同感，對一個創業型媒體的一種歸屬感。對於我來說，《瀟湘晨報》的職業履歷，已經成了我的一種底色。在長沙的韶山南路 258號，我似乎感知到大眾媒體還能為這個城市的生活與文化做一些努力、一些改變、一些成績。但這種底色，色彩並不單一，情緒還很複雜，思辨還很迷茫，像是開始，又像是倉促的結束，像是沸騰，又像是積蓄沉潛。
慢慢從謀生感到職業感，或許是自我催眠，或許是思想真逐漸成熟了，我開始進入了媒體與城市的糾葛與交互之中。這其中相對關鍵的幾年，正好也是我二十八歲前後的那些日子，一直到三十一歲離開長沙。
我在這段年齡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負責著《瀟湘晨報》或晨報系其他媒體的文化副刊的工作。我的理想所在，就是改變城市的文化與思想生態。有一段時間，不管是書評、訪談、讀書沙龍、作家講座、晨報大講堂、中國爛書榜、話劇演出，還是民謠現場演出、戶外音樂節、抗戰老兵肖像展、湖湘青年導演電影展，我都不忘去插上一腳，能放大就放大，能吆喝就吆喝，能捧場就捧場，時日一久，也被朋友稱為“長沙文藝招待所所長”。當同城的其他媒體竭盡全力地娛樂至死時，我們在竭力想象：長沙文藝生活的版圖，究竟能擴展到一種怎樣的邊界？這個時候，我們所面臨的日常，興奮與挫折並存。往往一邊是面對公共議題、面對歷史打撈、面對文藝創意，另一邊就是所謂的“醇酒美人”、縱情當歌，還有時常的幻滅感與深刻的迷茫。我們的生活像一個更喧囂的劇場，作為一個小鎮青年，我在長沙這個省城，懷抱著一個過於宏大的關於城市文化的抱負，在其中來來去去，有些聲勢，卻又並不如意。
從職位上來說，龔董已經與我相隔著不少的距離，我與他並未有足夠多的交流機會，只是偶爾在會議上，或者邂逅在機場候機廳時能攀談個幾十分鐘。
多年之後的今天，讀完書稿之後的我想，如果像電影《午夜巴黎》一樣，我們能夠穿越時空偶遇，會有什麼樣的場景與微妙精彩的畫面與思想火花的出現？是引為同道，互相勉勵，還是相互看不上眼，針鋒相對？是一起吵完架繼續消夜喝酒，還是少年老成地只煮黑茶扯大詞？遺憾的是，我當時並沒有機會看到青年龔曙光時代的這些文字，無法獲得更多的交流與啟示。我們只能直接或間接地感知到，他通過出席某些活動表達的支持與鼓勵，也有他的批評、他的無奈，以及他早年開創的晨報“有問題有責任領導先承擔”的“潛規則”，以及在這個規則之下同事們往前衝、領導與報社做善後與後勤的創業傳統。
在我的印象中，這個時候他似乎更強調自己作為一個企業領導人、一個經濟人的身份，一直到 2011年，他獲得了“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榮譽，可謂實至名歸，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的領軍者之一。
從可讀性而言，這一系列的深度對話要比二十八歲到三十六歲的龔曙光的表達好很多，從文體上來看，兩個高手的交鋒對話體，一般都會比一個人的獨白要好看。最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百戰歸來再讀書”和“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那種經歷形成了穿透力。
此外尤為重要的是，在話題與內容上來看，對話也更為寬闊、宏大、深入，他的視野從文學的文本，延展到文學的場域。文學作為社會與歷史中的一個系統，它與經濟發展、網絡時代、知識人的身份認同與變遷、文明的傳承、文化的傳播方式等各種問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因果或伴生關係？中南傳媒作為國內文化產業的第一方陣企業，本身就是文學場域中的核心推動力之一。
他從文學的角度去看世界，從時代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學，對自己三十年前的思考進行一次回應，對自己的青春進行一次應答。在貴陽與王躍文的對話《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中，龔曙光談及自己的人生軌跡是“大順受、小抗爭”，這一次對談，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他對自己幾十年人生的一次總結和省察，談得很深很透，關於文化人與權力、經濟、愛情之間的種種關係，富有洞見又充滿坦誠。這種自我省察，在他與作家閻真的對話中得到了延展，充分解讀了那種知識分子普遍的糾結與情感困境。在他與作家李修文的對話《遠方和人們，都與我有關》中，又得到了一次非常精彩的總結，李修文說：“我覺得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寫作者面臨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我們重新創造自己的可能。”
對於龔曙光先生而言，《一個經濟人的文學觀察》，也可以看成是他對自己的一次迴歸，以及對自己重新創造的一種嘗試。這本書不是一本簡單的文學評論集，他是一個非常典型也非常有高度的人生標本——一個文化人在中國這三十年裡的變與不變。這本書，也是一次漫長的靈魂舞蹈，他以文學切入到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與大千世界，又通過文學回歸到自我精神世界的純粹思辨之中，將詩性、見識與思辨熔為一爐，最終呈現出一種遼闊的生命力。
對於我這位後生而言，寫下這些文字，不僅是因為感受到那種“以廣度來標識生命的高度”的精彩，更多的是想對曙光先生說一聲遲到的“謝謝”，在我引以為榮光的那一場關於長沙的流動的盛宴裡，應該對他說一聲遲來的“謝謝”。
袁復生，資深媒體人，曾主事“晨報大講堂”等。書評人，曾發起“中國爛書榜”。策展人，曾策展“未曾忘記：湖南抗戰老兵肖像展”“韓國強手機攝影展”“湖湘青年電影藝術展”，被稱為長沙文藝招待所所長。現居上海，七分傳媒創始人。出版有著作《一個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長史》。
閱讀更多 中南博集天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