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行逆施,蒋军四犯苏区
1931年9月,正当蒋介石为其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惨败而懊丧,又为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进军湖南而苦恼,也为怎样铲除广州的江精卫、孙科的第二个“国民政府”而绞尽脑汁的时候,觊觎中国东北很久的日本军国主义于9月18日悍然出兵进攻沈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9.18”事变。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镇压革命力量,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东北军几十万人马遵令退进山海关内,随即日本军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准备向我华北侵犯。我东北3千多万同胞,1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就这样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9·18”事变发生后,全中国人民无不激愤,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及其他一切爱国者,纷纷行动起来,坚决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立即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场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运动席卷全国。但是,蒋介石反动派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蛮横地拒绝全国人民抗日的正义要求,残暴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实行白色恐怖,坚持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积蓄力量,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一方面在国内大肆搜刮资材,并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借款,购买大批武器装备的协议,另一方面竭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革命政策,他引用《孟子》“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作为他坚持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反共内战的理论根据。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剿共问题起草委员会”专门策划镇压革命的计划。1932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匪”会议,并成立了以他为领导核心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专门用以指挥对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又任命了以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来统领江西、湖南、广东和福建四省的国民党军队,并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行动。同年6月,蒋介石第二次在庐山召开会议,认为他在组织上和力量上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开始策划“围剿”的详细方案。蒋介石根据各革命根据地处于彼此分散、隔离、相互联系和配合作战非常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分区“围剿”,逐步转移重点,各个击破的策略,并制定了完成其“围剿”战略的两步计划:首先,为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包围,集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然后,再集中兵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蹂躏,坚持他的反共、卖国政策,倒行逆施,悍然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政,又一次把反革命的毒手伸向了苏区,鄂豫皖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没有采取诱深入,隐主力,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命令疲惫的红军与敌人的主力作正面的硬拚,致使红军投有抗住蒋介石“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进攻,红4方面军被迫撤离了根据地,向西转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王明路线的推崇者夏曦同志的错误领导下,也很快处于被动地位,湘鄂西根据地红军最后也不得不数离出根据地。蒋介石在迫使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转移后,实现了他第一步“围剿”计划,便迫不及待地准备集中兵力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自到南昌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2月上句,蒋介石设立“南昌行营”,任命顾祝同为“围剿”军总司令,朱绍良为右翼总指挥,陈诚为中路总指挥,蒋光鼐为左翼总指挥,并决定以陈诚的中路军为此次“围剿”的进攻主力。敌陈诚的中路军,辖1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此次进攻他们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部。陈诚将自己的中路军编为3个纵队,组成3路强大的突击兵团;第1纵队由罗卓英任指挥,辖3个师(肖乾的第11师,李明的第52师和陈时骥的第59师),由乐安宜黄向广昌进攻;第2纵队由吴奇伟任指挥,辖3个师(李默庵的第10师,周至柔的第14师和吴奇伟兼师长的第90师),由南城向南丰、康都进攻;第3纵队由赵观涛任指挥,辖4个师(周浑元的第5师,周碞的第6师,李延年的第9师和王锦文的第79师),由金溪向黎川进攻,刘绍先的第43师为预备队。蒋介石准备套用他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进攻的“成功”经验，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迫,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大军,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实行围攻,将中央红军主力载断并包围在广昌至建宁一线进行决战,予以歼灭,而后再转向南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实现其第二步消灭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美梦。
