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领航员、中共地下党员张祖礼
张祖礼（1919.2.11-）广西博白县径口镇文水村人，1938年考入博白县立初中受姑妈影响参加广西学生军，1940年夏学生军整编后入桂林高中读书。1943年秋高中毕业后考入空军。1944年7月去美国德克萨斯州领航学院学习，归国后调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任领航员参加起义
1948年12月17日飞抵石家庄后起义人员合影。左起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郝桂桥、周作舟、俞渤
驾机起义成功后起义人员受到解放区人民欢迎。左一张祖礼、右一俞渤、后右一郝桂桥等五人换上解放军军服合影留念
张祖礼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我是广西博白人。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就有三位共产党员。一个是我的四姐张祖文，一位是我的堂哥张祖贵，一位是我的姑妈张博文。我18岁在博白中学上学时，受姑妈影响参加了学生军（当时李、白主政广西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军有3000多人，在行政上属于国民党，但是学生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地下党，大队、中队指导员都是进步人士。
1941年，日本侵略者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广西占领南宁，于是我们学生军也开始配合国民党第46军打日本鬼子。
1943年我痛感时局考入国民党昆明航校，经3个月培训后，1944年2月，被派到印度拉哈尔学习航空理论。7月又被派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爱伦敦领航学校学习领航技术，并取得甲种领航员证书。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不仅学会了为飞机引路，而且也为自己找到了人生方向。
当时我看到美国华侨日报上刊登的一些进步文章。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的一篇《论联合政府》的文章，大家开始对共产党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少同学私下相约，回国后要设法到解放区去找共产党。学成回国后我调入成为空军8大队35中队，任轰炸机领航员。不久后我认识了101中队的张雷。
张雷的表姐就是新四军，我想通过这条线去解放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雷后却被拒绝了。张雷说：“国民党的空军是一个很难打进去的系统，希望你留在上海，为解放全中国工作。”
后来八路军晋冀鲁豫城市工作部派到上海的地下党人员王月英与我联系，我们之间保持单线联系。当时时局混乱，国民党在上海疯狂逮捕地下党员、镇压学生运动，我们每周六相约在上海虹桥公园见面。我所在的空军有多少飞机，有哪些飞机，每架飞机可以载多少人，有多少炸弹等等情报，通过王月英都很快传到了地下党。
这位王月英是上海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关于她的生平目前我查到是抗战时就由八路军晋冀鲁豫城工部派遣到上海做地下斗争的，此后一直在上海潜伏。曾化名李敏，解放战争时期向民主人士积极宣传共产党政策，她的相关历史资料我还会继续整理
1948年国共大决战开始，国民党大厦将倾。淮海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前线作战处处被围，战局形势急转直下。
我和国民党空军第八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周作舟此时经常被安排飞往战场进行轰炸任务。听到飞机起飞，我心里就疼，只要飞机起飞，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解放军战士有可能被炸死。因为飞行员感冒是不能执行飞行任务的。连续几次，上级命令我执行任务，我唯一拒绝的理由就是感冒头晕。我对俞渤、郝桂桥、陈九英、周作舟说，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是被动的等待太阳，还是向太阳奔跑，去迎接太阳呢？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当然选择迎接。
在起义前的2周，也就是1948年12月3日，郝桂桥所在机组的领航员离开，我接替领航员任务来到南京。到南京后地下党组织告知3天后联系，并称起义飞机可以在解放区任何一个管控区降落。
为隐蔽我和郝桂桥有一个暗号，点头表示立即起义，摆头表示原地待命，郝桂桥告诉我俞渤其实是一名地下党支部书记，这时我才知道八大队内早就有人准备起义了！
1948年12月16日，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空勤食堂的告示牌上，写着一则通知：12月16日晚饭后，到新生社（原国民党空军俱乐部）开会，蒋总统要接见全体飞行人员。
之前准备起义的计划可能泄露，国民党对飞机管控非常严，这次机会太难得，大家决定利用这次召开大会的有利时机，提前实施起义计划。
趁着蒋介石开会的当晚8点，我们5人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南京上空，8点15分，5枚炸弹从南京上空投下。可惜，投弹系统早在头一天晚上被潜入机场的另一批地下党们破坏了，我们投下的炸弹，没有炸中总统府。
正在给空军训话的蒋介石听到轰炸声后，从侍卫手中接过军帽，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气冲冲转身走了。
我和俞渤等人投下炸弹后，把飞机航向对准正北，加大了油门，向解放区方向飞去。机械师陈九英检查油箱的总量，发现油料只能飞5小时，燃油不够飞不到东北（原定计划飞往辽宁安东地区）怎么办？他把这一重大情况立即报告了俞渤，同时建议飞机改飞石家庄。
晚上12点左右，飞机飞到了石家庄上空，晚上的石家庄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原来我们被误会成前来偷袭的国民党飞机，地面的灯光被紧急管制了。高射炮弹的道道火光不时在飞机的前后左右划过。俞渤将航行灯打开了再关闭，半闭了再打开，反复数次，但高射炮火仍在继续发射。
我们以前都没有飞过夜航，现在又遇到了如此复杂的特殊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个人都急得直冒冷汗。估计是解放军发现我们没有还击，就没有再向我们发射了。
