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子超
1
從塞瓦斯托波爾到雅爾塔有80多公里。汽車向南穿過城鎮，然後就沿著黑海岸邊的公路開。公路在高高的懸崖邊，大海就在下面，像綢緞一樣平滑，閃爍著金色的光輝。公路的另一側是石灰岩，生長著挺拔的松柏。那些比較平坦的坡地上是古老的葡萄園。秋天收穫後，葡萄就會用來釀造克里米亞葡萄酒。
克里米亞的酒莊有好幾家，但最著名的是雅爾塔附近的馬桑德拉（Massandra ）酒莊。那裡出產的加度波特酒非常出色。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它的擁躉。據說，沙皇沿著黑海岸邊的“陽光小道”散步時，靴子裡總是藏著一小瓶馬桑德拉的波特酒，不時拿出來啜飲一口。其他著名的酒客，包括契訶夫和高爾基。
汽車路過一個風景優美的村子。旁邊的克里米亞人對我說了句什麼，我沒太聽清。
“你說什麼？”我用俄語問。
“戈爾巴喬夫的別墅。”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但什麼都沒有看到。
“戈爾巴喬夫？他還好嗎？”
那人撇了撇嘴，臉上沒有表情。很難想象，我們在談論一個依然在世的人物。憑藉一己之力，他改變了眼前的大地——或好或壞。
到達雅爾塔，我在市中心的布里斯托酒店放下行李。這裡離海灘很近，而且外表看著不貴。前臺小姐穿著一身黑色制服，顯得非常專業。我問她房間多少錢一晚，她報了一個雙人間的價格。
“這麼貴？”
她聳了聳肩。
“快跟英國的布里斯托一個價了，”我拿起酒店的卡片仔細看了看。這明明只是一家普通的三星級酒店。
“這個價格包含了雙份早餐。”
“有沒有單人間？”
“沒有了，現在是旺季。”
我掃了一眼幽暗的大廳。除了我，只有一個上了年紀的保安。
算了，我心想，反正只住幾天。
我要了一個雙人間，拿出信用卡。前臺小姐努力地刷了好幾遍。
“怎麼回事？”
“這張卡不是俄羅斯的吧？”
“不是，”我說，“這是維薩卡。”
“先生，克里米亞受到了美國的制裁，”她說，“境外的信用卡交易全被凍結了。”
“這可嚴重了，”我說，“那怎麼付款？”
“你的現金還夠吧？”
我拿出一疊盧布，數了數，還夠支付房費。前臺小姐遞給我房卡和早餐券，告訴我早餐在離酒店50米開外的一家餐廳裡。我讓她幫我叫了一輛去馬桑德拉酒莊的出租車。
2
在馬桑德拉酒窖的入口處，懸掛著酒莊經理亞寧娜·帕夫連科的致辭。照片中，亞寧娜一頭金髮，身材富態，一點都不像一個“在逃”的嫌犯。
2015年9月，普京帶著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參觀馬桑德拉酒莊。負責接待的正是亞寧娜·帕夫連科。在她的帶領下，一行人流連在酒窖近百萬瓶塵封的佳釀之間，其中很多是帶有俄國皇室和歐洲皇室玉璽印記的年份葡萄酒。
亞寧娜介紹說，這些酒中最古老的是一瓶1775年的西班牙雪莉酒。狡猾的貝盧斯科尼用英語問道：“可以喝嗎？”看了看身邊的普京，亞寧娜立即表示：“沒問題。”
貝盧斯科尼被禁止入境烏克蘭3年，他領導的意大利力量黨要求烏克蘭方面做出解釋。馬桑德拉酒莊一時間名聲大噪，訂單激增。其中很大一部分訂單來自中國。
參觀完酒窖，我和幾個說俄語的客人一起走進品酒大廳。大廳裡擺著三排長桌，兩側全都坐著等待品酒的人。每人面前有8杯不同種類的葡萄酒，還有一杯礦泉水，用來清口。
“嗨，你從哪兒來？”旁邊戴著黑框眼鏡的男人問我。
“北京。你們呢？”
“莫斯科。第一次來馬桑德拉？”
“第一次。”
“我們也是第一次。覺得這裡怎麼樣？”
“酒不錯。”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作家。”
“會寫俄羅斯嗎？”
“有這個打算。”
“為什麼會對俄羅斯感興趣？”
我說，俄羅斯和中國一樣幅員遼闊，兩國有過相似的歷史，後來卻走上了不同道路。另外，我看過一些關於俄羅斯的書，它們大都是從宏大敘事的角度寫的。我更想寫寫那些旅途中遇到的故事和普通俄羅斯人的故事。