南丰失利,红军改变策略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6届4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和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1931年11月初,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左”倾统治的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团积极推行“左”倾政策,他们反对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故略方针,诬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而我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东北地区发展,并反对红军进攻敌军坚固设防的曦州等中心城市。这种实事求是、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正确意见,竟然遭到“左”倾政策执行者的批评,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后,毛泽东同志被从前线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不久又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2年2月,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干预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左”倾统治的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坚持实行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进攻敌人中心城市,以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然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红军指战员深知前三次反“围剩”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因此此次反“围剿”,红军广大指战员仍要坚持“诱敌深入,打运动战,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起草了红军的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兵力”的伏击战和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这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是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翻版,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坚持要红军主力勇猛地主动攻击敌人所占据的城镇。
2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遵照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从黎川兵分三路向驻有重兵把守的南丰城攻击。守城的敌第8师陶峙岳部依城凭坚固守,负隅顽抗。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未能攻下南丰,且伤亡达4百余人。敌中路总指挥陈诚见红军主力攻击南丰城,急忙派兵向南丰袭来,敌人的第2第3纵队分别向南丰、黎川逼进,对红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周恩来、朱德针对红军所处的危险情况,致电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根据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攻打敌人固守的城市,不仅不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进攻部署,反而捆住了红军行动的手脚,便利了敌人的行动,这样对我军非常不利,因而建议中央局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红军先行撤退,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改变敌动我静的关系,等待有利的战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中央局在战争严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意见。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但此时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红军指战员得知中央局改变攻城计划后,非常高兴。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下令红军主力向根据地内撒退,并调红11军在黎川一带迷感,牵制陈诚的第2,第3纵队,红军主力向根据地宜黄、乐安以南的东韶、洛口一带转移,。敌中路总指挥陈诚,在红11军的述惑、牵制下,认为红军主力仍在建宁、黎川一带,他命令其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以堵截红军西进和南进的归路;命令第2纵队由南城向东推进,以侧击红军的东端;命令第3纵队出击黎川,攻击红军的正面,于是,敌军的3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黎川、广昌扑来。此时,红军主力由于行动迅速,秘密前进,已经回到了东韶、洛口、吴村一带,隐蔽集结,作好了随时出击敌人的充分准备,等待着有利战机的到来。
黄陂大战,红军首次告捷
