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馬君按：
在這個世界，作惡或許不難；但做一個受害者，是很難的。你所遭受的一定要足夠嚴重，否則會被認為小題大做；你不能太堅強，要看起來很痛苦，久久走不出陰影；但也不能太脆弱，否則“這麼點事就自殺真是扛不住一點壓力”這樣的評論就會用在你身上；你不能有一點道德瑕疵，不能犯過一點錯；你不能太軟弱，在遭遇危險的時候一定要極力反抗；但也不能太強大，一定要反抗無果受到傷害；在性侵的案件中，你被要求不能穿太少，也不能穿太多……
今天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性侵受害者，她一直在猶豫要不要說出自己的這段經歷，但卻因為種種擔心保持了長達十年的沉默。我請她寫出了自己的經歷和擔心。
這兩天，長江學者瀋陽20年前性侵學生高巖，並最終導致其自殺的事件被爆了出來（網上還有幾篇相關的文章沒有被刪，不瞭解事情經過的人可以自行搜素）。我下面想講的，和這件事有那麼一點關係，但又不太相關。有一點關係是因為，我也曾經遭受過性侵，這個事件爆出後讓我想到了很多以前發生的事；不太相關則是因為，實施性侵的人並不是我的老師，我所遭受的傷害也不及高巖那般深刻，這也是為什麼我到今天還活得好好的原因吧。
事情發生在我16歲生日那天。那段時間，因為流感病毒的肆虐，高中被迫停課了。我母親回了老家照顧生病的外公，家裡只剩下我和我的繼父。我和我的繼父關係向來不好，“不好”的意思是他經常向我發火，喜怒無常，我卻不敢和他發生正面衝突，因為我害怕事後受到母親更嚴厲的責備甚至打罵。
母親離開沒幾天後，他就隨便找了個藉口把我趕去了一個親戚家裡。一開始我不想去，親戚家離我的同學好友太遠，而我正處於最需要同伴的年紀。跟他吵了幾句之後，我收到了母親的電話。電話裡母親嚴厲又幾乎悲愴地質問我，“什麼時候能讓我省點心”，她要求我立刻服從繼父的安排，並向他道歉。
我照做了。
在生日那天接到繼父電話非要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已經在親戚家住了將近一週。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這麼好心要給我“過生日”，但也不敢違逆他的想法，生怕再次激怒他。
晚上回到家後，他給我做了幾道菜，還買了一個小蛋糕。他插上蠟燭，給我戴上蛋糕店送的生日帽，然後讓我笑，給我拍照。我裝作很開心的樣子對著他的鏡頭擠出笑容。然後他滿意地放下手機，不緊不慢地笑著問我，“爸爸對你好不好？”
他笑起來的樣子嚇了我一跳，我趕緊強迫自己笑出來，說，“當然好啊！”
“對你這麼好，那你還不過來親爸爸一下？”
以前當著母親的面，他也會提類似的要求，母親似乎也樂得看我們“父女情深”的樣子，每次我裝作很開心地跑過去親他一下之後，母親都會笑著表揚我，有時我親完他之後，他會狠狠湊過來再親幾下我的臉，我每次都非常不情願，偷瞄母親，她依然笑笑的，我也就不敢表現出自己的不滿。
所以這次，我也像平時那樣過去親了他一下，剛準備從他身邊走開，他就一把用手摟住我，然後整個人都湊了過來，不停地吻我的臉，然後是嘴。他的嘴唇又厚又油，硬生生地在我臉頰和嘴唇上滾來滾去。
我對這樣的侵犯感到很不舒服，想把他推開無奈力氣太小，我只能故作鎮定地說，“爸你這是要幹嘛？”
他發出幾聲笑聲，沒有說話，只是繼續狠狠地親我，用一隻手把我箍地緊緊的，讓我根本無法掙脫。
我有點慌了，說，“我要去睡覺了！”然後拼命躲開他。
他獰笑著看著我，說，“你害怕了？”
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個表情，現在想到還是忍不住發抖。我不記得後來是如何收場的，只記得最後我終於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之後幾天，我發現家裡的浴室插銷上的插頭突然不見了，所以幾天都沒有敢去洗澡，直到後來我找了一根細長的鋼管，在洗澡的時候偷偷拿進去插上。更神奇的是，在母親回來之後，插銷的插頭又突然完好地出現了。
還有一次我午睡起來，仍然暈暈沉沉，在沙發上換鞋，突然感覺有人在摸我，一回頭，看到他在身後正用手貼著我左邊的乳房。可是後來發生了什麼，我卻完全不記得了，這讓我非常生自己的氣，不禁連自己都懷疑起這件事的真實性。