他點點頭，同時把我們談話翻譯給其他人。他們一共5個人，兩男三女，全是40來歲的中年人。
這時，其中一個女人說了句什麼，其他人全都笑了。
“她說什麼？”
“她說你很帥。”
“天……”
“你會把這段寫進書裡嗎？”
“當然不會！”
大家又笑起來。
這時，男人轉變了話題：“俄羅斯的經濟不行，越來越差。能掙到的錢越來越少。”
“但你們還是可以來克里米亞旅行，說明還不算太差。”
“我們來克里米亞，是因為喜歡葡萄酒。”男人說，“我們屬於一個葡萄酒愛好者的小團體。週末時，大家總是聚在一起，品嚐各自帶來的葡萄酒。”
“也喝伏特加嗎？”我問。
“也喝！也喝！”
男人告訴我，以前在莫斯科的超市可以買到很多外國葡萄酒，現在選擇越來越少。
“以前我們也喝格魯吉亞葡萄酒，”他說，“但是在1998年，我們和格魯吉亞打了一仗，兩國關係……”他用手做了個“爆炸”的手勢，“現在，在俄羅斯已經很難買到格魯吉亞葡萄酒了。”
“好在還有克里米亞葡萄酒。”我說。
“沒錯。我們都知道馬桑德拉的葡萄酒。這是沙皇時代的酒窖，歷史非常悠久。現在，我們重新拿回了克里米亞，代價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如果說這件事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克里米亞的葡萄酒可以源源不斷地供應到莫斯科了。現在，在超市都可以買到。”
“你們在莫斯科也喝過馬桑德拉的葡萄酒嗎？”
“喝過，我們都很喜歡。所以決定夏天來這裡看看。這是個很棒的地方，”男人環顧四周，“天氣也好極了，是不是？”
交談結束後，我們開始一杯一杯地喝酒。每喝完一杯，他們就用俄語小聲交談，好像在討論酒的口感。最後，那個男人問我：“哪杯最好？”
“波特不錯。”
“那也是我們的最愛。”
喝完酒，我乘坐公共汽車返回雅爾塔，開始探索這座城市。
馬桑德拉酒莊的品酒會。
3
夜幕中的雅爾塔，有一種老牌度假地之感。新潮的餐廳和酒吧也在零星出現，但更多的是蘇聯式的繁華。大街上人潮湧動，但幾乎看不到什麼時髦的度假客。大部分人是普普通通的俄國中產階級，或者退休老人。他們穿著樸素的衣服，吃著樸素的晚餐。在樸素的夜色中，就連餐桌上的燭光都顯得有些廉價。
經過高大的列寧雕像，穿過一座夜間遊樂場，我走上熱鬧的步行街——路邊的棕櫚樹在風中晃動。一位街頭藝人穿著蘇聯時代的海軍服，保持著一動不動的雕塑姿態。不時有遊客湊過來，表情拘謹地合影。謝頂的手風琴手，正在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憂傷的樂聲中，一位穿著肉色絲襪的大媽，坐到旁邊的長椅上，彷彿在回憶著凝重的過往中發生的一切。
我路過海灘，拿著浴巾的人們正在散去。一座仿造的埃菲爾鐵塔，即將陷入大海灰色的背景。我拐了個彎，進入一片安靜的街區。街角是一家蘇聯式的大眾食堂，只賣羅宋湯和俄國餃子。我走進去，點了一份餃子，想再要一杯啤酒。收銀員搖了搖手指，讓我到對面的熟食店去買。我買了1.5升的啤酒，吃著餃子，漸漸產生了一種幻覺：儘管我從未到過蘇聯，但如今我正置身其中。
或許，生活可以被想象成
另一種模樣
透明，而且溫暖，
如同別墅裡的夏日……
但它並非如此這般地消逝。
——維拉·布里奇《在飯館裡》
雅爾塔當然還有更吸引我的一面，這也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在俯瞰港口的山上，坐落著契訶夫的夏日別墅。正是在這裡，契訶夫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5年的大部分時光。也是在這裡，他寫出了傑出的劇作《三姐妹》和《櫻桃園》。
第二天，我在布里斯托酒店吃了一頓豐盛的早午餐，然後步行前往契訶夫的居所。我一邊爬山，一邊汗流浹背，想著契訶夫當年是不是也是這樣狼狽？
故居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小巷裡，周圍的老房子已被蘇聯時代的建築替代。一個瘸腿男人穿著軍服篤篤走過，一個掛著聖像的老者望著陽光投下的陰影。空氣中飄蕩著一股煮捲心菜的味道。我走進契訶夫故居，發現裡面靜悄悄的。除了我，這裡沒有別的客人。