2月下旬,红军总部召开了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同志通过详细分析敌情,发现敌第1纵队的第52师和第59师在开往黄陂的行进途中,有一脉高耸绵亘的大山岭——摩罗嶂,将这两个师隔断,使他们之间的联系、协同都极为困难。因此,红军总部经认真研究,决定集中兵力在敌第1纵队进犯的必经之地黄陂一带,选择有利地形,以大兵团的伏击战围歼这两个师的敌人。伏击阵地选择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2月26日,红军总部作了最后的作战部署:红军主力编成左右两路纵队,红1军团、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路纵队,由彭德怀、聂荣臻、膝代远等同志指挥,由苦竹、玉都一线分两路平行北进,侧击敌人;红5军团、红12军、红22军和独立师为右路纵队,由董振堂、罗炳辉、陈毅、朱瑞等同志指挥,经东陂、黄陂向霍源兜击敌人。红军总部还特别指出:各部队在行进途中和进入伏击阵地后,一定要严密隐蔽伪装,封锁消息,务必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取得反“围剿“的首次胜利。红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当时,天正下看大雨,道路非常泞滑,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斗志昂扬,歼敌心切,右路纵队的红1军团,经跃龙坪,小口等地,向蛟湖,大龙坪,登仙桥疾进,红3军团经王都,下,南湾等地,向下庄、桥头等地疾进;右路纵队的红5军团,红22军和红12军等部,先后从侯坊、界上、界上等地出发,向黄陂,霍源一带疾进,各路红军克服天用路滑,山高路狭、冷风刺骨的困难,士气旺盛,一路不顾休息,一天只吃一顿饭,力求迅速占领阵地,经强行军,各部红军均已进入了阵地,作好了战前的最后各项准备工作,5万红军指战员保持着严格的肃静,准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罗卓英的第1纵队,是北路敌军的右翼,是蒋介石的“掌上明珠”,其所辖的第11,第52和第5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他们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外国造的一些自动火器,并且各师的兵员充足,给养供应非常充分,战斗力十分强大。作为第1纵队指挥的罗英本人则刚刚被陈诚所提拔,这个“暴发户”因此十分猖狂,一心报答主子的恩宠,来不及宣誓就职就匆匆奔向前线,并叫嚣打下广昌后再补就职典礼,他率领第11、52、59师,一路上疯狂“进剿”,直奔广昌袭来。
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自恃他们部队的装备精良,火力猛烈,兵员充足,给养优裕,气焰十分嚣张,一路打头阵,横冲直撞地向根据地的黄陂一带闯来,为了抢头功,他们强迫部队冒着大雨向前推进,他们还以为他们这两个精锐师可以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哪里会想到摩罗嶂这个大山岭把他们完全隔断了。
红军为了迷惑敌人,以乐安军分区司令致乐北军分区司令名义,写了一封密信,并有意让敌人得去,信中说:“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大危险。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李明和陈时骥本来就认为红军主力在南丰一带,得到此情报以后,如获至宝,更加确信在他们的周围设有红军主力,因此骄矜懈息,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向前推进。
2月28日,天下着蒙蒙细雨,而且大雾弥漫,好似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张辉瓒时的天气。敌52师在师长李明的率领下沿着大平圩、固岗的崎岖山路,向登仙桥、大龙坪一线走来。此时,我红1军团、红3军团的指战员们正隐蔽在登仙桥、大龙坪一带的密林中,他们精神抖擞,勇气百倍,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来的敌人,就等着指挥员下达进攻的命令了。中午,敌军的大队人马渐渐地进入了大龙坪一带的狭长山谷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桥头,师部随后,后卫部队还在登仙桥地区,队伍拉开一条线,首尾不能相顾。敌人漫不经心地向前走着,山谷中传来了敌军人员的喊叫声和骡马的嘶叫声,以及机械的碰撞声。敌师长李明依然那样悠哉悠哉地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在他周围红军的千军万马。
突然,高山上出现了红军指挥部发出的进攻信号,刹那间,几百支冲锋号一起奏响,早已按捺不住杀敌激情的数万名红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将敌人的队伍拦腰截成了几断,分割包围,展开了一场大的歼灭战。枪炮轰鸣,杀声四起。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晕头转向,惊惶万状,过了好长一阵,敌师指挥部才命令敌军就地抵抗,红军炮兵营的火力立即指向了敌师指挥部,一阵猛烈的轰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垮台了。敌人本来就首尾不接,互相不能照应,加上指挥系统的瘫痪,一时间,象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跑,乱窜,东碰西撞,乱成一团,红军以压倒的优势向敌人猛攻,敌人丢盔卸甲,纷纷举手投降。敌师长李明在战斗中被红军的枪弹击中,身负重伤被俘后被送至苦嘴坳,因伤势过重,不久便死去。
太阳快落山时,战斗已临近尾声,敌军大部被歼,红军战士仍在山谷、密林中搜寻敌人残余,那些东躲西窜,狼狈不塔的敌人,被红军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到28日上午,战斗全部结束,敌左翼第52师基本被歼灭,红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再说敌陈时骥率第59师,一路直奔黄陂,与李明的第52师成两线分别排开。沿途陈时骥的第59师不断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扰,陈时骥还以为这是红军乐北军分区的阻击部队,因而更觉大有加速前进的必要。他命令部队快速闯过红军的阻击,向前疾进。红军小分队将计就计,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装作溃选的样子,因此,陈时骥更加骄横,对红军毫不在意。2月27日中午,敌人进到了霍源地区。霍源位于黄陂西北15华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十分险要在群山之中有一条狭谷是通往黄陂的唯一道路。红22军、红5军团等部队早已按照作战计划在这里选好了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准备伏击敌人。上午12时,敌人进入了山谷,红22军立即与敌人打响,随后战斗逐渐展开。红军为了全歼敌人,派出部队绕道至敌人的侧后,将敌人分割成数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指挥瘫痪敌人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急忙进行抗击,当时正有大雾敌人对地形又不熟,找不到目标,胡乱放枪,敌人前队打中队,中队打后队,互相厮杀,乱作一团。
霍源一带的面谷里到处是喊杀声、枪炮声,红军发起了总攻，战士们个个勇猛无比,奋勇向前冲击。敌人全线崩溃了,纷纷夺路而逃,陈时骥带领着不足一百人的残兵败将,急忙向密林中逃去。慌忙中,陈时骥写了一封信给第52师师长李明,信中说:“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他哪里知道,此时的李明早已成为阎王爷的府下之客了。陈时骥派了一名卫兵前往送信不久,送信的士兵被红军抓获,红军立即前往搜索,终于在一座小庄里抓到了陈时骥。此时,山谷中的战斗早已结束敌第59师大部被歼。
