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黃令旗”之後，陳美的貨船沒有人敢收稅而財源滾滾成為鉅富，並在家鄉買地建下豪宅，如今庵埠鎮大鑒管區西畔下埕大榕樹旁的“大厝內”建成的三進二火巷、一後包一前埕一花園有99個門戶的大院。
陳美是幸運的，因為被御賜了“黃令旗”而飛黃騰達，但從側面來看，他向乾隆皇帝發出的感嘆也反映了當時潮商的不易，這就要從清廷初年實行的“遷海令”說起了。
內遷五十里，“及展界回鄉，
里巷荊棘，無瓦片可棲”
早在唐代，潮汕商人就開始了對外海上貿易。到了兩宋時期，潮汕的對外海上貿易逐漸增多，韓江下游出海口開始形成了闢望、風嶺、樟林、東隴等港口，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往來日益密切，且在此時出現了潮人的第一次移民潮。
到了明代，由於受海禁政策影響，許多依賴海上貿易的潮商失去了經濟來源，開始鋌而走險，走上亦盜亦商的道路，張鏈、吳平、林鳳、林道乾等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頒佈遷海令，強制沿海居民向內地遷徙，以遏制鄭成功等沿海反清勢力，斷絕其物資支援及周旋的社會空間。當時偏北沿海地區，只是遷移海島居民而已，江浙地區較為嚴格，福建、廣東地區最為慘烈，沿海居民基本全部內遷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私出界外者處死，造成大量人民流離失所乃至死亡。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延再派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潮屬沿海六縣，於正月二十九日出遷民告示，著令遷區居民一律內遷50裡。實施第一次內遷之後。又於康熙三年（1664）清廷再次勒令界外人民遷入內地，廬舍概行拆毀。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各鄉男女老少，佝僂提攜，棄家室，舍田廬，盡數遷至今潮州市所屬的汀沃鋪、秋溪、黃金塘等地居住。
清廷斥地，給閩粵沿海社會秩序帶來嚴重的破壞。據修撰於清嘉慶年間的《豪山陳氏族譜》記載，“國朝初年又遷沿海居民盡入內地，流離顛沛，靡室靡家，展界後回鄉者不滿數十人”，“及展界回鄉，里巷荊棘，無瓦片可棲”。
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清廷派都統、戶部侍郎及兩廣總督周有德等來潮查察遷民詳情，周有德看完奏疏，深為感動，決定代為遞呈……幸於翌年，朝廷終允復界。於三月間，動員遷民歸故里復耕，沿海鄉民一律遷回，百姓如獲再生。
紅頭船商貿，潮商的崛起
雖受朝廷政策影響，但是潮商依舊沒有斷絕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而真正具備現代意義上的潮商則應該從潮汕的紅頭船商幫算起。
紅頭船始於清朝雍正年間，是當時皇帝“御批”給廣東出海船隻特定的顏色，方便與巡海水師區分沿海各省的商船，但是這一規定在廣東其他地方實行不久就沒有嚴格推行了，唯有潮汕各地的商船一直堅守著，後來也就成了潮商遠洋船隻的一種特殊標誌，因此潮商也就慢慢成為了紅頭船商幫，而且也成為海上絲路上重要的“紅頭船商貿”，當時這支商貿船隊航線遠達東南亞的呂宋、暹羅、安南等諸多國家，而國內也與上海、臺灣、廣州、泉州、寧波等地保持著密切的海上貿易往來，全盛時期民間紅頭船數量達到
300多艘。潮商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上的重要群體，除了出現的時間早、人數眾多外，足跡還遍佈海絲沿線各國，繼兩宋出現第一次潮商的移民潮後，明清時期又出現了兩次移民熱潮，據載僅1782年至1868年這段時期，乘坐紅頭船抵達暹羅的潮商就多達150餘萬，因此向來就有“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的說法。這些遍佈海絲沿線各地的潮商都具有強大的實力，很多成為了當地的行業龍頭。
作為以海為伴的潮商，在進行海外商貿活動時不但繼承了傳統中原文明，又融入了開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他們具有敢於拼搏的拓展精神，又擁有大海的闊達，他們富有冒險意識和開創意識，這種典型的海洋商業貿易精神是潮商與內地其他商幫最鮮明的區別，他們置身於海洋文化的驚濤駭浪之中敢拼敢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更直接促成了潮汕地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為傳播潮人文化與促進潮汕與海外的交往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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