奧爾佳比丈夫多活了55年。她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的種種混亂：從羅曼諾夫王朝解體，蘇聯建立，到衛國戰爭，再到“冷戰”。她經常回到這座別墅，直到91歲那年去世，埋葬在莫斯科郊外，丈夫的身邊。我突然意識到，她所經歷的，也正是契訶夫所錯過的。與她相比，契訶夫簡直單純得像個孩子。
順著花園中的小路，我走進那棟別墅。一樓是餐廳，木質長桌上鋪著白色桌布，牆上掛著普希金的畫像。房間涼爽而明亮，午飯從每天下午一點開始。隨後，契訶夫就步入書房，開始工作。
書房依然保持著當年的樣子，彷彿作家剛剛放下筆，外出散步，很快就會回來。壁爐上掛著“巡迴展覽畫派”畫家伊薩克·列維坦的畫作。他就是在這個房間裡完成了這幅《月光下的稻草堆》。他和契訶夫是同時代的人，從十幾歲起就認識了。列維坦生於立陶宛的一個貧窮的猶太家庭，契訶夫把他當作兄弟和朋友。他們有著同樣的愛好——打獵、釣魚、逛妓院。或許，正是由於太過了解自己的朋友，當列維坦愛上契訶夫的妹妹瑪利亞時，契訶夫告訴妹妹不要嫁給列維坦。
列維坦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契訶夫的作品中。在《跳來跳去的女人》中，他是那個好色的藝術家里亞博夫斯基，與一位跟自己學習藝術的有夫之婦偷情。因為這篇小說，列維坦與契訶夫斷交了三年。1900年，列維坦死在了克里米亞。他的病因和契訶夫一樣，都是肺結核。
書房裡還有一個書架，然而藏書不多。在搬到這裡之前，契訶夫已將幾乎所有的書籍捐給了故鄉塔甘羅格。書架旁的椅子上，放著一隻刻有花紋的木箱。那是1904年《櫻桃園》首演時的道具，由導演斯坦尼拉夫斯基贈送。房間直到1912年才通電。所以，夜幕降臨後，契訶夫就會燃起蠟燭和煤油燈。
在不寫作時，契訶夫是個“像磁石一般熱情”的主人。客廳的牆上，掛著朋友們的肖像：作家伊凡·普寧、高爾基、托爾斯泰，還有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在客廳一角，我看到一臺德國製造的鋼琴。完全可以想象，拉赫瑪尼諾夫坐在那裡彈奏著，而契訶夫和妻子站在一旁，靜靜地聆聽。
那一定是契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他過著寧靜的生活，收穫了愛情，同時還維持著驚人的創作力。他寫了兩部話劇，幾篇足以傳世的小說——其中包括髮生在雅爾塔的《帶小狗的女人》。我的腦海中滾動著其中的句子。
當初此地還沒有雅爾塔，沒有奧列安達的時候，下面的海水就這樣“嘩嘩”地響著，如今還在“嘩嘩”地響著。等我們不在人世的時候，它仍舊會這樣冷漠而低沉地“嘩嘩”響。這種恆久不變，這種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和死完全的無動於衷，也許包藏著一種保證：我們會永恆地得救，人間的生活會不斷地前行，一切會不斷地趨於完善。
——契訶夫《帶小狗的女人》
1901年5月1日，契訶夫永遠告別了這裡。他和妻子一起，經由莫斯科，前往德國治病。臨行前，他對友人說，他不會再回來了，彷彿已經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兩個月後，他在德國的溫泉小鎮巴登韋勒去世。
離開契訶夫故居，我沿山路而下，前往裡瓦幾亞宮（Livadia Palace）。
契訶夫的書房一角。
4
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張東亞面孔。此人身前身後都揹著書包，脊背弓成了對蝦的弧度。我看到他時，他也看到了我。
“日本人嗎？”他用日語問我。
“不是。”
他剛剛點燃的目光又黯淡下來。也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而他又太累。聊起來後，他告訴我，他也去裡瓦幾亞宮。
