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真是盛世吗?

“康乾盛世”,很多人讲到康乾时期都会这么说。特别是二月河的小说和清宫电视剧,诸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等等出版播放以来,

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吹捧成圣明之君,把三代王朝形容成太平盛世。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康乾时期不但不是盛世,而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与盛唐相差不止一大截。

先看经济上的情况。大唐的贞观之治、开元天宝盛世,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经济发达,仅就农业看。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总耕地面积达到14,003,862顷(折合今市制为12.197亿市亩耕地)。农业工具的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促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五谷的丰盛直接体现在唐朝前期各地户口与垦田数量的增长。据估计盛唐时期全国人口约9000万人,有人说超过一亿人。人均占有粮食1450市斤。

虽然杜甫中安史之乱前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但那时一般百姓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因为征服给了农民足够的土地。“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还是杜甫的诗里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手工业方面:丝织业发达,唐朝的丝织品广泛沿用北朝的蜡缬法染色,并先后研发出夹缬、绞缬两种新染色法。织品图案亦受西域胡风影响体现出少许波斯风格。

陶瓷业发达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最为有名。

商业繁荣,大都市有长安、洛阳、广州、扬州。长安既是当时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文化繁荣,表现在科学技术、诗歌及艺术等方面。文学艺术门类多样,有诗歌、散文、传记、唐传奇等。唐代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丰富多样、大胆创新、高阔大气、辉煌壮观的特征,构成了唐代文化的独特个性。”

外交上各国纷纷来朝。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国商人到长安,使长安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国船舶也到达中国沿海城市,使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中国的造纸传到中亚,以后数世纪中,由阿拉伯人传入欧州,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唐朝这时“武功文治”,政治开明,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的顶点。这才是盛世应有的力量。


反观康乾时期,农业凋敝,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与唐朝相比人口增加了N 倍,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到了十九世纪初清朝全国人口约3亿人,人均占有粮食780市斤。

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的一百多年,江南的米价增长了四倍,田价更是疯长了十倍,

老百姓来买不起米,幸亏大明万历年间番薯引进到中国。虽然番薯味道单一,营养价值也不高,但是也可以用来果腹,所以有人把康乾盛世戏称为番薯盛世,也是有道理的。

康乾时期人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有一个英国使团来中国,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给了使团极其丰厚的赏赐,甚至连船上的黑奴都有份,金银珠宝、食品衣服不计其数。使者把吃不了都已经发烂的肉食扔进大海里,大清的穷人就围在岸边,见到扔进海里的腐烂食物就跳进海里疯抢打捞,带回家做食品。

使团中的英国人约翰·巴罗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康乾时期手工业也是凋零的,丝织业方面江南出织锦,但是由于宫廷大规模的征调,远远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的品种的锦缎甚至从此绝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辈就是管江南丝织业的。冶铁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据估计,在鼎盛时期,铁厂的工匠在2000人以上。而年产铁量也在70万吨以上。但康乾时期政府严格限制,曾经在大明的时候欣欣向荣的冶铁厂,清政府的态度就是关闭,对于不能关闭的,就抽之以重税。横征暴敛再加上粗暴干涉使手工业大面积破产。

经济的破落是满清政权从圈地开始造成的。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悲惨,以致“人民背井离乡,有父母夫妻同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者;有刮树皮抉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乌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清初的圈地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八旗子弟根本不懂农业生产,土地圈到手也不会耕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圈地同时加剧了社会矛盾,不但加剧了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加剧了满族八旗之间的内部矛盾。虽然康熙24年停止了圈地,但那时土地已经基本上呗圈完了。

由于满清入关时大量屠杀汉族人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据统计直接被屠杀的人民达千万之数,加上各种死亡的,清朝初年比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少八千万以上。人口下降,土地减少,农业自然破财,粮食自然减产,这哪有一点太平盛世的样子?

康乾时期不是盛世从文化上也能看出来。吹捧乾隆的人说他文治武功,十全老人。其实他文治方面的所谓成就就是编了“四库全书”,其实他编书的目的上为了销毁汉族书籍。乾隆以下旨修书为名,大肆从天下各大藏书楼中掠夺孤本书籍,借此机会销毁了大量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仅这部分书籍就高达13600余卷。焚毁的书籍,更是高达15余万册。更可恨的是,乾隆还趁机销毁了大量明朝的封存档案,其中尤其以天启和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为主,这些已经全部被烧毁了,很多历史事件都无法查证,只能听乾隆一个人说这段历史了。

文化上最可恨的是大兴“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

康熙时期有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案、朱方旦案;雍正时期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乾隆时期有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古稀罪”案等。

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康乾时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错过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

中国本来应该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早在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就有了发展,纸币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形成。但由于元朝取代了宋,落后的游牧民族代替了农耕民族,生产力倒退了几百年。到了明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中国出现,明朝时我国GDP占全世界的91%。但进入清代,又一次让中国的历史进程 开了倒车。随着欧洲各国都纷纷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工业革命纷纷到来, 我国GDP已经开始落后,加上政府机构腐败,国家政策失利 ,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乾隆在位六十年,英国人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的创造力喷涌而出,工农业产值成百上千倍的增长。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乾隆十三年,《论法精神》出版;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四十五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乾隆退位后第二年,华盛顿拒绝担任第三任美国总统。


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的投入使用。这都是乾隆在位时间,这位中国皇帝在干什么的?康熙会见英国使者时问:“贵国在哪里? 是否与我国接壤?”可见大国天子不过是井底之蛙。

英国使团为乾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没有对他产生丝毫的触动。乾隆皇帝用文字狱为手段,通过六十年的时间,把民众关进了他精心打造的牢笼里。他把中国人变的驯服、听话、忍耐力强,丧失了骨气和开拓精神。在“康乾盛世”的外衣下,蛮夷变成了文明人,而我们却退化成半野蛮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康乾时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中国开始与世界大潮分离的开始,是中国走上衰败的开端,是中国文化上醉黑暗的年代。奉劝那些为康乾皇帝唱赞歌的人醒醒吧,不要让历史重演,不要再错过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机了!