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有一个日本青年学者来到苏州专门学习吴语方言，这个青年名叫高仓正三。从1939年抵达苏州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的出租房，到1941年3月13日在苏州盘门新桥巷的苏州医院内孤独离世。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高仓正三请家庭教师学习吴语方言，一边整理吴语发音和文法，一边为日本国内杂志撰写文章，闲暇时游览苏州园林古寺，也和同道朋友溯长江而上领略中国名胜古迹。高仓正三喜欢把生活点滴记录下来，直到因病去世前半个月还在写最后的信与日记，在他死后，兄长高仓克己和在京都大学的导师吉川幸次郎出版了他的日记，名为《苏州日记》。
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
一个纯粹的学人
现在很多新苏州人都不愿意学习苏州话，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期间会有一个日本人不远千里来学习苏州话。但是如果您对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略有了解，就很容易理解了。
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景仰从唐代开始，当时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前来学习中国文化，那时候中国文化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让孤悬海外的岛国小民高山仰止。
近代以来，西学日盛，起源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传入日本，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才形成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日本的文化学者将中国地域文化当作一种社会风俗、民俗传统的观察对象，因此在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资助下和日本外务省的协助下，青年学者高仓正山来到苏州，学习整理吴语方言，并对相关的风土人情进行观察、记录和研究。
在苏州期间，高仓正三经常往返上海、杭州，采购很多地方语言的戏曲唱片、古典书籍、文学作品寄往日本国内。博古斋、觉民书社、同文书院、公署、护龙街口的书店等等淘书的地方接连出现在日记里。高仓正三痴迷地收集《四部丛书》《古史辨》《乐府古辞考》《初学集》之类的古籍，极度推崇俞樾、章太炎等国学大师，推动日本领事馆修缮章太炎的墓地。也读冰心、郭沫若、刘大白、、闻一多、沈从文这一批当时的中国作家作品；他研读《中原音韵》《古音丛目》，也读《九尾龟》《何典》之类的吴语小说来学习音韵。他非常赞赏叶绍均（叶圣陶）的著作，也很爱看丰子恺的漫画，甚至买了一套寄给自己的侄子。
苏州话很难学，仅在日本国内学习过北平官话的高仓正三面对苏州话毫不畏惧，他说：“游狮子林时，在亭子里听他们哼哼昆曲，曲调优美，连一窍不通的我都感到十分有趣。”到后来，听昆曲和到北局书场听评弹成为常态。为了研究吴语，他购买了大量的昆曲、弹词唱片，并详细地记录下名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还记录了王美玉、云秋兰、马骏骅等期他戏曲类型的演员的表演。
高仓正三请了两位老师教他苏州话，一位是当时省政府某张姓科员的女儿，每日两小时，每月二十法币，一位是男性，每月十二法币。凭着一股子热情，这个才来苏州一年半时间的日本人，竟然已经可以用苏州话和当地人对话，并能把民国作家写的童话、书简和戏曲等改写成了苏州方言。他写了《苏州志略》介绍苏州历史，而他所著的《苏州语辞典》底稿和收集的一千多条苏州话词条，被其老师吉川幸次郎认为“把颇具魅力的苏州语的发音带给了我们学术界”。
丰子恺《豁然开朗》
一个贫苦的青年
在阅读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那些无处不在的窘迫和困苦。他常常扳着手指头生活，资助的钱到了银行或者领事馆，都是第一时间去领出来，出去兑换，虽然日元比法币保值一点，但是最终还是要换成法币。法币一直贬值，拆东墙补西墙，买书买唱片要垫钱，苏州的冬天非常寒冷，添置棉衣棉裤耗费颇多，生活处处都需要钱。
“十二月二日，早上去了台湾银行（日本人在苏州开办的银行）……回来与管家婆婆结账。木炭三袋计十元八角，脚炉一只两元八角，汤婆子两元一角，洗裤子一条三角，木炭一袋三元六角，蜂窝煤五角。”