我問他為什麼扛著行李。他說，看完裡瓦幾亞宮，他就要離開雅爾塔，想辦法去對面的土耳其。
“特拉布宗（Trabzon）？”
“你怎麼知道？”
“猜的。”
“去過那裡？怎麼樣？”
我告訴他，特拉布宗有幾家不錯的魚餐廳；有很多來黑海度假的阿拉伯人——他們選擇特拉布宗，而不是異教徒的雅爾塔；碼頭上有不少啤酒館，裡面徜徉著前來淘金的高加索女郎。
“厲害！”他用日語說。
我們一起朝著裡瓦幾亞宮走，路過一片樹蔭遮蔽的商業區。那裡有一家旅館，一家韃靼餐廳，還有一家啤酒館。我看到店裡擺著幾隻碩大的啤酒桶，全都連接著橡皮管子。你可以拿著自家的塑料桶過來打鮮啤。
“太熱了，喝一杯吧。”我說。
日本青年如釋重負地卸下書包，“唉”地一聲癱坐在門口的長凳上，一動不動。於是，我去買了兩杯啤酒，遞給他一杯。
他接過來，喝了一大口。
“霧霾！”他心滿意足地說，“你一個人嗎？”
“對。”
“我也是。從海參崴出發的，走西伯利亞大鐵路。到這裡，再去土耳其。”
“然後呢？”
“希臘、巴爾幹、匈牙利……最後想一直走到倫敦。”
“假期夠長的。”
“辭職了。間隔年。”他說，“之前在東京一家麵包店做糕點師來著。每天從早上6點幹到晚上10點。”
“厲害。”
他從地上拎起書包，拉開拉鍊，拿出一份自制午餐——抹了蛋黃醬的三明治，裡面只夾了幾片黃瓜。他告訴我，為了省錢，每天吃這個，已經快一個月了。
我想起澤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那本書被日本人稱為“自助旅行者的聖經”。雖然書中寫的是1970年代的旅行，但似乎從那時候開始，日本年輕人省吃儉用的間隔年模式就固定下來了。
喝完啤酒，我們繼續往裡瓦幾亞宮走。那是“三巨頭”召開雅爾塔會議的地方。1881年，《中俄交收伊犁條約》也在那裡簽訂。中國從此失去了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土地。如今，那裡屬於哈薩克斯坦。
裡瓦幾亞宮是一座美麗的宮殿，讓我聯想到的裡雅斯特（Trieste）的米拉馬雷宮。同樣是白色的大理石，同樣俯瞰著大海，同樣是帝國的遺產，而兩個帝國也同樣在“一戰”中灰飛煙滅。
我們買了門票，進入白色大廳。正是在這裡，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決定了“二戰”後的勢力範圍和國際秩序。英美默許蘇聯獲得整個東歐，以保證地中海的安全。他們決定維持外蒙獨立，從而換取蘇聯對日宣戰。那張“三巨頭”的著名的合影，如今依然掛在牆上：三個貌合神離的男人，正在鏡頭前談笑風生。
沙皇的夏宮裡瓦幾亞宮。
裡瓦幾亞宮外的散步小道，被沙皇稱為“陽光小道”。
關於雅爾塔會議的俄文報道。
5
裡瓦幾亞宮原本是沙皇的夏宮。1867年，馬克·吐溫來到這裡，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熱情款待。當時，克里米亞戰爭的傷痛仍在持續。為了緩解財政困難，沙皇剛剛以720萬美元的價格，把整個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並不比沙皇的夏宮更貴。
那是俄美歷史上的蜜月期，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段。在《傻子出國記》裡，馬克·吐溫不無幽默地寫到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拿起沙皇的手掌仔細端詳——因為他想知道，這位一言九鼎的君王，究竟是不是血肉之軀？
亞歷山大二世廢除了農奴制，同時大力推行改革。和戈爾巴喬夫一樣，他沒有料到改革會釋放出如此巨大的反作用力——那力量把他也擊倒了。
1881年，從裡瓦幾亞宮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亞歷山大二世遭遇炸彈襲擊，證明了他是血肉之軀。他的兒子和孫子目睹了這場變故。他們後來將成為俄國的最後兩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可以想象，或許正是由於這場暗殺，他們才變成了保守的獨裁者。他們拒絕進一步改革的呼聲，大肆鎮壓反抗。直到1917年10月，一場鋪天蓋地的革命，終於變得在所難免。