1948年12月17日凌晨1时许，油量表的红灯亮了，只有20分钟的油量了。突然，地面燃起密密麻麻的火把，从空中望去构成一个长方形。这时我们5个人也几乎同时喊道：“跑道！跑道！”原来地面的人终于明白了飞机的来意，点起火堆将跑道照亮，凌晨2点15分我们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地面。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驾机起义给敌人造成了多么大的震动！1948年12月17日，美联社播发了一则消息：“国民党首府南京，昨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据权威人士说，炸弹是从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上不慎掉下来的。”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我们起义人员。周恩来握着我的双手亲切地说道：“
1949年8月，我受中央军委航空局指令，奉命开辟中苏第一条民航航线。当时我们人民空军还没有航空地图，我在图书馆只找到了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C47运输机出发了，一上天却发现地图误差很大，从兰州到徐州误差竟超过100公里，只能靠地面目标寻找航路。从北京飞到太原后，又往兰州飞，这时飞机的空速管出故障了，速度仪、导航仪全部失灵，飞行员只能盲飞。
我往机窗外寻找地面目标，忽然看到了黄河，我告诉飞机驾驶员，飞到黄河再转90度角，顺着黄河飞，就能到兰州。当天晚上，飞机有惊无险地降落在兰州，第二天继续起飞，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再从酒泉飞到哈密，我们就是这样开辟了中苏第一条民航航线。
新中国第一支人民空军飞行队成立于1949年的初秋时节。当时，北京已被定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都，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京筹备，为了确保第一届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安全，周恩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接见了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指示我们尽快组建一支空中防空力量，来保卫北京的领空，并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
1949年8月底，我们接到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命令，我国第一支空军飞行队正式组建而且我已经被有关部门选中，并在开国大典中将要与邢海帆等飞行员驾机表演，接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当时，我们要面对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距开国大典仅一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二是南苑机场的飞机不仅旧而且杂，维修任务重，安全压力大。三是飞行和机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在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学习飞行的长征干部，又有国民党起义人员，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由于飞行经历、技术水平和所飞机型的差异，这样一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要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困难重重。
为了天安门上的一飞，我们一共训练了两个月。那时我驾驶的接受检阅飞机是加拿大生产的蚊式轰炸机，除了发动机以外，螺旋桨、机身等很多东西都是木头的。其他的就是P－51野马式战斗机、C－46运输机，一共17架。
那是一段紧张忙碌的日子，每天破晓我们就开始做准备。飞行、开会、讨论、解决技术难题，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尽管这样，但10多天下来，我们对能否完成这次受阅飞行任务仍然没底。我们向飞行队主管邢海帆建议，能否向军委请示，先在受阅飞行航线上，搞几次受阅演练。经请示，中央很快同意了。
在邢海帆的带领下，我们完成了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并拟定了将17架飞机分成6个小队通过天安门的飞行预案。同时，考虑到此次受阅是人民空军首次亮相，为了让编队飞行井然有序，还要对不同飞机的航速作了计算、提出明确要求。人民空军当时飞机数量太少，有人提出9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接在6分队后面，再飞一次的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了演练和受阅实施方案。
当时，我是在长机——蚊式轰炸机的领航员位置上接受检阅的。
我们按照受阅飞行预订的起飞时间起飞后，先在东郊双桥上空盘旋编队，并从这里由东向西飞行。进入航线飞行后，3个P-51战斗机分队在前，4分队两架蚊式轰炸机随后，接着是5分队的3架C-46飞机和6分队的1架L-5通讯机、两架PT-19教练机。在6个编队中，除两架蚊式飞机是“一”字排列外，其他各分队都是“品”字编队。按预订方案，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先直飞再右转，沿北京外围飞行，与6分队接上，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前后都有9架P-51型战斗机，而受阅飞机也就由17架变为26架。
我们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由东横贯北京全城，在天安门上空飞行只有1分钟左右，我们看到整个天安门密密麻麻的群众。我想，毛主席就在其中，他一定看到我驾驶的蚊式飞机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阅兵，新中国空军全部家底只有蚊式战斗机、p51战斗机、c47运输机共17架。开国大典阅兵，张祖礼担任长机领航员的机队飞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
完成受阅飞行，返回南苑机场后，我和邢海帆等9人又接到参加国庆宴会的通知，大家还沉浸在受阅飞行的喜悦与自豪中以至于赴国宴时，竟然连飞行服也没有换下，大家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席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还专门来向我们敬酒。总理和总司令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他们还勉励我们继续努力。总理和总司令的话，让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
1949年8月，我是首航北京到酒泉的第一人，1952年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斗，后在中国民航飞行学校任教，1983年7月加入了共产党，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