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她夏了夏天丶
全球IPO總量處於下跌通道，唯獨港股和A股IPO 依然活躍，港股IPO也是以內地公司為主，曾經有一年一段時間IPO太多了，交易所的鑼不夠用。
美國是最開放的資本市場，不僅僅對全球投資者開放，也對全球公司開放上市，並不斷降低上市門檻，吸引更多公司上市，可結果並不理想，美國IPO並不是很多，經常性不如A股IPO多融資數量大。
問題出在哪兒，美國是IPO容易，可是維持上市地位很難，成本也很高。美國有一部令上市公司聞風喪膽的薩班斯法案，有無處不在的集體訴訟機制，有強大的做空機構，這對於中概股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最近瑞幸咖啡率先被渾水發佈做空報告，職責財務數據造假，接著瑞幸咖啡自爆交易數據有問題，4月2日，瑞幸咖啡在公告中承認，公司在對2019財年的財務報表的內部審計中發現，從201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時任瑞幸首席運營官（COO）劉劍和他手下的幾名員工一直存在虛構成交數據等“不當行為”，虛報額達人民幣22億元。這對於已經被美國律所發起集體訴訟的瑞幸咖啡來說，賠錢已經是板上釘釘，關鍵就在於賠多少錢的問題。
不僅僅瑞幸咖啡造假案發，其他中概股也被一些做空機構盯上，美國證交會還專門發出警告，新興國家IPO信息披露存在問題。
美國盯上中概股，一些中概股已經準備從美國市場私有化，私有化以後大概率就是迴歸A股上市，中概股遠赴美國上市大概率會有所忌憚。
很多IPO更願意在A股上市，在於A股監管要比美國寬鬆得多，做空機構敢於發佈做空報告，質疑財務造假，等待的可能就是會有損害商譽罪名來臨，就會被某些機關調查。
A股對財務造假給予更多寬容度，處罰也更輕，即使新政券法已經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可是與薩班斯法案相比，依然有不小的距離，尤其是集體訴訟機制的建立，上需要很多的努力，國內獨有的法律氛圍，投資者維權依然步履維艱。
杜坤維
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全球金融市場發生了一個值得一提的明顯變化，那就是：IPO上市的公司數量，明顯減少了。
根據Dealogic的統計顯示，截至12月29日，全球股票交易所在2019年共完成了1,237樁IPO，比2018年少了20%。這些IPO一共募集了1,888億美元，比2018年少了10%。
公眾和市場對IPO熱情不高，背後有很多原因。比如中美之間發生的貿易糾紛，導致很多中資企業不再謀求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英國在脫歐談判進程中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導致歐洲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之一，倫敦證券交易所上IPO的公司數量大幅度降低。幾家高調的科技獨角獸，在IPO後股價大跌（比如優步在IPO後股價下跌30%），讓很多投資者在購買IPO前三思而後行。所有這些原因疊加起來，導致2019年成為全球IPO的一個”淡季“。
IPO數量和規模下降，主要發生在歐美的股票市場。而其中的美國股市，更不是第一天發生這種情況。事實上，選擇通過IPO上市的公司數量越來越少，這個趨勢在美國已經持續了20多年。
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上，擁有的上市公司數量巔峰，需要追溯到20多年前的1996年。當時，在全美國，大約有8,000多家上市公司。而截至2019年10月，美國的上市公司數量，為4,400家左右，僅為巔峰時期的一半左右。
為什麼在過去的20多年間，美國的上市公司幾乎少了一半？大致來說，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有一些新經濟公司，對於資金的需求，不像之前的”舊經濟“公司那麼旺盛。
舉例來說，2016年，亞馬遜基於190億美元的投資額，獲得了1360億美元的銷售額。也就是說每一塊錢的投資，帶來差不多7塊1毛錢的銷售額。而同期沃爾瑪的投資額和銷售額，分別為1350億和4860億美元，也就是每一塊錢投資，產生3塊6的銷售，差不多僅為亞馬遜的一半。
亞馬遜和沃爾瑪，一個代表新零售，另一個代表傳統零售，而他們對資金的使用效率，對比差別非常明顯。代表新經濟的亞馬遜，對於資金的渴求，並不像沃爾瑪這樣的傳統經濟公司那麼強烈，因此也解釋了為什麼類似公司奔赴IPO的需求並沒有那麼迫切。
第二，私募股權一級市場，向未上市公司提供了更多的融資途徑和股票的流動性。
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英美各國的股票二級市場，受到了重大打擊。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蓬勃發展的私募股權一級市場。從2008年金融危機算起，全世界的大學基金會、養老基金和主權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大約往一級市場裡投了差不多2萬億美元。越來越多的公司，在一級市場就能夠獲得公司發展需要的資金，因此推遲了他們的上市時間表。
舉例來說，在2000年以前，美國上市公司的中位數年齡，大約在8歲。也就是說，IPO新上市的公司，平均創立了8年左右。而在2000年以後，IPO上市公司的中位數年齡，上升到了11歲左右。並不是這些公司沒有募資需求，而是他們在一級市場上募得了需要的資金，因此在公司規模更大以後再選擇上市。
