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報告了武漢早期組織的情況，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不僅如此，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自覺研究和宣傳黨的“一大”。
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黨組織通知，要求武漢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付給每名代表100元路費。董必武、陳潭秋代表武漢共產黨組織赴上海出席“一大”。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來了從北京、長沙、武漢、廣州、上海、濟南及日本7個地區來的13位代表,另外加上兩位從蘇俄伊爾庫茨克來華的外國人,共15人。在極端秘密的氛圍下,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那一年，董必武35歲，年齡僅次於何叔衡，為與會者中第二位的年長者。會議主席張國燾這樣評價董必武：“為人醇樸,蓄著八字式的鬍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強風格。”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誕生於湖北黃安(今紅安)縣城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為清末秀才。1903年，董必武毅然拋棄封建功名，轉向新學。1905年，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趕赴武昌投奔軍政府任秘書官,擔任過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員、軍政府總務科長等職。1913年,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董必武流亡東京,入日本大學讀法律。當時孫中山建立的中華革命黨只有幾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1915年,董必武潛回原籍組織反袁起義被捕,袁世凱死後出獄,回日本完成學業。留學期間,董必武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書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影響下，董必武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通過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和對俄中兩國革命成敗原因的比較，他深切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由此，他實現了由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重大轉變，馬克思主義最終成為他一生不變的信仰。1920年，他在湖北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跨入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的行列。
關於中共“一大”的情況，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中曾有過介紹。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張國燾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張國燾與董必武是列寧學院的英文班同學，何叔衡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何叔衡兩次聽了張國燾關於建黨初期情況的報告，或許是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況，便給董必武寫了一封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覆信，針對何叔衡的提問依次做了如下回答：
1.大會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
2.參加會議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後成為反對派］），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二李早經開除出黨］），廣東代表（陳公博［早經開除］、包惠僧［1927年脫黨］），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姓名忘記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經開除］），此外有兩個國際代表，其一是馬林（荷蘭人，聽說也是反對派一分子），另一個人的姓名忘記了。
3.議事日程中有職工運動，對別黨的關係和在政府作事務官等問題，都有爭論。職工運動有的主張職業聯合，有的主張產業聯合，決議是產業聯合，(誰是怎樣的主張，記不清楚)，對別黨的關係，有人主張共產黨員必須與其他政黨脫離關係，有人主張共產黨非得到黨的許可，不得兼充其他政黨的黨員，決議是不準黨員跨任何黨籍。關於在政府作事務官的問題，有人主張絕對不允許，有的主張得黨部允許，才可作事務官。決議是絕對不允許。後面兩個問題大約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決議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會場是借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後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檢。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南）湖船上，將會開完。
5.大會沒有宣言，只向國際做了一箇中國情況的報告。報告是李漢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經大會通過。（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留著沒有？）
以上是我所能記著的。國燾同志還能記得許多，請問問他，當更知道詳細點。
這封信將中共“一大”的情況做了最簡要的說明；該信還披露了一個信息：董必武參與起草了“向國際做了一箇中國情況的報告”。
這封董必武寫於1929年底的信，是“一大”代表最早的回憶文章之一，是研究“一大”的重要資料。
“一大”後，董必武、陳潭秋返回武漢。在律師事務所的樓上，董必武向武漢黨組織全體成員介紹了“一大”召開的情況後，興奮地說：“中共的成立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黨指示我們做好工作，為掀起工人運動的高潮而努力奮鬥。”
關於一大的回憶與研究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宣言》。
