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廿二史札记》
都说宋朝是读书人最好的时代，而从在宋朝灭亡500多年后，生活在待遇士大夫亦颇优厚的清朝的赵翼对宋朝那满是追忆和向往的记录来看，想必“宋朝遇士之厚”已然是百代之共识了。那么宋王朝到底做了些什么？才会让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对他如此魂牵梦绕，念念不忘呢？
一：崇文重教——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就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就曾对建国之初的宋太祖迫于现实的无奈而不得不选择与当时刚刚崛起但势力却极为可观的庶族士大夫合作的事实有所分析。但政策虽说是定下来了，可对于刚刚从“五代十国”的大乱之世走出来大宋百姓而言，他们又哪里能够马上领会宋太祖赵匡胤的良苦用心呢？毕竟，就当时“天子无定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现实而言，谁又能保证宋王朝能够一直走下去呢？所以，对于当时渴望建功立业的有志青年而言。“弃武从文”都是一笔不划算且不明智的买卖。
有鉴于此，雄才大略的宋太祖随即决定以举行科举的方式来向天下的文人士子表明自己矢志求治的决心和魄力。于是，在继位仅一个月后，宋太祖悍然无视国家尚处于战争之中的现实，在汴梁开科取士。以此来向天下人展示大宋王朝渴望“偃武兴文”，与天下人士子共治天下，天下百姓共享太平的心愿。
不仅如此，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朝廷“无材不取”“无材不用”，凡有一己之所长皆可以举仕以为民但诚意，武将出身从宋太祖开始了其对科举制度大刀阔斧的整改运动。
1、一改隋唐以来独重进士与制科的惯例，对科举的类目和等级进行细化，以此为天下人才广开方便之门。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
2、为防止隋唐以来就普遍存在的“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情况再次发生，进而最大限度的保证寒门庶族子弟权利，宋太祖专门下令，凡“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合格乃赐第。”且不说这条政策能否得到严格的落实，可单就宋太祖对待天下寒门士子的态度而言，就足以令那些日夜期盼能够“行圣人之道，致尧舜之政”的读书人喜极而泣了。
3、在全国境内设置专门的应考场所，而对于前往地方主考的考官也是一再甄选。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空前绝后的“糊名法”，进而行之有效的避免了私相授受和偏帮偏信之事的发生，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考试的公平公正。
4、对于多次参加科考，却因为才力不济而始终未能猎取功名的人，宋太祖为了“嘉勉其志”，不惜特地为他们增设“恩科”之称，后世所谓“恩科进士”就是由此而来。
开宝三年（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 盖自此始。
5、而相对于以上几条措施而言，一方面为了使天下士子能够死心塌地的为赵家服务，另一方面则出于尽可能避免门生故吏遍布朝堂的派系势力的产生。貌似粗豪而实则精细的宋太祖竟破天荒的提出“亲临试”的要求，而也正因此，后世经过皇帝亲自选拔而获得功名的人也就有了所谓“天子门生”的响亮称呼。试问，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里，还有比这更荣宠，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吗？
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而就在宋太祖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得以彻底贯彻之后，那些心怀观望之情的文人士子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渴望，纷纷加入到猎取功名的行列之中。所谓“此消彼长”，随着文章风气的盛行，兴武的念头自然也就逐渐淡漠，建国不过数年的大宋王朝竟俨然有了些许“致治”的模样。
二：偃武兴文——丞相非文官不能任
国人向来注重修史，因为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让人“以史为鉴”。但人的记忆却又是如此神奇——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五代十国”以来第一个实现版图统一的大宋王朝，竟然会选择性的对曾经繁荣强盛、万邦来朝的大唐视而不见，而只将眼光死死的盯着由“四分五裂，兵燹遍布”的五代十国的原因。
太祖谓赵普曰“: 五代 方镇残虐 ,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分知大藩 ,纵皆贪浊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
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在因为战功而迅速崛起的名将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时，负责台谏但文官集团才会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气势汹汹，急不可耐。甚至于连素有清誉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对其群起而攻之。并为此而不惜摇动手中的笔杆，鼓动群情，煽动舆论，以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青每出 ,辄聚观之 ,至 雍路不得行”为由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直至将青春正盛，年富力强的狄青逼死才善罢甘休。
所谓“上行下效”，就诸名臣不顾声望廉耻而集体针对狄青的情况来看，赵匡胤当年所倡导的“以文抑武”的战略显然已经深入人心。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片面极端的治国之术的引导，不仅使天下人在心中培养起一种“蔑视武人”的观念，出现了“但愿读书，不愿从军”的恶劣后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宋代亦因此而背上了“弱宋”的称呼。但或许这也就是赵匡胤所期望达到的政治效果吧。毕竟，不管怎么看，搦管临朱，吟诗作赋的文人雅士都要比手持刀枪，横行无忌的武人来的安全而靠谱。
三：君臣共治——殚天下之财以奉养文士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稻梁谋。”伴随着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大宋王朝的“文治”终于又踏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峰。统治者极力倡导的“以文为贵”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并在经过长时间的现实积淀和利益驱使之后成为一种潜意识的仰慕与追求。从此之后，宋人读书求学之风大盛。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亦因此而应运而生。
“为父兄者 ,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 ;为母妻者 ,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今 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当然，“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纯粹的口号是不足以鼓动起天下人的读书欲望的，即便贵为皇帝亦是如此。所以说，宋人文风鼎盛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读书人能够享受到最优厚的国家待遇。据《宋史.职官志》记载：
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此正俸也。
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此亦正俸也。
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
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
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
据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便是五百年之后的赵翼也要对宋代的官员感叹连连，歆羡不已了。但这却仅仅只是俸禄而已。因为在《宋史.职官志》中还记载着更加动人心魄的赏赐：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
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絁紬平其直给之。
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朝廷这种不仅提供优裕的物质条件，使你免于身家之虑，而且还最大限度的满足你精神层面的需求（进士及第者，升迁极快）并给予人格上的尊重（宋太祖曾立碑发誓不杀士大夫）等诸多因素的助推和催化，才有了后来“普天之下莫非读书讽诵之声”宏大局面。
但“万事皆有其法，其过犹不及。”过度的宣扬和盲目的扩招势必会造成“人才”的冗集，进而带来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但“疾驰之车焉能骤停？”事已至此，即便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由于利益的纠缠和既成的大势，他们又能怎么办呢？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宋这辆大车在惯性的驱使下疾驰向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