那段時間我一直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只是一時興起，還是真的想對我做什麼，只能一天天如履薄冰地熬下去。
母親回來後，他也就沒有再做什麼過分的舉動。我才暗暗鬆了一口氣。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從來沒有。從去年開始的metoo運動燃燒到了中國，我積極地轉發相關的文章到朋友圈，並加上#metoo的標籤，但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件事，我從沒有提起過。
我有很多擔心。
我擔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件事跟羅茜茜、高巖她們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好像她們才是理直氣壯的受害者，而我則是太過敏感、脆弱的假受害者。——畢竟我沒有被強迫性交。這最大的幸運卻也成了我開口說出這段經歷的最大阻礙。我知道，性侵的定義不只是強姦或者試圖強姦，任何違反對方意願，作出性相關的行為，包括性交、撫摸、親吻，或者性騷擾，都屬於性侵。但我還是一遍遍懷疑自己是不是小題大做了，甚至會試著讓自己相信，當時他的行為只是為了“表示友好”。“畢竟什麼都沒有發生”，我這樣安慰自己。
在看完高巖的事件後，我在想，如果她在第一次去瀋陽教授家遭到強行摟抱和親吻後，就能夠把一切說出來，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還是說，
她會被很多人“安撫”：“畢竟你也沒被他怎麼樣”？過去的這麼多年中，我還是會親切地（或假裝親切地）叫那個男人“爸爸”，假裝那件事從來都沒有發生過，我會像所有孩子一樣，逢年過節給他打電話，買禮物，過年回家在廚房給他打下手。我看著他一點點衰老，對我的態度也越來越客氣，我擔心這個時候說出曾經發生的那件事，會讓那個表面上非常平靜的家庭再次陷入爭吵。也害怕再次面對母親的責備，因為多年前的那麼一點“小事”讓她不省心，破壞她的家庭和諧。按照王敖老師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家庭的institutional betrayal.
我想高巖會不會也經歷過這樣的糾結，也在一面忍受侵犯的同時，一面努力扮演著一個“好學生”的角色。她是不是也在擔心，如果說出自己的遭遇，會引起學校的軒然大波，最終自己反倒成了那個“讓學校丟臉的人”？
我還擔心，和其他受害者相比，我表現得太堅強、太理性了。那件事對我的影響，似乎只有在面對家庭的時候才會浮現，其它更多時候，我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為了一些小事歡呼雀躍，也有偶爾的小不開心。它給我帶來的痛苦，經過這麼多年的沖洗，也逐漸變得越來越淡。我還越來越肯定一點：在這件事上，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護當時的自己，犯錯的是性侵我的人。
只是，這樣理性、堅強、不需要幫助的受害者還算是受害者嗎？我是不是應該活得更痛苦一些，在那段陰影裡永遠走不出來，不停地責怪自己，才能取得更多人的認同？
當然，如果用理性來回應我所有的擔心，一切都會變得很明晰：
1、不是隻有被強姦了，才算“被怎麼樣”，不是隻有發生了最壞的事情，才算“發生了什麼”。被強行撫摸和親吻，就是所發生的。
2、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受害者也沒有滿足大眾期待的義務。的確，越無辜、越善良、越痛苦、越需要幫助的受害者，就越能獲得大家的同情。但受害者並不總是軟弱無力，永遠生活在痛苦中的。
只是在這樣一個苛責受害者的社會氛圍裡，理性又能支撐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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