然而，這三個重要文獻，當時都沒有保存下來。幾十年後，研究者才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與共產國際歸還的檔案中發現前兩個文獻的英文稿與俄文稿，使人們能夠了解這兩個文獻的內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那麼，為什麼“一大”的文獻沒有保存下來呢？原因有兩個：其一，建黨之初，各種制度都不健全，尚無檔案制度，與會代表也都沒有重要文獻應該存檔的概念。其二，代表們沒有認識到“一大”竟有如此深遠的歷史意義。
由於“一大”的文獻都沒有保存下來，而人們的記憶力又極其有限，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對黨的“一大”記憶就更加模糊，於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於中共“一大”的基本情況都不甚了了，甚至十幾年後,當年的“一大”代表，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召開的具體日子。
1937年，黨中央進入延安，終於迎來相對穩定的環境。1938年春天，為進一步擴大中共的影響並凝聚全黨,毛澤東經過與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商討,決定組織建黨紀念日活動。
一天，毛澤東問董必武：“你記得一大是那天召開的嗎？”
“只記得是在7月，至於哪一天，則記不得了。”董必武答。
由於無法確定具體日子,黨中央決定取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在1938年5月召開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一篇講稿中,毛澤東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週年的紀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週年”。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為黨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從此,“七一”就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是必須搞清楚的重大歷史事件。為此，身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自覺地將研究“一大”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他老人家對“一大”的情況進行了多次考證，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有：
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
1937年，董必武同尼姆·威爾斯談話；
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給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的回信；
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與中央檔案館的同志座談時的發言；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寫的《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
董必武的這些回憶資料，主要回答瞭如下幾個問題：
2.會議日期，“一大”是7月召開的，但沒有肯定是哪天開幕。1971年8月4日， 董必武在《談黨的一大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時說：“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準的。”
3.關於黨綱、決議、宣言的問題。董必武在40多年的多次回憶中，都沒有說“一大”通過了“第一個黨綱”和“第一個決議”，而只說討論和通過了宣言。1971年8月4日，《董老談黨的一大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中開頭就說：“一大問題在中國文獻上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接著又講：“這裡有個問題請大家考慮，一大沒有任何文件，共產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兩個文件沒有名字，沒有年月日，這樣的狀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大時共產國際的代表是馬林(荷蘭人，託派)，他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個原因是一大以後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那時我們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情況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
董必武的回憶對中共“一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審定“一大”紀念館與南湖“紅船”
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會址經一年時間初步修繕後，作有限制的內部開放。為了完全恢復革命舊址的當年建築原貌和陳設佈置，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曾先後作出批示，要求再作深入細緻的調查。
面對“一大”代表和當事人眾說紛紜的回憶，紀念館工作人員無法做最後的斷定。正在大家為難時，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前來上海視察。
董必武來到興業路78號，在會址內外來回走了幾圈，仔細觀察房屋的內部結構和擺設，肯定地說:“當年我們開會不是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佈置在樓下。”他還分析道:“當時不像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還有外國人參加。”接著，他又細心觀察了樓上已經修復的廂房，指著窗上隱約突出的橫條石說:“這裡原來是大井，也有一個大門，這不是原來的石庫門門框嗎？”
董老的回憶跟紀念館工作人員調查訪問所得的情況是完全一致的，解決了紀念館工作人員在調查會址原狀中的難題。
1957年6月，紀念館負責人前往北京再次訪問了李達、包惠僧、薛文淑和劉仁靜等人，並向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彙報了調查情況，最後決定根據董老的意見將會議室佈置在樓下。
董必武這次視察，還應邀為紀念館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
這題詞出自《莊子》，是說有些事情開始時極其微小，不被重視，後來卻發展壯大起來，成就了一番大事業。這句富有哲理的題詞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寫照。