“十二月二十二日，去大丸百货商店买灯泡，因种类多而买了不少，每只灯泡五十五钱，洋袜每双五元五角，衬衫一元八角，手帕八十钱。到观前街一看，灯泡高达每只一元，差价之大，令我咋舌。购买以上货物，已用尽所带钱款。”
“十二月二十九日，自从到苏州以来的三个月，月月都是赤字，所带来的钱到这个月也已垫空……这儿的物价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地上涨，因为有规定，我只能节俭地去过日子，能够给我加百分之五十也就心满意足了。无论如何请先生多加费心。如可能的话，最好能从我来苏州的第一个月开始加起。这也许是得寸进尺的要求，不胜惶恐不安，请您多加宽恕。”
高仓正三的集体主义意识比较强烈，即使这样入不敷出的生活窘境下，调薪一事也不愿自己一个人提出，他知道在北平还有四位像他一样的学者，他希望五个人能联名申请调薪，避免自己显得突兀和不合群。“给我的来信说我们四人联名不联名均可，但我认为还是联名的好，请你们与在北平的三位在协商的基础上写好一封陈情信，留下我署名的余地给我寄来，或者请佐藤先生带来也可。”
高仓正三向外务省申请的差旅费补助500元，收到后，他首先感谢了苏州领事馆照顾和帮助。“回家后给张女士二十元，朱爷十二元。另买化妆袋六十五钱，鞋和挎包二十九元。还向林借的两百三十元。”这500元到手还没焐热，就只剩200元了。
东方研究所的资助不足以涵盖生活的开支，高仓正三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一方面帮助上海的日本国内的杂志翻译中国的著作，一方面通过苏州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日语教学兼职，“决定应邀讲课，时间是星期一、二、四的白天和星期二、四、五、六的晚上，哎呀，这下又可以作为研究经费了。还掉借款，付掉房租，竟还有六十元余款。”
除了学习、工作，高仓正三还记录了苏州的物价情况，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平均每笔消费明细都会记入日记。这是一个收入拮据，常常入不敷出，每月赤字的苏漂日本青年，为了生活能过得下去，衣食住行总是精打细算，苏州杨梅上市，高仓正三一边怀念家乡的杨梅，一边感慨已经数月没有吃过水果。
一个孤独的旅人
父母在，不远游。高仓正三来苏州的前一年，母亲去世，他在日记中记载着，“昭和十四年（1939年），八月二十四日，母亡”。就这样，一个了无牵挂的年青人远赴重洋，来到中国。
除了少数旅行时间，高仓正三在中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苏州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的出租房中，夏天蚊虫叮咬，冬天衣被单薄，没有母亲的叮咛，没有父兄的照顾，一切只能靠自己。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贫苦生活，使得高仓正三同时染上了伤寒和肺结核，1940年10月份，入苏州医院治疗，入院后高烧不止，“二月二十七日，阴。体温为36.8℃、37.2℃、38℃、38.6℃。整天云层低重，萧索而凄凉。给哥哥写回信。午睡时体温有所上升，四点以后脑袋炸裂似的疼痛。汗一直从晚八点多出到十点多。但一出汗头就不痛了。只要天气稍冷，我就受不了”。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因为没钱，甚至护工都不辞而别，喝水起夜均很为难。病情反复，终于不治。
高仓正三临终前半个月最后一封给研究所浜田先生的信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在1940年十月底他曾向苏州领事馆警察闰间借过三十元，请研究所帮忙还清；第二自己所有的藏书捐赠给研究所。高仓正三之将死，尚记得欠朋友的三十元钱而心中不安，设法弥补，高仓正三之将死，这个年仅28岁的青年学者所有的财产大概就是几百本书。
高仓正三的哥哥高仓克己听到弟弟病危的消息后赶紧乘船西渡。十三日那天，船还在东中国海的海上航行。另据说在他离开人世时，照看他的护士也巧不在病房。高仓正三的导师吉川幸次郎在日文版《苏州日记》的《跋》中长叹一声，这位学生高仓正三正可用“天涯孤独”四字来形容了。
这个学习吴语方言的日本青年，在中国不满三年，除去病中半年，学习的时间不到两年，略有小成。我们不知道高仓正三生命中最后半个月的想法，因为日记戛然而止，语言学研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故土家乡又是那么遥不可及，生前生后皆茫茫。就这样一个孤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姑苏城中，来时一人，归乡时已是一抔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