未上市公司的股票，在一級市場上的流通性，也得到了顯著提高。二級市場相比於一級市場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其流動性。參與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包括散戶，基金，保險公司，養老金，大學基金會，主權基金等各種類型的投資者。由於證交所的披露要求，公司的財務信息透明度更高，因此要想賣掉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二級市場遠比一級市場方便有效的多。這也是很多公司選擇IPO上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最近幾年，一級市場的流動性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舉例來說，愛彼迎在2016年第三季度完成一輪融資，公司估值300億美元，融資額8.5億美元。而當時公司的員工，賣出了價值2億美元的股份。如此規模的融資活動，全部在一級市場完成，因此延緩了像愛彼迎這樣的公司的IPO的緊迫性。
第三，公司上市的合規成本更高。
2002年，作為對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財務造假醜聞的應對，美國國會通過Sarbanes–Oxley法案。為了防止類似於安然事件的重演，Sarbanes–Oxley法案對於所有上市公司的財務披露要求有了新的更加嚴格的規定，明確要求上市公司CEO和CFO對於公司的財務報告負全部責任，確保財報不含有任何不實或者誤導信息。這一法案的通過，提高了公司上市的合規要求，間接增加了公司的上市成本。對於一些公司來說，除非萬不得已要去二級市場IPO，否則他們寧願在一級市場完成融資需求。
上面這些原因，解釋了過去20多年，美國股市上市公司數量越來越少的變化。那麼，這些變化意味著什麼呢？大致來說，主要有以下影響。
第一、平均來說每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規模，變得更大了。
之前提到，選擇IPO上市的公司的平均年齡，從8歲增加到了11歲。因此到最後實現IPO上市的公司，平均來講是那些年齡和規模更大的公司。
舉例來說，1997年，成立3年的亞馬遜上市，IPO市值為6.2億美元左右。2004年，成立6年的谷歌上市，IPO市值為287億美元左右。而2012年，成立8年的臉書上市，IPO市值為1100億美元左右。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晰的規律：上市公司的年齡越長，上市後的市值規模就越大。2017年，美國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大約為73億美元左右，是20年前（1996，16億美元）上市公司平均市值的4倍多。背後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在等待了更長時間後再選擇上市。
一般來說，市值規模越大，可以投資該公司股票的投資者，範圍就越廣，因此公司也就被研究的越透，股價的有效程度越高。因此上市公司的平均規模更大，提高了市場的有效程度，使得戰勝市場變得愈加困難。
第二、想要戰勝市場的機構投資者，不得不擴大投資範圍，從上市公司擴展到非上市公司。
像富達、T.Row Price、惠靈頓等本來主要專注於二級市場的大型基金公司，都發起了能夠投資一級市場的股票型公募基金，其原因就在於二級市場競爭激烈，機會有限，因此需要擴展到一級市場去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提高基金的投資回報。
當然，這樣的趨勢也導致一級市場投資資金充沛，推高了未上市公司在一級市場上的估值。如果一級市場上的估值脫離了理性程度，那麼這種變化也會增加這些公司在未來IPO時，股價破發的風險。2019年Wework決定放棄本來的IPO計劃，背後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級市場上估值太高，導致公司如果在二級市場上發行股票，其股價很可能被腰斬，迫使公司管理層不得不放棄原定的IPO計劃。那些在一級市場上購買了Wework股票的投資者，只有很少數能從中獲利。
縱觀美國股市過去20年， IPO上市融資對公司的吸引力不足，成本增加，因此導致在證交所掛牌的上市公司數量，不斷下降。這樣的變化，導致上市公司的平均規模更大，年齡更長，市場也更加有效。同時，有更多的投資者被倒逼去一級市場投資，尋求更高的投資回報，從而推高了一級市場未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這些變化對於美國股市造成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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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auboussin, Dan Callahan, Darius Majd,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universe of stocks, March 2017
Richard Henderson, Global drop in IPOs stirs fears for shrinking public markets, Dec 29,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