由於“一大”的最後一天是在南湖遊船上召開的，因此，黨和政府決定在嘉興籌建南湖會址紀念館，並明確指示:南湖建館的中心是“船”的問題。1959年3月，中共嘉興縣委宣傳部將復原的船的模型及圖紙報送中央有關領導審定。董必武仔細看了送來的船模後指出:船模式樣是對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細，但不夠逼真，復原工作應該“新工舊做，整舊如舊”。
根據董老的審定意見，嘉興縣委宣傳部複製了遊船：船長16米、寬3米，前艙搭有涼篷，房艙設有床榻，一條夾弄把前、中、後艙和房艙貫通。客堂間的屋頂有氣樓，篷懸明燈，擺放著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和古舊朱漆的椅凳茶几，顯得典雅樸素。
從1959年起，紀念船就停泊在湖心島岸邊、煙雨樓前，供人瞻仰，人們親切地稱這艘中國革命的領航船為南湖“紅船”。
1964年4月5日，董老再次到南湖視察，他登上紀念船，仔細地察看船艙內外後說:“這隻船，我回憶是造得對的，造得成功的。”接著，董老又回憶道:“當時開會好像僱了兩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後，嘉興縣委宣傳部又經過進一步調查得悉，絲網船由於船體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備有一隻小篷船，俗稱“拖梢船”，為接送客人和進城購物用。因此在“一大”會議紀念船的後面製作了一艘拖梢船。
紀念中共“一大”的詩作與楹聯
董必武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時又是一位熱情真摯而多產的詩人，他留下了諸多紀念“一大”的詩作與楹聯。
1963年12月,董必武應邀為中共“一大”南湖會址題撰寫了一副楹聯。
南湖位於嘉興城區之南，分東西兩湖，相連似鴛鴦交頸，又稱鴛鴦湖，與杭州西湖、紹興東湖並稱浙江三大名湖。南湖煙波浩渺，菱歌漁唱，湖內盛產魚類，湖畔茶樹飄香，“南湖菱”鮮嫩甘甜，最為著名。不僅如此，嘉興南湖更因中共“一大”而名揚天下。
南湖中有湖心島，島上有“煙雨樓”。此樓為兩層木質結構，紅牆碧瓦，雕樑畫棟，朱欄玉砌，蔚為壯觀。據說煙雨樓是取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意境而命名。當山雨欲來時，站在樓上觀雨，只見南湖上輕煙拂渚，微茫破霧；夾岸亭臺，乍明乍滅；漁船泊靠，櫓聲依稀。其妙不可言喻。
如今，在煙雨樓正廳最為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到董必武撰寫的楹聯：
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
風雨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
上聯起手“煙雨樓臺”點明時間、地點，既實寫了煙雨樓宜人景色，又暗寫當年長夜難明的政治形勢。“革命萌生”比喻黨的“一大”的召開。80多年前，這艘遊船承載著十多位血氣方剛的有志男兒，醞釀完成了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星星火”，源於毛澤東曾用以形容革命形勢發展的星火燎原之語，用來評價黨的“一大”的巨大歷史影響，十分恰當。
下聯“風雲世界”與“煙雨樓臺”字面對仗，但著眼點已變，由南湖一地推及全國，推及全球，寫出“風雲鉅變”的大好形勢。“逢春蟄起”與“革命萌生”對仗，形象鮮明地描繪出革命蓬勃發展。“到處皆聞殷殷雷”，比喻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大地風起雲湧，電閃雷鳴，波瀾壯闊，天翻地覆。
此幅楹聯，突出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重大意義：從“星星火”到“殷殷雷”，這一切都是從這艘普通的遊船開始的。
另外，煙雨樓簷下“煙雨樓”的匾額亦為董必武所書。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細雨紛紛，董必武再次到南湖視察。他登上紀念船，回憶起當年代表們在遊船內秘密聚會，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他揮筆題詩一首《清明節遊嘉興南湖煙雨樓》:
革命聲傳畫舫中，
誕生共黨導工農；
重來正值清明節，
煙雨迷濛訪舊蹤。
這首詩語言樸實無華，情感深沉凝重。清明節是中華民族祭祀祖先、祭奠先烈的日子，董必武在清明時節來到南湖，回顧從南湖小船開始的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緬懷為革命勝利獻出了寶貴生命的無數先烈，不禁心潮澎湃，一句“重來正值清明節，煙雨迷濛訪舊蹤”，道出了無限的深情！
1961年7月1日，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幕，恰逢中國共產黨誕辰40週年，董必武撫今追昔，感慨萬分，賦詩以紀念之。全詩為七言絕句三首，其中第二首為：
群英結黨救中華，
脫穎人來喚彩霞。
星火燎原誰料得？
卌年成就浩無涯。
該詩言簡意賅,情感真摯,含意雋永，把人們的思緒引到中國共產黨創立時那難忘的歲月。詩中首句寫中共“一大”召開，“群英結黨救中華”；二句寫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偉大意義：“脫穎人來喚彩霞”。自從有了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三句、四句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40年來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成就浩無涯”。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絕句字數的限制，董必武用了一個很不常用的字：“卌”，一橫四豎，“四十”的意思。由於電腦裡沒有此字，所以，許多作者都把此字錯打成“卅”字。一字之差，少了十年。
一個月後，8月21日，董必武在京漢線的列車中，又一次回憶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憶起出席“一大”的代表王盡美與鄧恩銘，寫下《憶王盡美同志》：
四十年前會上逢，
南湖泛舟語從容。
濟南名士知多少，
君與恩銘不老松。
詩中“君與恩銘”係指出席“一大”的濟南代表王盡美與鄧恩銘。他們都是年輕的共產黨人。王1898年生，病逝於1925年，年僅27歲；鄧1901年生，1931年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30歲。
董必武的這首詩，樸實無華，表達了對革命先烈深深的懷念之情。句首“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泛舟語從容”，回憶了與王、鄧等一起參加中共“一大”，在南湖遊船上討論的情況。40年過去，王與鄧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銘刻在記憶的深處。
因為王與鄧是以濟南代表身份參加“一大”，並長期在山東從事革命工作，所以，董老詩中將他們歸於“濟南名士”。“君與恩銘不老松”，則是對王盡美與鄧恩銘的高度評價。王參加“一大”時23歲，鄧更年青，只有20歲。一位長者在詩中稱兩位年青人為“不老松”，充分表達了董必武的緬懷之情、敬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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