我和日本青年步上二樓，徜徉在沙皇的房間裡。1910年，尼古拉二世重新修繕了裡瓦幾亞宮，此後每年都會來這裡度假。沙皇的一個女兒寫道：“在聖彼得堡，我們工作；在裡瓦幾亞，我們生活。”
1917年2月退位後，尼古拉二世曾經請求革命政府，允許他和家人退隱到裡瓦幾亞宮。這個請求遭到了拒絕。布爾什維克把沙皇的夏宮，變成了工人階級的肺病療養所。
我想起，在拉脫維亞的山城錫古爾達（Sigulda），我也曾借住在一棟貴族的夏屋裡。1917年，貴族遭到流放，夏屋同樣被改成了肺病療養院，後來又變成了兒童康復中心——沒有什麼比家庭空間的變化更能反映這場革命的日常。
周圍沒有吃飯的地方。唯一的咖啡館，也早就關門大吉。我走了很遠，才在山下的食雜鋪裡買到了麵包和香腸，還有一瓶啤酒。
夜幕降臨後，我回到山上，治病的孩子已經離去。我像主人一樣，踩著“咯吱”作響的樓梯，在夏屋裡遊蕩。走廊上掛著當年貴族的照片，三個漂亮的女兒，契訶夫迷戀的“三姐妹”主題。她們後來都去哪兒了？還有蘇聯時代的黑白照片：消瘦的肺病患者、穿著白大褂的女護士。我回到房間開始喝酒，感到燈光搖晃得厲害。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地方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一種物是人非後的沉寂。那沉寂中，有著極其孤獨的意味。在裡瓦幾亞宮，我感到了類似的孤獨。羅曼諾夫家族的房間裡，又擺上了當年的傢俱，牆上掛著家族的畫像。一切又恢復了原樣，彷彿時光就停在那裡，之後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那些瘋狂、血腥和革命的片段，以及它們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悄無聲息地抹去了。眼前的一切，試圖營造的是與之完全相反的東西：高貴、文明、和諧、永恆。
我突然意識到，列寧——革命的另一方——也處在相似的情境下。他的軀體躺在莫斯科紅場的陵墓裡，真實得如同一個超現實的夢境。然而，那軀體與它的時間早已脫離：它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它在時間之內，又在時間之外。
歷史是一場我試圖從中醒來的噩夢。
——喬伊斯《尤利西斯》
我和日本青年走出裡瓦幾亞宮。在茂盛的花園裡，不時眺望懸崖下的大海。我們又路過那家啤酒館，我提議再喝一杯。
日本青年想掏錢，被我攔住了。
“我來吧，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喝著啤酒，聊著間隔年，以及他希望從中找到的意義。他說，那意義或許就在每天節儉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過程裡。
最後，他說他要去碼頭乘船了。
“那麼，再見。”
“再見！謝謝你的啤酒！以後一定來東京找我！我請你喝酒！一定要來！”
“好的！”
——雖然他並沒有留下聯繫方式。
—— 完 ——
題圖為雅爾塔海灘上的人們。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拍攝。
劉子超，作家、譯者、媒體人。1984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德媒體使者、牛津大學訪問學者。著有旅行文學作品《午夜降臨前抵達》，獲2015年“書店文學獎”。他最新的譯作是伊恩·弗萊明的遊記《驚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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