中央红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分别歼灭了敌第52师和第59师,共击毙俘获敌师长2人,旅长2人,正副团长10余人,俘敌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械1万余支,火炮40余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弹药、粮食、银元,以及红军极为缺少的药品、通信器材等等。这次胜利,使红军拥有了许多外国制造的自动火器,增强了红军作战时的火力密度,提高了战斗力。红军战士风趣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从第一次“围剿”就送给我们大量的武器装备,一直送了四次,还真舍得花本钱,我们真应该“感谢”他呢。敌军两个现代化师被红军痛痛快快、干净麻利地歼灭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立即给陈诚下了手谕“唯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之隐痛。”陈诚更是惊恐万状,大骂罗卓英。罗卓英也垂头丧气,大声哭泣,这个“暴发户”再也没有庆功典礼加就职典礼的“荣耀”了。
东陂再捷红军再显神威
敌第1纵队被红军歼灭了两个主力师以后,打乱了敌军全线作战计划。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不得不改变原作战计划,将原来的3个纵队改为两个纵队:前纵队由吴奇伟任纵队长率领第10师、第14师和第90师;后纵队由罗卓英任纵队长,率领第5师、第9师、第11师和第59师残部第175旅。陈诚整饬完部队以后再次向根据地纵深进犯,这次陈诚改变了3路纵队“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而采取两路纵队前后重叠,一前一后,交替掩护,轮番进攻,中间突破的作战方式,陈诚判断红军在黄陂打完仗后已向广昌转移,便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向广昌,企图在广昌与东面的敌蔡廷锴部、西南面的敌余汉谋部协同,一举包围红军主力,聚歼灭,挽回他失败的面子。
红军在黄陂大捷后,主力立即向东、小布、洛口一带转移,隐蔽集结,短暂休整,做好随时出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寻机歼敌针对敌军进攻策略的变化,以便再创造歼敌的机会,周恩来、朱德同志经研究后决定,再派红11军佯装红军主力,以积极的行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牵着敌人的鼻子,沿新丰、甘竹向广昌前进,将敌人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拉大,使其前后不能重叠,相互不能策应,造成红军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条件。红11军遵照命令,一路上大造声势。果然,陈诚上了当,他据此判定红军主力必在广昌无疑,下令吴奇伟的前纵队紧追红11军,并从罗卓英的后纵队中抽出第5师加强给吴奇伟的前纵队,急切地希望前纵队能抓住红军的主力,并进行决战。这样,罗卓英的后纵队就只剩下了第11师和第9师,以及第59师的残部了,且与前纵队的距离越来越远,当前纵队到甘竹时,后纵队才达到东草台岗地区。
红军总部根据敌情的变化,认为罗卓英的后纵队孤立突出,便于红军歼灭。红军总部立即决定以两个纵队在东到界上一带的山中埋伏,打击敌人一部,右纵队由红5军团、红12军和宜黄独立团组成,左纵队由红1军团、红3军团、红22军和红21军等部组成,分别从吴村、肖田和东韶等地出发,向东陂急驰面去。3月18日，敌后纵队分别抵达黄陂，东陂，第9师在东陂集中，第11师和第59师残部175旅在黄陂集中,3月20日,后纵队继续向前推进、红军状击部队放过了赶往敌前纵队的敌第5师,专等敌第9师、第11师和第175旅的到来,罗卓英率部向红军伏击圈走来、途中罗卓英着到这一带高山林密,一下子想起了李明、陈时骥被歼的情景、不仅浑身发冷,急忙命令部队后撤至东陂,并加固了防御工事、敌第11师进入草台岗一带。
根据此时各路敌军的所在位置,周恩来和朱德同志认为敌肖乾的第11师骄横、未作固守的充分准备,且罗卓英害怕自己被红军歼灭、不会轻易出兵增援第11师,因此,红军总部决定,以一部兵力切断第9师和第11师之间的联系,集中主力,围歼敌第11师。
3月21日,红军主力以迅猛的攻势向敌第11师袭来。红1军团绕过敌第9师在东陂的防御前沿阵地,并以一部分兵力佯攻第9师、牵制他们、使其不敢轻易出动,红1军团的其余部队协同红3团、红5军团、红21军和红22军等部,将敌第11师团团包围在霹雳山、雷公嵊、黄柏岭、观音山等地,并立即向敌军各阵地展开了进攻,敌军依托各个高大的山头阵地,以猛烈的火力阻击红军的进攻。此时、国民党空军的几架飞机也前来参加第11师的防御战斗,企图挽救他们行将灭亡的命运,在红军猛烈的攻击下,敌雷公嵊的西侧阵地被红军突破,使盘踞在该阵地上的敌第11师第63团不能对敌第9师张琼团实施火力支援,霹雳山上的敌人,依托山高的优势负隅顽抗,红军以快速的穿插行动,在该部敌军阵地的后侧发起突然袭击,炮兵以准确的火力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摧毁。红军战士迅速冲向山顶,终于攻下了霹雳山,红军继续发展胜利,到中年时分,相继攻克了雷公嵊、霹雳山、观音山等阵地,最后向草台岗的敌人发起了总攻,故人迅速溃散,乱作一团,这时,几架敌机在草台岗的上空盘旋,他们认错了日标,向下俯冲炸,扫射,刹那间阵地上的敌军又被自己的飞机杀伤许多,红车乘胜向敌人阵地猛攻,将溃散的故人全部歼灭,经过一天的战斗,敌第11师被歼,师长肖乾负伤后潜逃。罗卓英闻听第11师被歼后,吓得失魂落魄,只顾自已逃命,丢下第9师不管,带着1个特务营逃跑了。
红军歼灭敌第11师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向东陂的敌第9师发动进攻,经过战斗,又歼灭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军向黄陂、宜黄方向逃去。至此,敌军新的作战部署随着后纵队被红军歼灭而再一次全线解体,失去了进攻的锐势和力量,陈诚不得不命令部队向北撤退,经南丰向抚州落荒而逃,陈诚本想通过这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在将介石面前争得升官晋级的条件,他哪里会料到,他的精锐部队第52师、第59师、第11师和第9师,连连遭到红军毁灭性的打击,他的美梦成了泡影,陈诚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了他在南昌的寓所,闭门谢客,再也不敢出门了。
红军经过初期围攻南丰的失利,到继续贯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黄陂、东陂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寻机歼敌、在运动中以伏击战和运动战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主力分别向四面出击发展胜利成果:东面,红3军团进击闽西,击败敌第19路军;南面,红军于2月击溃敌1个旅;西面,红军于8月底在吉水大败敌军一部;北面,红1军团向浙赣边出击,相继攻克了新淦,金溪、乐安，抚州、丰城,使中央根据地同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的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加强,已发展到10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各5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