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如何去首都開會的?

巴喬153074286

古代不搞這一套,不需要其他地區的大批官員聚集到首都開會。

古代,對待那些封疆大吏們,除非有特殊緣由,否則儘量不召見。

一般來講,一任高級地方官員,都是啟程之前跟皇帝及有關部門見一面,直到卸任之後才前往京城述職。在官員任職期間,皇帝偶爾會派其他大臣前往視察,更多的時候,都是通過御史直接向皇帝反映官員以及官員領地的情況。而每三年,朝廷會搞一次大型的審核,比如在明清兩代稱為“大計”,這樣就基本能夠知道官員及其領地的情況了。

外放的官員是不可以擅自回京的,違令者輕則責刑,重則褫官,再重則殺。

有特別被皇帝召見的外官,一路入京,要報備各個驛站,由驛站及時向朝廷報告官員的行程。通常來講,官員啟程時會發付有司衙門,即相關部門訂一段時間,作為行程時間,違例者當然也要罰了,因此,這段時間一般都訂得超長,比如清代吳三桂從雲南進京,朝廷規定的時間便是六個月,幾乎比吳三桂真正用的時間多了一倍(吳三桂走了三個多月)。對於某些較窮的外放小官則更加寬鬆,給足一年時間也是有的。

至於交通方式,愛坐車愛騎馬坐轎坐船,有能耐的話,長翅膀飛到京城都行,只要在時限內就可以。

皇帝每次召見,也不會同時召見太多人。即使巡查到當地,住在行宮,也並非一次性召見當地全部官吏,每次一人或幾人而已。

歷史上也有過臨時聚集大批官員“開會”的時候,但絕對不能在京都,全是遠離京畿重地的地方,並且,不許封疆大吏們帶大部隊來,跟隨人數有嚴格限制。

主要是為了防造反。

皇帝是非常忌諱官員們“結黨”的,皇帝希望的是讓所有官員誰都不認識誰才好,絕對不想給他們提供互相接觸的機會。有些文臣武將甚至一輩子沒互相見過面,這樣的事例大有人在。因此,就不用搞什麼把大家聚到一起開會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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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去首都開會?

木有的事,古代中央政府,並沒有召開地方政府官員到首都開大會的情況;倒是自隋唐以後,有大批量的讀書文化人,三年一次往聚首都,參加科舉考試。


古代出任地方要職的官員,一般在赴任前,皇帝接見,面授機宜;任中非經皇帝召見,不得私下進京,任中接受中央政府工作,以及工作彙報由驛站傳送,任職結束進京皇帝接見進行工作總結。

古代地方官員上任、離任由驛站沿途安排車輛食宿。

古代限於科學技術水平,通訊技術、交通運輸不如現代發達,但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通訊、交通系統。

驛站,類似於現代的郵政局兼招待所,但不受理民間業務。

古時,在中央政府聯繫地方政府、軍事要地的交通沿線,設置驛站,由官員驛丞管理,配備有身體強壯的驛卒,中央政府朝廷下達、地方政府上報公文由驛卒馳遞,遇有加急公文,限定送達時限,晝夜急馳,不得有誤,誤者當斬。

大家熟知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闖王”李自成,原是驛卒,可笑嗎?大明帝國競然毀於一個小小驛卒之手,相當於今日之郵政局郵遞員!

驛站,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政府招待所,配備車輛、馬匹、舟船等交通工具,客房餐飲設施,負責接待公務出行人員,明代著有《徐霞客遊記》的旅行家徐霞客,就曾有軍隊朋友送給通行憑證而公費旅行。


大家看地圖,黑龍江省境內現有一站、二站……直至二十幾站的數條連線地名,就是古驛站留下的印跡。


現在,各地有不少古驛站地名及建築留存,河北省懷來縣雞鳴驛鄉雞鳴驛村尚有保存較好的雞鳴驛站。

至於赴京參考的舉子,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自行安排旅途事宜了;後期則可以使用驛站乘公車了,於是發生了晚清轟動中外的康有為“公車上書”事件。



z山海

古代政府,是不會有那種“皇帝召開全國省部級幹部工作大會”的情況的。

因為交通條件的極度落後,古代地方官員任職,在上任之前會到皇宮找皇帝謝恩,赴任地方之後,除了特殊召見,一般不會進京,僅僅在卸任的時候才會回京。外臣不得擅自回京,地方官擅自進京視同勾連京官,武職不奉詔進京視同造反!所以袁崇煥當年未經請示,帶著幾萬軍隊來到北京城下,嚴重性可想而知。



地方封疆大吏的設置,原本就是為了彌補交通的不足。中國幅員遼闊,如果有個水旱災荒外敵入侵,請示中央需要幾個月,等命令下來黃花菜都涼了。所以需要地方大員代表中央相機行事,而如果中央動不動就召見地方官,那地方官的設置就失去了意義,而且對於地方管理來說,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中央與地方的聯絡,全靠文書傳遞。

真正的地方官進京的時候,都是奉皇帝旨意。地方官會由路上的驛站接待,而且走起來時間都不短,十幾天算快的,幾個月平平常常,碰上個路遠坑深的,有個一年半載也是有的。

有人說,古代不是有“六百里加急”嗎?的確,古代是有六百里加急的文書傳遞機制,一天跑六百里的速度,十幾天足以傳遞到帝國大部分的地區。但那是指文書傳遞,是通過驛站之間一站接一站的接力跑來實現的,驛站的驛卒在接到文書後立刻上馬全速奔跑到下一站,交給下一站裡沒事兒了。如果要求古代官員也這樣跑的話,只怕要把官老爺們活活累死。

所以對於古代官員來說,尤其是在政治上比較積極的官員來說,任職地與中央的距離,就決定了政治生命的生死。唐宋時期,朝廷處罰一個官員的方法基本就是流放,流放並不是作為犯人流放,而是作為地方官,去當時相當荒涼的兩廣、福建、川西、海南一帶任職,這就等於判定了這個官員的政治死刑,因為他們幾乎得不到朝廷的任何信息。

清末的時候,袁世凱和岑春煊惡鬥,雙方為了整垮對方各盡其能。最終袁世凱想了個辦法,當時雲貴一帶有變亂,袁世凱等人向慈禧太后建議岑春煊任雲貴總督。雲貴總督雖然官也不小(總督級,一二品的大員),但距離北京太遠。雲貴又是出了名的道路難走。所以岑春煊在受命之後,死也不去上任,離開北京之後先去武漢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乾脆去上海不走了。一個勁向中央申請拒絕上任,最終由慈禧改任尚書才心滿意足的回京。可見當官也和房地產一樣——位置比什麼都重要啊!


小約翰

古代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馬,而且馬的費用比當今的勞斯萊斯的費用還貴。走長途很少有人用馬,長時間坐馬背其實也很辛苦。多是用來馱行李。結論是,人是步行或有時變換水路而行。還有就是以前的人,沒有普通話,語言不通走路是很危險的,所以必須結伴大夥一起走。要求限時間的去開會,是不現實的,應為行期很難按時。去趕考的都要提前半年幾個月就開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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